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与义面前,我们是选择利呢,还是选择义?这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利与义当头,我们必须选择义,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的高尚品格。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利呢还是选择义,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两则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某个村,有一项规定,谁平时做的好事多,平时为村里服务的多,国家的救济政策下来,这个人就可以优先考虑。在一个下雨天,一条人走的土路又被毁得面目全非,李叔像往常一样拿了铁锹出去了,但他并没有想着是要得到补贴。其他人也认为和往常一样,李叔是做他应该做的。一条损坏的路又被李叔修复了。过了几天,国家的救济粮发下来,队长按规定,优先考虑了李叔,并向全村表明,这是一项有实际意义的规定,不是闹着玩的。李叔接受了国家的救济粮,没有说什么推辞的话。村里的一些长舌头就议论纷纷:“怪不得前几天下雨,他拿着铁锹去修路,原来就是为了这袋面呀,他可真是会赚。”这些长舌头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心里也想着,如何做些事也得到国家的一些救济,这样就可以少买一袋面,节约一袋面的钱了。此后,每当村里有什么需要人手的,他们都抢着干,就连修路的人也多了,原告是李叔一个修,需要一整天才能修完,现在全村人都上,不到半天的时间,路就修完了。
李叔的行为调动了全村的积极性,鼓励了更多的人去管理这个村。
第二个例子同样是在农村发生的。在这个村里,有几个孩子特别地惹人喜欢。他们喜欢帮助人,并且从来不求回报,受帮助的人给他们报酬,他们从来不会收,还说这是他们应该做的。这几个孩子的乖巧懂事赢得了全村人的赞扬,但这却给人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村里的人叫一些人的三轮车拉东西,拉完东西,受帮助的人给钱,车主是不能收的。如果收了这些钱,人们就会觉得这些大人的品质连一个小孩都不如,这些人会遭到别人的嘲笑和辱骂。但如果不收这些钱,车主就会受损,他的油钱只能自掏腰包了。所以,当村里人有事请帮忙时,他们都会以各种理由推辞掉,以免自己受损。
这些孩子虽小,但他们的行为却影响了整个村,人们解决这些问题原本是举手之劳,但现在却变得左右为难。
如果世界上多一些像李叔这样的人,那世界就会得到每个人的保护,和睦相处;如果世间多一些像小孩这样的人,世界就会变得冷漠、孤寂。所以,在帮助别人后,我们应该选择利,以带动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人。
“山东及时雨,孝义黑三郎”,“仗义疏财,忠肝义胆”,“梁山呼保义,郓城宋公明”,这一切的声音,都在共同呼喊着一个名字———宋江。一个父兄眼中“孝字为先”的孝子,一个朝廷眼中“水泊草寇”的顽劣之徒,一个由“忠”和“义”交织而成的历史碑文。 施耐庵笔下的宋江是《水浒》中矛盾的中心,在报效朝廷和建设梁山中,在尽孝道和上梁山中,他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但最核心的是他在“忠君”与“仁义”间的选择。
宋江是“仁义”的,“及时雨”的称谓非他人能及,“救晁盖”、“济武松”、“***阎婆”、“三打祝家庄”,这一幕幕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生死之交一碗酒”是他的人生信条,“急人之所急”是他的做事准则,这一切,都树立了他在一百零八将中的地位,位列天罡,执掌地煞,何等的荣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何等的畅快;劫富济贫,攻城略地,何等的威风。
但这恰恰是施耐庵为宋江吹响挽歌前的空响,宋江毕竟还是一个郓城小吏,在他的骨子里,透着的是对大宋王朝忠贞报国的志向。“敢笑黄巢不丈夫”是宋江留在望江楼的诗,看似轻视朝廷,实为他因报国无门而空自叹息。不论是晁盖打曾头市后的私见宿太尉,还是水淹高太尉后的盛情款待,亦或是晁盖死后,替换“聚义厅”为“忠义堂”大匾,处处透着他对朝廷招安的渴望。然而他却忘了,在腐朽的赵宋王朝里,哪有他一个郓城小吏的生存空间。可悲呀,可叹!可怜梁山一百单八将盛极一时,最后却落得死散凋零。
纵然面对这些,宋江在忠与义之中放下了曾经紧握的刀枪,在忠与义中作出了最后的选择,对于宋朝的毒酒,他一饮而尽,想以死“表明忠义”,更令人惋叹的是,为防止李逵再反朝廷,也让他服毒酒随他而去。留下的只有“茫茫乾坤方圆几何,成大任,重大义,男儿本色……”的悲歌。
宋江在施耐庵的笔下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在忠与义的交织中,迷失了自己,最终只能淹没在宋王朝的浪花之中,在“忠君”与“仁义”之中,他选择了忠君,选择了一条看似美丽却永无出头之日的道路。他走了,或许他依然会笑对朝廷,依然毫无怨恨,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尽的感慨。
如果可以重来,我愿看到那个真正“笑黄巢”的宋江,那个水泊里“替天行道”的宋江。听,他又唱起了那首歌,在芦苇水道中飘得很远,很远:“生死至交一碗酒……”
网络,一个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信息时代的标志。作为我们中学生,理所应当对其进行追求、探索。
这尽管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但它的方便、快捷、灵活等多种优点,拓展了我们的知识面,给予了我们敖游的空间。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想方法,在我们的生活中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坐在家中即可浏览众多网上图书馆丰富的图书收藏;几秒种内,便可收到相隔万里的来信,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各地各种祥细的、自已想知道的信息;通过各学校开办的远程教育网了解更多的知识等等。正由于网络的这些优点,才受到越来越多的表少年的青睐。
