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带着他的几名学生出外讲学、游览,一路上十分辛苦。这一天,孔子一行人来到一个村庄,他们在一片树荫下休息,正准备吃点干粮、喝点水,不料,孔子的马挣脱了缰绳,跑到庄稼地里去吃了人家的麦苗。一个农夫上前抓住马嚼子,将马扣下了。
子贡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一贯能言善辩。他凭着不凡的口才,自告奋勇地上前去企图说服那个农夫,争取和解。可是,他说话文绉绉,满口之乎者也,天上地下,将大道理讲了一串又一串,尽管费尽口舌,可农夫就是听不进去。
有一位刚刚跟随孔子不久的新学生,论学识、才干远不如子贡。当他看到子贡与农夫僵持不下的情景时,便对孔子说:“老师,请让我去试试看。”
于是他走到农夫面前,笑着对农夫说:“你并不是在遥远的东海种田,我们也不是在遥远的西海耕地,我们彼此靠得很近,相隔不远,我的马怎么可能不吃你的庄稼呢?再说了,说不定哪天你的.牛也会吃掉我的庄稼哩,你说是不是?我们该彼此谅解才是。”
农夫听了这番话,觉得很在理,责怪的意思也消释了,于是将马还给了孔子。旁边几个农夫也互相议论说:“像这样说话才算有口才,哪像刚才那个人,说话不中听。”
看起来,说话必须看对象、看场合,否则,你再能言善辩,别人不买你的账也是白搭。
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人把嘴巴的功能的次序颠倒了,嘴巴的第一功能本来应该是吃饭功能,然后才是说话功能,至于这两个功能的先后顺序我想是毫无疑问的,能有不吃饭而成天喋喋不休的人吗?没有;能有不吃饭就能侃侃而谈而且激情昂扬的人吗?没有;可见,吃饭是嘴巴的第一功能应该毫无疑问的了。然而,颠倒过来以后的嘴巴功能变成了什么,傻子都会明白,第一是说话,第二才是吃饭。颠倒过来的次序似乎有精神主义者的高尚之誉,不像我的观点容易落得个物质主义的庸俗之辈。然而我们都是容易上当的人,因为我们人类最大一个缺点就是虚荣心,这个虚荣心害人不浅。本来自己要活着,就先要吃饭,本来是个简单的问题,却因为有了虚荣心的支配容易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化,于是就有了大多数的共识:那就是说话在先,吃饭在后。对于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老祖先就留下很多:“祸从口出”,“静坐莫论他人非”,在老舍先生的茶馆里就张贴着一幅“莫谈国事”的标语。可见,说话问题着实在先,因为你的嘴巴说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吃饭问题。
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也谈的是说话问题,故事讲得是一个富人家里添了孩子,满月之际,亲朋好友都拿着礼物前去祝贺,其间,大家都说了吉祥祝福的话,无非是这个孩子将来一定“大富大贵”“长命百岁”,然而很不幸的是有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却说了一句:“这个孩子将来是要死的。”结果就遭到了众人的谴责,主人也把他轰了出去。故事完了,鲁迅先生总结说:说孩子要死的倒是真话,因为还从来没有见过不死的人,倘若有,那地球上早都站满了人。而说孩子“大富大贵”“长命百岁”的虽然好听,但是就不一定说的是真话。因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那样的好运。然而事实上说话的结果呢?说真话倒被赶出家门,没得吃上主人备上的宴席;而说假话的呢?却成为主人的座上客。这个故事倒是非常经典,也能够充分为人们说明嘴巴的功能:不能不是说话在先,吃饭在后,因为倘若不会说话,连得饭都吃不上。可见老祖先的经典言论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倘若为了吃饭而说话,说一些假话,奉承话,讨好话,谄媚话,动听话,这于听话的人而言,也就不见得有多受用,甚至还要因为这样的话而被“捧***”。《乌鸦和狐狸》的故事大概连几岁的小孩都知道,狐狸说的话好听不好听,自然很好听;乌鸦的歌声美不美,自然不美;但是受骗的乌鸦还是喜欢听这样的话,结果他一张嘴巴,嘴里的.肉就掉到狐狸的嘴巴里了。这个故事讽喻的道理很浅显,讲假话的狐狸骗到了美味,喜欢听假话的乌鸦反而受到了愚弄。原来为了吃饭而说的话不见的都是“真话”,这于听着的乌鸦而言是有大教训的。如果乌鸦仅仅是只有一口肉,受到欺骗后也许就能马上明白狐狸的险恶用心,以后不再上当听狐狸的假话;然而倘若乌鸦有很多肉,就不一定在乎,说不定自己一高兴,还会专门到家里再衔来一口肉赏赐说假话的狐狸。可见,说假话终究是为了吃饭,而为了吃饭说的话就不一定是真话了。
