看完《国富论》,价值论的概念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给我一些感触,这个理论曾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出现过,可见他们两个人的远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仍具有时代先进性,也是一般人所不能意识到的,其实,这个理论,最早的提出者还是亚当-斯密,他是站在资本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利润是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说简单了就是剥削劳动力,只有这样,资本家才能不断的积累原始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循环往复,使得那些资本家越来越富有,同样,一个国家富有的资本家多了,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开始飞速发展,提高国民收入,整个国家就会积累大量财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资本多了,也就可以称霸世界了。
而马克思的价值论,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的,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上就是剥削劳动力,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使工人们的剩余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加班加点,使得资本家的腰包鼓了起来,而使工人们的利益越来越少,权利越来越小,马克思价值论的提出,主要就是为了让所有那些被资本家们压榨剥削的工人们,一致起来罢工反抗,改善这种不平等待遇,用无产阶级政权推翻这种资产阶级的恶习,让那些遭遇不平等待遇的工人们,重新获得应有的自由、权利和利益。
对于资本家过分剥削工人的无耻行为,历年来,都有人曾披露过,有记者采访过,有领导考察过,也有作家描述过。一方面,我很憎恨那些资本家,为了让自己积累更多的资本,就想方设法压榨工人,本来每个工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结果资本家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就让工人们工作十八个小时,工作时间延长了,但是工资依旧不变,这种超负荷劳动,换了谁都受不了,但是,工人们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累死累活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感谢资本家,开办工厂,给许多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不至于流落街头,饿死在荒山遍野。总的来说,资本家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既有利又有弊,我们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考虑负面因素。我个人认为,资本家在追求自己利润的同时,也要考虑工人的感受,总不能压榨压榨,再压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经济理论,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价值理论、公平理论、绝对优势理论、地租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公债理论、资本理论、赋税理论等等,一个人要想彻底搞懂这些理论,非花点时间不可,如果能活学活用,再好不过,要是能将亚当-斯密《国富论》当中的所有理论,能运用自如,并且运用在经济竞争中,可以在经济战场中百战不殆,财富越积越多。
《国富论》近百万字,要想一个字一个字的钻研,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本人时间有限,只是粗略的翻看过此书,文中的要点,有疑问的地方,还需要以后慢慢钻研探究。
《国富论》一书讲述的是分工、商品、劳动与资本利润。学者总结了理论后得出的是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作者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在18世纪就会有人得出适用三百多年的经济学理论呢?我想,应该是因为作者是亚当斯密。
为什么亚当斯密就能在三百多年前就能写出完美的理论呢?我查看了他的事迹,才发现,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写出这一理论是必然的,试问有那个经济学家能在17世纪中如此了解世界经济的资本情况?试问那个经济学家又会时刻保持着一份完美主义?试问哪个人会为了一本著作而呕心沥血?又试问哪个人会为了完美而把自己有缺陷的理论与手稿焚烧?这就是亚当斯密。一个经济学界的传奇。
他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本质出发,逐渐从不同的侧面中论证了社会经济的如何发展。在17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作者充分分析了蒸汽机出现的缘由。这不就是因为分工吗?分工不但促进了科技发展,还促进了生产力,无论是职业中的熟练程度与时间的消耗、还是工作的效率,都与分工脱不了关系。所以,作者在第一章就写上了论分工这三个字。
分工使社会更好地利用了人们的能力,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当人们从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中就能发现,自己在那个技能或制作占有优势,从而逐渐形成了分工。如此一来,社会就会减少了劳动力的浪费与能力的缺失。经过分工而得到的更强生产力间也会互相竞争,这就形成了市场。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源是什么?就是市场。在充分利用了分工的市场中,也会促进新生产力的诞生。可这并不是说明分工决定市场,只是分工促进了市场,市场反而控制着分工。
