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之前说的传播学是否是一个学科,小传之前写过一篇学科与学派的文章,这里再补充一下“研究领域”与“成熟学科”,其实两者并不冲突,也没有谁更高级谁更低端的区分。比如某一个领域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同样,同一个学科可以去研究不同的领域。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经历了海纳百川的涤荡后,传播学这片土地能够沉淀下什么?小传现在念传播学,方向为理论传播学与传播学史,我当然是支持传播学是一门学科的说法的,但问题不在于一个学术共同体内的某种强烈的情感,在今天传播学需要“拉出来溜溜”的时候,如何让其他的学科至少不排斥?
前面说一些老前辈对传播学有一些明确的质疑甚至是批评,想来也有必要回应一下。比如说传播学真的那么窄吗?很多时候一些研究者只看到了传统的“传递观”的传播学,甚至很多研习传播学的人不知道在这之外还有作为“仪式观”存在的传播学。
具体的商榷很多,小到新闻商品化、大到学科之争,在此不一一列举了,后面有时间我们可以单独拿出来一些重点问题剖析。这里讲讲文人商榷的一般进路以及误会消除吧。
愚以为,很多的商榷存在误读,是误会大于分歧的典范。比如刘建明教授和张勇锋老师的“首创”争议,两人一个关注“原理”一个强调“理论”,原理和理论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张在批评刘时简单等同了。这就是误会之一:概念和对象的模糊。再比如,“太讲逻辑”。有人说,讲逻辑不是很好嘛?比如李彬教授讲新闻研究要讲“无用之用”,其本意在于呼吁大家不要以功利之心考察新闻研究,有时候看似没用确是最有用的。不过王瑞棠博士就回应商榷,其中第一部分就纠缠形式逻辑,认为李彬教授的反驳新闻功利,用的标准还是“有用无用”,本质是用实用来反驳实用,不能接受。当然,你如果一定咬文嚼字,这样的反驳对不对?有点道理的,但显然是曲解原文意义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研究范式的区分,这个不用多解释,拉扎斯菲尔德当年与阿多诺的合作失败,早就成了传播学的一个公案,这是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的区隔,有碰撞很容易理解。
作为历史学家的哈罗德·伊尼斯对历史的精通使其论证传播的偏向这一论点时驾轻就熟,各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史实信手拈来。正如作者自己谈到的,传播的偏向就是旨在讨论传播对文化特质消长的意义。“媒介倚重时间或空间,起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作者以传播媒介为立足点,对文明起源、历史演变、政治更迭、制度演进等问题做了重新梳理,抽出一条伴随媒介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历史线索。
传播的偏向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起源讲起,一直到报纸的发展、成熟和人们为出版、言论自由抗争,战时出历史的向前发展就是围绕着解决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而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字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口语的出现首先在空间问题的解决上找到了突破口,解决了人们面对面或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交流问题,时间问题的解决则依赖书面文字。用文字写下的东西被赋予了超越时间的力量,时间和空间问题的解决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文明的发展。“口头传统固有的灵活性,在平民地位上升的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口语和书面语进入到不同偏向的文化中也会被修正,如希腊的政治组织注重的是口头谈论,免受文字崇拜问题的干扰。字母表的使用意味着对语言而不是对视觉的关注,对耳朵而不是对眼睛的关注。另外,传播物质载体的物理属性页对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莎草纸和羊皮纸就是典型的例子。
时间和空间也分别与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相对应,偏重时间的传播易于形成集权和王权的神圣化,偏重空间的传播则为全力的分散提供了条件。宗教关注的人的来世,应属于偏重时间,但在空间上也有着很强的掌控。宗教信仰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有其独特之处。对于空间和时间问题的清晰具体厘定,在“时间的诉求”和“空间的诉求”中分别展开论述,但该章中似乎意不在对二者做泾渭之分。
“以印刷机为中心的知识垄断结束了人们对空间的执着,结束了对连续性和时间问题的忽视。报纸垄断时间,但他对空间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为它有地方特点。报纸垄断具有不稳定性和危机性的特征。广播电视使西方文明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倚重的是集中化,它需要关注的是连续性,报纸和印刷业传播的偏向,注定要被广播的偏向抵消。用基佐的话来说,民主以牺牲过去和未来为代价,它为当前开路,它注定要被规划和官僚主义抵消。”
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认为,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义建构,是不得要领。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才是要素性的。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起源于他的同胞英尼斯。英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有利于维护历史传统、中央集权、宗教和道德,偏倚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世俗制度、非集权化政治、现在和未来。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文化的兴起培植了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电子文化使得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与口语文化相似的、共同的全球文化。
书中史蒂文森首先回顾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批判——媒介分析是非社会化的,麦克卢汉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的技术决定论是在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的借口;然后指出,这些批判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麦克卢汉的意义。史蒂文森认为,虽然媒介技术不能决定文化意义,但它确实重塑了生活世界。他还认为在书写现代性历史的时候,既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还原论,又要避免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
如甘惜分前辈在《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歧意见的看法》一文中,有史有论有观点,其中在第四节“关于组织舆论”一块,就和我们熟知的“议程设置”理论有所交集。小传浅见,甘老的“组织舆论”面上比“议程设置”更宽广,但讨论的深度还比不上“议程设置”。当然了,后者经历了这么多学者的挖掘开拓,深度拓展也是自然而然的。
另外不得不佩服老前辈们的精神,这篇文章1981年3月发表,其中就涉及到《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社会责任论”,虽然《报刊》成书于1956年,但好像是1980年11月才被人大新闻系翻译过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吧,可见老前辈们一直在关注新闻传播的最新动态。
小传也想起,当年全国掀起一场由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提起的“新政治观”的讨论,不久后,刘建明教授就来到广院进行了一次新政治观与新闻舆论的讲座。那次恰好是小传和小播两人接待刘教授的,午餐时还聊到刘老师和张博士关于“中国共产党宣传家是不是传播学主要原理的首创者”的商榷讨论。这个后面再说。
