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工匠精神,我先想到的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代代相传的工匠手艺和传统文化。古时的中国,曾是一个立于众国之首的泱泱大国。繁华富饶,更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没有小国家敢来侵犯。甚至有许多国家派使者前来拜访,学习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
繁华过后是苍凉,这些古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消逝。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无论还有多少人记得8这些中国文化的精髓,总有那么一群人,坚定不移的守护着我们中国的'瑰宝,并且一代一代传承,传承这种精神,这种品质。
具体来说说景泰蓝的制作过程吧。分为六个步骤——制胎掐丝,点蓝,烧蓝,打磨,镀金。来说说掐丝这一步吧。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的粘成图画。他们能自由的在铜胎上粘成山水,花鸟,人物种种图画当然也能按照美术家的设计图图样工作,他们虽然不是美术家,但是在这一方面他们并不逊色。制作的工人都知道刻画的时候用繁笔,为接下来的点蓝烧蓝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使景泰蓝物推陈出新,博得多方面人士的爱好。当然这也需要花费他们好大的功夫才能完成。他们心里明白,所谓“干一行爱一行”就是如此。他们一生坚守这个职业,一生执着,一生热爱。其中的辛苦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所谓干一行爱一行,就是如此。这就是工匠精神的内涵。
作为一名中职生的我,我的职责是好好读书,将来争做国家栋梁之才。同时我们也要发扬工匠精神,让这种精神渗入我们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当中。向每一位工匠师那样不忘初心,大胆创新执着坚守。工匠精神,不仅仅是指工匠们所拥有的这些精神,同时这种精神也是传承中国之美的一种方式。让我们传承工匠精神,争做行者达人吧。
可以为上帝而谋取财富,但不可为自己占有财富。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使人屈从肉体享乐的诱惑,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所以生活必须抵制各种诱惑,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
这些道德规范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个奇妙的结果,就是新教徒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去赚钱,但又简朴的生活,保持较低的消费,同时新教徒彻底的理性化又保证了新教徒较高的工作效率,这一切自然造成了新教徒的资本积累,新教徒有了资本积累而不用于自己的享受,就只能是投资,从而造成资本的进一步积累,这最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新教伦理还为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两类人:一类是具有彻底理性化思想,理性的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努力工作创造财富,同时又生活简朴严格自律的资本家;一类是同样努力工作,尽力把自己的职业做得最好,并认为这是履行自己的天职的劳动者。这两类人同样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总而言之,马克思·韦伯最终的结论是,新教伦理极大的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马克思·韦伯在文章的最后也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就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会造成物质的极大丰富,丰富的物质必然会侵蚀新教伦理的简朴生活的道德规范,并最终侵蚀整个新教的伦理,“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马克思·韦伯最后发出这样的警告。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终于介绍完了,马克思·韦伯先生从宗教的角度谈论一种社会制度的发展,这个视角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新颖的。用马克思·韦伯先生的结论可以解释目前世界上很多的现象,比如新教的国家往往是最富裕的国家,又比如美国在近两百年时间内的崛起。当年顾准先生就很遗憾没有机会读到这本书,不知道顾准先生读后会有什么想法。
可惜马克思·韦伯先生没有看到后来的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崛起,如果看到了,估计他的想法会有所改变。就是民族的特质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同样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也许马克思·韦伯先生在看待一个社会的发展的时候除了从宗教的视角以外还会加上一个民族视角。
爱国主义精神是一个民族存在的火种!充满爱国情怀的英雄人物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一个没有英雄出现的民族是一个可怜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而不懂得珍惜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幸运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而且也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崇尚爱国英雄的传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爱国主义精神浸透着整个神州大地,爱国主义情怀深入到无数华夏儿女的心,追溯历史的长河,多少位爱国先贤的事迹流传千古。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中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那是何等的气魄;每当我回忆起这些英雄的往事时,便会周身热血沸腾,感慨万千!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时常在国人的耳边回荡,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着国人奋勇向前!
然而,随着当今物质生活的富裕,很多人开始不思进取,把享受作为生活的全部,更令人忧虑的是,现在的很多青少年学生,从小学生到大学生整天沉浸于网吧之中,迷恋于网络游戏,陶醉于虚幻的世界,令很多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朋友,也许你现在还在抱怨命运不好、社会不平和国家不公。朋友请不要再怨天尤人,消极度日了,想一想,多少位志士,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血染沙场,舍生取义。他们没有享受过一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子孙后代,无怨无悔!朋友当你还在沉迷于网络游戏的虚幻世界时,想想那些为你今天创造美好生活的志士们吧!请不要再浪费大好时光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如果你能够抽出点时间的话,请读一读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你也许会受到一些启示,“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句句是警世,发人深省;句句是殷切期望,充满期待。
朋友,请不要忘记为我们营造幸福生活的爱国志士们,让他们的爱国情怀,激起我们内心深处的共鸣,让他们崇高的爱国精神,净化我们心中的污垢。当代的国人更应该倍加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努力工作,报效祖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最后,我想用艾青先生的一句诗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感情,“为什么我的眼里时常含着泪水,那是因为我深沉的爱着这片土地”!衷心地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更加富强,更加昌盛!