为什么呢?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上如果分工受到制约,那么这个制约因素就是存在于市场的广狭。如果市场狭窄,社会就会有过多的劳动力与技术资源。当这个量超出了市场的最大容纳值时。劳动资源的浪费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需要浪费的。这样,分工就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这就论证了为何古文明都属于河流沿岸了,因为河运带动了市场,有了一定的市场就会使分工的出现从而更充分利用劳动力与资源,促使着市场的发展。
而《国富论》中的第五章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中写的是一个人享受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富裕程度。如果一个亿万富翁,他只吃青菜豆腐,那么他就对市场消费没有促进作用。那么就与穷人没区别。人既然不懂享受,那么他的精神是低下的。一个人没有能力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或不愿意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只是一个守财奴。这样的人在亚当斯密心中并不富有。
而且亚当斯密还比马克思的思想差不多,而且比马克思思想早出现很多,他提出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就是说社会劳动率决定了商品的价值,所以怎么在社会平均劳动率上特出个人劳动率就是市场中的竞争。而且价值又决定了价格。而不是劳动决定价格。你可以花十年做一个木马,可我可以用十分钟做一个比你更好的木马。那么我就在个人劳动率上超过了你,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中,两个木马价格与价值都一样。所以,真正决定价格的是价值。由此可知增强国民财富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分工与市场竞争。
在社会平均劳动力中,可以分成社会平均成本,社会平均效率,社会平均利润等。而成本中的地租与工资受到价格波动较大的影响。所以一般价格是维持在自然价值之间、可又有些情况比较特殊。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发现了在垄断企业与机密文件中往往价格会恒定在真正价值之上。这就形成了超额利润。这种特殊情况一般存在于高于自然价值上,可是价格恒低于价值下,这钟情况更少见。因为价值决定了价格,所以很少存在价格长期低于价值之下的情况。
亚当斯密根据分工与价值、价格的分许与论证中得出了如果想提高个人劳动率,那么就必须要提高工资,这样能提高工作效率,使工人能更好地享受生活,为了市场的拓展做出努力。如果社会财富增加了,价格与利润也随之增加,这是一个促进与反促进的环形圈。
作为一个大学生,生活在发展中的中国上,一个急需发展市场的社会中。不管是否是攻读财经学的,我觉得都有必要读一读经济学中的《国富论》,这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不但能使自己进入市场打好一个发展基础,也能使自己能在市场风波中看得更清更远。
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页)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值(应该就对应于马克思经济学观的价值和价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作者开篇就说道,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同时否定了旧重农主义所谓土地是价值的重要来源的论点。
在《国富论》第四篇里,斯密对于如何能使人民富裕起来以及长期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即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论。确切地说,主要是揭露这两种学说如何阻碍国家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对前者,斯密坚决反对并给以无情的批判,对后者斯密有褒有贬。
在第一章里,斯密阐述了商业或重商体系的原理。在普通语言中,财富和货币被看作是同义语。任何一个国家都把积累金银视作是通向富裕的捷径,因此所有欧洲国家都试图积累金银,起初是通过禁止出口的方式。后来,商人便发现这种禁止极其不便,他们的理由是出口金银并不总是减少国家金银数量,而且这种禁止并不能完全阻碍金银的出口,因为存在走私;同时他们提出只能通过对贸易差额(顺差)的适当关注才能阻止这种出口。商人的议论取得了成功,“财富由对外贸易取得”变成了公认的信条。两个原则一经确立——财富由金银构成,出口价值大于进口价值时才能进口,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目标必然变成了尽可能减少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的进口,尽可能增加国内工业品的出口。因此,促使国家富裕的两大引擎在过去就是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
斯密紧接着在第二章到第六章中分别对过去认为是促使国家富裕的两大引擎——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利弊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批判。
限制进口措施的有两类:一是限制进口国内能够生产的供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不论这些货物来自何国,一律禁止;二是限制进口与本国有贸易逆差国家的所有货物。
通过高关税或者绝对禁止以限制国内能够生产的外国货物的进口,这样就多少保证了国内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业对国内市场的垄断。毫无疑问,这种垄断会鼓励特定的产业,引导社会劳动和资金流向享有这种垄断的产业。然而,这种引导并不都是有利的,它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促使人们利用资本在国内生产能够从国外廉价购得的货物,显然这很愚蠢;极少时候这种引导也是有利的:当某种劳动是国防所必须时,以及对本国同类制造品课税时,这时对外国商品施加某些负担一般来说将是有利的。