小时候读过《大学》、《中庸》,知道国学是很值得学习的,但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书我的确没有阅读***,因为很难懂,又没有趣味性。《经典常谈》就不一样了,首先作者很有分量,而且《经典常谈》是大师为大众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该书主要是介绍讲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书的自序上也说这本书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典籍,也可以称作为“国学入门书”。既然能够称得上“国学入门书”,其分量可谓不言自喻。它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把中国经典娓娓道来,是大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指南。
朱先生这部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传统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等著作。囊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的一些最广为流传,最为经典的著作。书目编排顺序依次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第,文第。书中自序中说“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按照传统的已经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所以这样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次序也让读者能更好地来理解该书的宗旨。朱先生也说,要读懂这些书,理解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史,子,集就必须先从理解字义开始,所以他选择把《说文解字》放在第一位,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浪花淘尽,剩下的传统文化才是经典,儒道法释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古希腊经典与《圣经》则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源泉。让我了解了不读经典传统文化,寸步难行。纵观通篇,朱先生在传统文化的阐述上也加有了他自己的一些认识。比如在《礼》第五中,朱先生说道:“天生万物,是个很古的信仰,但最普遍的还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信仰还是很有力的,但大部分可以说是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
朱先生的这本书虽然称作为“经典常谈”,但在我看来其实这本书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经典常谈”,更深远地来看,其实还包含着“经典导读”这更深一层次的含义。众所周知,在国际化程度不断地深入每个人生活时,我们的生活也充斥着许多新生文化,以至于年轻一代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少,面对日益增多的“泊来”文化,已经很少在有家庭再给孩子接受“传统教育”了。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做一个诠释、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地流传。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的内容所写成的。他想通过此,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这本书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一些概念,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乡土中国》虽然是作者在“乡村社会学”的基础上撰写的,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的分析,其广度和深度已高于一个社会学的层面。 乡土中国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拥有漫长历史的古老中国的一个小部分,而是这个以农业为根基的文明古国的深层次基础。乡土中国,讲到的也不只是乡村生活,而是通过这个衍生出去,一直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中国国民的国民性格,揭示的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图景。我认为这本书是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理解传统中国与中国国民性的经典之作。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乡土性并不是中国所有阶层的特性,但是却是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关于乡土性的原因和其它,费先生做了这样的描述:“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可见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及农业这种产业的自身特性,决定了基层社会的乡土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社会特征。
《美的历程》讲述了中国传统图案与传统纹饰是中国传统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早表现之一。它们不光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心理的形象展现,而且还继续引导、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实践,其既有人类审美活动的共性特征,又有民族的
个性差异,是参与了中国人的审美心态生成的。其中所含的的审美思想、吉祥寓意、造型方式与内心关照等为现代图案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活力与依据。
在读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传统文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需要智慧。如何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进行有效地衔接,值得深思。衔接点是什么,能否进行有效的系统重构,中国文化的方向在哪里,就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和努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没有绝对的划分但也有相对的区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也不仅仅是对接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传统文化现代化,因为传统文化如果要存在下去的话,它必然也是现代的,或者说具有现代意蕴的。现代文化不是庸俗和浮躁的文化,它也得是富有生命力的先进文化,它又必然是有思想和历史传统的,只有对传统有一个清醒的把握,才能构成富有活力的现代文化。至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如何衔接,寻找到它们之间的共通性或许就是那个链接点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方向。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和沉着冷静的思考。
结语: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和存在之根。因为它,我们繁衍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也因为它,我们在近代中国落后了一百多年。所以,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能够使我们安身立命的本根性的东西传承下来,同时又如何把其中存在严重时代局限性的东西进行改造,这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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