但又有许多人认为中学生上网弊大于利,的确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它的内部充满各种信息,像反动、暴力、黄色,这类鱼龙混杂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中学生自主能力有限,实在难以抵御网络惊人的吸引力。
但网络是一个新生事物,的确中学生的自制力和网络的吸引力,可以说两者根本是无法匹敌的。网络的吸引力是无穷的,而中学生的自制力是有限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以学习为主要目的上网的中学生,美国占总数的20%,英国为15%,中国仅仅为2%。这惊人的对比,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中学生的自制力不如网络的吸引力,。它好象刚出生的婴儿,终究是需要细心的扶持的,在正确的教育、指导下,长大成人,建设国家、作出贡献。但偌是像现在这样,抑制了学生上网,不就好象将这婴儿***死在摇篮里吗?中学生上网的人数很多,部分人受到不良影响,这正说明了是否受到不良影响取决于自身的素质与意志。俗话说得好:“人正不怕影子歪。”只要我们有不靠近这种沉溺人思想的网络传播的意志,自然也就不会受到其影响了。
利弊的区别在于你如何运用它,以及如何合理安排好时间。如果是用于成天打电子游戏,不分昼夜,肯定是弊。如果用于学习:利大于弊。如果用于聊天、游戏:弊大于利。
电视,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发明之一。电视的用途很广,主要用于新闻广播和各种通讯,也用于播送有图像的文艺节目。电视给人类带来了视觉革命,他把人们带进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奇妙世界,奇迹般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电视的发明不但使人们的休闲时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更重要的是,它加大了信息传播空间和信息量,加强了人们的相互了解,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
电视在剥夺我们的时间。
电视如果只是单纯的剥夺我们的时间,也就没有那么可恶了,问题关键是,它在颠覆我们昔日所拥有的美好一切。本该和亲人拥坐在饭桌旁促膝谈心,回忆甜蜜的往事,享受亲情和友谊,电视却让我们坐在它面前频繁的换着频道。本该带着孩子去看那明净的圆月,感知苍穹的博大和繁星的静谧,可是电视却让我们坐在它面前陪伴那绵绵无期的广告剧。星期天,本该到郊外去享受春日的阳光和小草的芬芳,可是我们却整个周日都坐在电视机前,伸着懒腰,哈欠连连。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连啃瓜子的时间都让给了电视。
电视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的生命变得单调而狭窄;电视在侵染我们的情感,使我们变得脆弱而虚假;电视在夺取我们沉思的乐趣,使我们的思想变得机械而幼稚……我们应该站出来,为了我们的生活,让电视受到节制。
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大多是这样的说法,君子重义不见利、施恩不图报、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等。在义于利的交锋中,咱们民族一贯视义为荣,瞅利为耻。也正因为此,历朝历代涌现了不计其数的大爱无私之人,他们以自己的光风霁月般的义举绚烂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天空,凭自己的拯弱扶贫的精神温暖了千千万万颗悲冷的心灵。这些不计回报的馈赠,这些挺身而出的义举让我们活着有意义、有方向、有力量。因此孔子的弟子奋不顾身下水救人后收取贵重酬谢引来大大家的纷纷议论,也在情理之中。但孔子对他弟子的这种行为却大加表扬。
孔子的态度为什么总与大家相反呢?因为他明白,义而不利,行而不远。对一个人而言,实现一项义举一件善行,不是难事,难就难在多做一些,不间断地做下去。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空间,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权利。非功利的行善仗义,付出精力与财力,内心固然得到了慰藉与充实,人格与灵魂因为无私无悔而变得饱满而鲜活。但人终归是社会之人,他不免受制于现实中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绝不能苟求一个人总是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也正是由于这种牺牲和奉献使得许许多多的人视行善举义为畏途,从而他们只是感动感激只是钦佩敬仰,却不效仿不加推广。
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成一些有识人士,也包括那些在别人的善行义举中获得利益和受益人,能够主动且真诚地对善行义举的实施者给予合适的回报,让他们真真切切地因为自己的本不图报的行为获得了精神与物质的补偿,让他们真正的发现,自己的行为与其说是帮别人帮助社会不如说是在帮自己,是在为自己为亲人为社会积蓄生活的美好,惟其如此,有爱有善之人就会更加努力地去施爱使善,他们不会再有后顾之忧或世薄之叹,让义行能够得到精神或者物质的回报,对此,政府机构有责任去建构一种机制,形成一种常为规范,始以规范,终以风俗。
我们要让好心人有好报,这样好心人才会层出不穷,义善之行才会蔚然成风,我们发自内心地赞同咱们传统的义利价值观,重义轻利,但我们不排斥利。我们更欣然地接受施恩之后的回报。只有这样,这些神圣而美好的品行,才能光而大之,才会使我们明白什么叫高贵什么叫做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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