至于限制进口的第二个措施,即使按照商业体系的原则,这些限制也是不合理的,主要有三个原因。以英国限制法国进口的现状为例。首先,即使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是自由的,贸易差额将有利于法国,也绝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贸易将不利于英国,或者说英国的全部贸易总差额将因此更加不利于英国。其次,英国从法国进口的货物可以一部分再向其他国家出口,在那里由于可以卖得一个更好的价钱,也许可以带回一个与全部进口的法国货物的原始成本完全相等的回报。最后,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能够判断任何两国间的贸易差额究竟是在哪一边,或者说其中的哪一国出口达到了最大的价值。根据其他原则,这种特殊限制便更为不合理了。因为贸易差额论本身就是最为荒诞的东西。
对于出口的鼓励,有时是靠退税,有时是靠奖励金,有时靠与外国签订的有利商业条约,有时是靠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
斯密认为在所有鼓励出口的措施中,“退税”是最为合理的一个做法了,因为其可以保持社会劳动的自然分工和分配。不过,退税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有利的,退税只在下列情况下是有益的,那就是给予退税的出口货物是真正地向某一外国出口,而不是暗中又进入我国。
在英国,常常有人要求对出口给予奖励金,而且有时对国内产业的某些部门也给予奖励金。因为不能强迫外国人购买本国产品,于是提议付钱给外国人,让他们购买。重商主义正是建议以这种方法来使整个国家富裕,通过贸易平衡的方法把钱放进所有人的口袋里。然而,大家普遍承认奖励金应该只给予那些没有奖励金就不能经营的贸易部门。如果不靠奖励金维持商业,那么商人就会很快改变自身资本劳动用途转向其他领域。在谷物贸易中,斯密说强制的输出必然导致国内市场谷物的减少,提高国内价格,而且人们又必须为奖励金纳税,最终造成人们的负担。谷物价格支配了一切原材料的价格,也就支配了一切制造原粮的价格和劳动的价格,所以谷物价格的升降会带来原料、劳动力价格的升降。谷物在国内价格提高,不利于生产发展,最终造成国民财富的减少。
商业条约对于受惠国必定是有利的,但对施惠国不利。斯密以英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签订的商业条约为例进行了说明。除此之外,斯密在这一章还提到了铸币。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构成国家财富,鼓励货币生产是富国的手段;但实际上,并不能无节制地铸币。
在殖民地这一章,斯密分成了三部分对其进行阐述,分别是建立殖民地的动机,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美洲的发现以及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给欧洲带来的利益。殖民活动的目的是欧洲大陆对财富的追求,是宗教扩张的追求,也是扩大市场的需求。新大陆的发现促进了大规模的殖民活动。殖民者为殖民地带来先进的技术和劳动力,促使殖民地的开发建设,从而带来殖民地的繁荣。至于欧洲从发现和拓殖美洲得到的利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欧洲的一般利益。一般利益包括欧洲居民享受的增加,即出口欧洲的美洲剩余生产品给欧洲居民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商品;使其他国家工业得到扩张,因为可以把货物出口到美洲。第二类,欧洲的特殊利益。特殊利益也有两种:各帝国从所属殖民地得到的一般利益;那些从向欧洲的美洲这样具有特殊性质的殖民地那里得到的特殊利益。一般利益包括各领地对保卫帝国所提供的兵力,以及各领地对帝国政府提供的维持的费用。垄断则是唯一的特殊利益,斯密对此表现出了极大地厌恶。
第八章是关于商业体系,即重商主义的结论。在重商主义体系之下,国家采取的政策始终只有一个最终目的,那就是通过贸易顺差使国家富裕。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是体系下的两大引擎,但是对于原材料它采取了一个相反的政策:鼓励进口,限制出口。斯密对该体系所作的结论是:“要确定谁是整个商业体系的设计人并不十分困难。我们可以相信决不是其自身利益全然被忽视了的消费者,而是其利益一直受到了如此小心的关注的生产者。”制造业者的利润一直受到了最特殊的关注;而一直为它作牺牲的,其中虽然有消费者的利益,但更多的还是其他某些种类生产者的利益。无疑重商主义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帮助国家积累财富,但是在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世界各国交流不断加深,世界范围的分工进步时,其局限性逐渐显露。重商主义强调的国家严格控制经济的做法不符合资本主义急速扩张的要求,违背了自然,国家控制中的种种不合理条例和法规也成为资本主义的绊脚石。
第九章研究的是农业体系,也即重农主义。重农主义把土地生产物作为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或者主要的来源,并且把社会中的人分为三个阶级。第一个是土地所有者阶级,第二个是耕作者、农民和农村劳动者阶级,第三个是工匠、制造业和商人。其中第三个阶级是“完全非生产阶级”,他们不像土地所有者那样提供土地改良获得地租,也不像农业生产者那样生产社会主要产品,而只是“使其自身价值继续存在,没有产生任何新的价值”。这一看法是片面的,现实生活中的第三阶级,如今的确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重农主义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国家采用过的体系,所以不值得去做更为详尽的研究。但是这一理论将土地生产物视作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就这一点来讲,重农主义还是可以借鉴的。
以上就是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中对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这两种体系的介绍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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