虽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三位社会学的奠基者都是对基本上同一时期(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初“现代性”作出诊断,但他们思想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者十分重视经济层面的因素对人类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组织和形式等的影响,于是“资本主义”浮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涂尔干则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出发,将分析的焦点放在了工业主义上;韦伯也讲“资本主义”,“然而在韦伯的意义上,‘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笔下的同一个概念有明显的区别”(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0页,韦伯更为关注“理性化”(rational,“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西方形态的独特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与马克思一样,韦伯也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韦伯却认为,“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于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所做的工作是进行如布迪厄所说的“心理—表象”式的分析(皮埃尔·布迪厄《再生产》,13页,也就是说,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是受这个问题支配的:宗教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各种社会的经济行为(《社会学主要思潮》雷蒙·阿隆,357页。为这个问题,韦伯必须论证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方宗教伦理在影响经济行为(无论是个人的活是社会性的的一致性。事实上,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论述中心就在于此。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一开始,通过宗教归属与职业群体之间的关系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拥有和领导资本主义企业方面……都有新教徒在数量上超过天主教徒的倾向”(《社会行动的结构》塔尔科塔·帕森斯,570,译林出版社,这个至少为韦伯指出了它所研究的问题的方向。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韦伯在对加尔文宗派(新教派代表等诸禁欲伦理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论证方面作了极为大量的工作。
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是以表现在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为支柱,这种精神是西方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但是为“资本主义精神”下定义是件困难的事,因为这个概念所代表是在历史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因此,这个概念的最后的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这种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篇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所以,韦伯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对富兰克林、雅各布·福格观念的对比,标明富兰克林“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表现(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不在这里引用富兰克林和雅各布"福格的观点,具体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12页。
韦伯认为,“事实上,这种伦理(指富兰克林的观点所宣扬的至善 ——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12页在这里其实包含着几方面的含义。首先,用韦伯的话来说,“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这种对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素朴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显然,这种把获利作为人生的目标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或基础原则,在其他社会(未受资本主义影响是不会存在的。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是具“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人行为或观念的“矛盾律”(这里的“矛盾律”只是作为表现一种状态两种相反的现象,并无逻辑上那种必然的“非A即B”。在这方面,随着研究的推进,韦伯把他研究的观念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同新教的诸禁欲派别的伦理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矛盾律”,主要和韦伯所提到的“天职观”(Beruf有很紧密地联系。
那么,在这里就必须对新教派(本文以加尔文宗为代表的宗教伦理做一些交待。加尔文宗是宗教改革中影响比较大的新教教派。加尔文宗曾经在宗教改革中提出了有广泛影响的“预定论”。这样的一个宗教教义的意义体系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⑴一个决对超验的上帝存在,作为世界的统治者和创造者,而且其是唯一的.;
⑵不在任何人的理解范围之内,所有的灵魂是否得救、死后是否进入天堂,完全由绝对的上帝预先决定,任何人无法通过任何方式得知自己是否得救;“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1647年“威斯特敏斯特信纲”,下篇,第四章
⑶一个人在尘世上存在,“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当然包括加尔文所深信不疑的事实,即,只有一小部分人被选召而获得永恒的恩宠,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
⑷个人尽管预先并不能知道自己是否得救,只有自己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也就是说,自己要博得上帝的青睐。尽管已经预定了“选民”,但个人应使自己配得上“选民”,达到选民的标准。
韦伯在谈到禁欲主义是认为,清教徒就像所有理性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特别是按照清教教给他的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下篇,第四章。所以,韦伯在解释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精神作用的历史性起源是指出,“上帝的绝对超验性及 ‘一切和肉体有关的都是堕落’等严酷教义与个人内在的孤独感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清教徒对文化、宗教中一切诉诸感官和情感的成分都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因为这些东西无助于得救,而只能平添些感伤的幻想和偶象崇拜式的迷信”(下篇第四章。另一方面,加尔文教禁欲主义与中世纪禁欲主义(详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下篇,第四章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从禁欲向世俗活动的转变。
由此,这里可以将上面提到的“矛盾律”简略的概述一下:狂热的工作与拼命地赚钱积累资本与禁欲主义行为。狂热的工作与拼命地赚钱积累资本表现为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人们以合理的手段不断获取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商人们赚钱的目的并不在于享乐,而是在于为“神召”的“天职”,即为上帝添加荣光。在德语的 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就这样,在商人们同一状态或行为的两个方面,构成了积累财富与禁欲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动力。在另一层意义上,这也构成了现世与上帝之彼岸的某种衔接。这种衔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矛盾律”的。韦伯指出,“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第五章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新教的伦理观念至少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对于资本的积累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商人们在世俗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获利的***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完成。
从个人行动的意义、文化和价值等方面研究社会现象,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韦伯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除了应对社会现象作合乎规律的因果分析外,还必须深入地探寻导致特定社会现象出现的个人行动动机,理解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属人的“意义”。从韦伯这种方法论立场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韦伯为什么在“心理-表象”和精神动力方面对资本主义精神作出分析。也就是说,韦伯为什么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来论述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他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研究的最先的著作。关于西方宗教与资本主义的研究之后,他对比研究了其他的有世界性影响的几种宗教(未全部完成,建立起宗教社会学思想体系。他进一步把新教伦理相联系的经济合理性思想引入对国家、法、政治的研究中,既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形式主义法律和官僚制行政管理体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存在实质非理性。
韦伯的这本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著作,引起了诸多的回应。实际上,评价韦伯的这本著作仅从其本身出发是不够的,而在于这本著作所提出的问题,所采取的视角和立场。
上帝的神意为每一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司其业。一个人是否得到上帝的青睐,就是看其是否尽力做好自己的职业,或在职业上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前段时间我读了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翻看书的扉页,开篇是导论,通常的作品往往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切入正题。然而这大师终归是大师,谈天说地起来也是信手拈来!科学、史学、人文学、法学、建筑学逐一向读者娓娓道来,而刚进入状态的我却已经有些雾里看花起来。已而没有耐心读下去了,在进行了几次阅读后,我终于坚持看下去了,在看完导论前部分“新教伦理”后,终于进入了主题——“资本主义精神”,作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否定了财富的贪欲就是资本主义,或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的错误观点。提出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在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
在第一章中,韦伯引用了“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的现状,论述了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
在第二章中,顾名思义韦伯探讨的就是“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引用了大家所熟知的美国前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诸多,得出最后的结论就是“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即把赚钱纯粹当作目的本身。作者又谈及个人的职业精神——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新教本来只能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加以考虑,即:新教形成了一个先于纯粹理性哲学发展的阶段。
第三章中,作者通过路德所信奉的“履行神意安排给人的特定义务是上帝的专门旨意”得出了路德的职业观念依旧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同时作者对宗教改革作用进而产生资本主义精神的荒谬教条主义的论点予以了驳斥。提出了本书研究任务是要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
第四章韦伯逐一介绍了历史上禁欲主义新教的四种主要形式:1.加尔文宗;2.虔信派;3.循道派;4.从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宗派。受限于本人宗教知识的浅薄,在读到这一章节后,我感到了明显的力不从心,错繁交织的宗教间关系弄得我是云里雾里,一头雾水。印象中只是对加尔文宗还有些许感触,即人死后只有一部分能够得救,其余则被罚入地狱。但这是上帝已经预定好了的,上帝已经选定了哪些人可以得救,哪些人不能得救,而这上帝的选择又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世俗的善与恶支配。就这一点而言,显然与佛家的“种善因得善果”有所区别。而其他一些虔信派,循道派之类的,我不否认我是通过一些网络媒介进行了学习和了解。
第五章韦伯论述了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宗教观念与它为日常经济活动所设立的准则之间的联系。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态度的基本要素与清教世俗禁欲主义的内容是相同的。
这本书分析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可是个人的知识相对有限,很多书中谈到宗教问题和艰深理论也欠缺相关的背景知识,所以我读起来也感到好吃力。幸而当今的网络如此发达,可以借助它的力量增进自己对该书的理解。比如后来我也了解到韦伯是以精神、思想的因素来解释历史进程的方法,视角新颖而富于启发性,但在根本上却是一种唯心史观。
2016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的奠基人钱学森诞辰105周年。在今年,我国已经发射了“长征七号”火箭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还将在第四季度发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和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这将在全国掀起新一轮关注航天、关注科技创新的热潮。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央电视台的支持下,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国航天十二院)与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4)以高标准制作了专题纪录片《国家记忆(钱学森与中国航天60年)》。该片共采访了“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师孙家栋院士、载人航天工程原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神舟5号”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等24位专家,拍摄了原国防部五院旧址、火箭研制厂、风洞实验室、钱学森图书馆等10多处现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
经过近4个月的紧张工作,顺利完成了所有拍摄和制作工作,将于10月7日20:00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
该片共包括5集,分别是《艰难归国路》、《命运的抉择》、《长箭趁东风(上)》、《长箭趁东风(下)》和《巡天第一星》。该片形象地反映了在***、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钱学森带领航天科技工作者创建中国航天事业和研制“两弹一星”工程等重大历史事件,内容丰富,史实确凿,画面震撼,情节感人。该片也是我国今年计划播出的、唯一一个纪念钱学森与航天事业60周年的专题片。
在同类记录片中,本专题片实现了多个突破:
首次反映了钱学森主动寻求归国的艰难历程。钱学森虽然具有优渥的科研生活条件,但是,为了回到新中国,遭受了多重磨难,最后想尽办法回到祖国。
首次展现了系统工程的重要作用。中国航天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钱学森带领航天人探索出来的系统工程方法;该片反映了航天系统工程产生、发展和应用到社会经济领域的全过程。
首次披露了许多重要历史事实,包括苏联专家帮助研制“东风一号”导弹、国家困难时期航天工程“下马”之争、两次启动卫星研制工程等。该片在历史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都达到一个新高度。
该纪录片在送审时,得到了张文台上将、钱永刚教授、“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专家、北京出版集团和中国航天十二院领导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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