然而我们终有不为吃饭而说假话的仁人志士,这些人为了自己国家的强大,为了自己民族的复兴,敢于趟真言,揭时弊,以笔为剑,直刺丑恶的咽喉。他们的文章或为匕首,或为投枪,或为手术刀,横扫一切妖魔鬼怪,他们无疑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他们,和那些说假话混饭吃或者只要不说话就能有饭吃的人像比较而言,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他们因为说真话不仅丢掉了饭碗,甚且有的丢掉了性命,但是他们为人民而言,为国家而言的精神却永远被人民深深地记住,他们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丰碑,成为民族的良心。
倘得社会的进步,就不能不说真话;倘得民族的振兴,就不能不听真话。还是回到开始的议题,嘴巴的功能就是一是吃饭,二是说话;而不是一是说话,二是吃饭。如果坚持一是说话,二是吃饭的认识,难免要惹上说话是为了吃饭的嫌疑的。倘若有的饭吃,有的话说,说了真话还受到欢迎,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了。
写文章,我常困惑:其一是说什么,其二是怎么说。据胡适之先生的意思,这事似乎容易解决,因为只要“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和“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便好了。简言之: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叶圣陶先生主张,“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笔下就怎样写”,“语文一致”。两位大师从根本上点出说话和作文是一回的事。具体说来,人为什么要说话呢?因为心里有想法,有看法,要告诉别人。那人又为何而作文呢?卡夫卡说:“我有一种写的冲动。”试想一下,古今中外,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名著,难道他们也都是领导甚至和某部门签约后才让写的吗?人要作文,也是因为得到什么见闻,产生什么想法,要急于告诉别人一一这就是“一种写的冲动”。弗洛伊德把它归纳为潜意识,并且锁定它是创作的动力。清代诗人黄遵宪云:“我手写我口”,也道出了说话和作文的密切关系。
说和写是一回事,都是表达说话人和写作者对某一事物的印象、感受和看法。但为什么实际操作中,我们会觉得说话容易而作文难呢?这是因为,说和写是“一回事”的同时,尚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两者使用的语言形式不同,说话用的是口头语言,它有声无形,很随意,说完了就消失了,作文用的是书面语言,它有形无声,写出来可以长久留存下去,甚至让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例如《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名著,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并且它们还传遍世界各地,被搬上银幕,搬上舞台。所以,写作者更不能随意乱写,、要讲究一定的分寸,遵循一定的准则,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正如我们自家人吃饭和请客吃饭不一样,前者可以随便弄一两个菜,可以不摆桌,随意端着饭碗边散步边吃饭,唯求吃饱就行;而后者,一定要讲究饭菜的优劣,一定体面地围桌而坐,更不能随意走着吃。这都是作为社会人要承担一定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需要。正如周作人所云:“我写的文章和在讲坛里所说的同样的.负责任,决不愿误人子弟。”
说话表达清楚明白皆可,但作文除此,更求表达的艺术效果。立意高远、耐人寻味、章法巧妙、词藻优美、形象生动、言简意骇等等术语都是用来规范作文的。清代桐城派作家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也是针对作文而提的。作文比说话难就在这里,此外,尚有一种说法,是说说比写易的最根本原因,是二者练习的时间大不一样。我们没上学之前,就懂得说话,能够表达一定的意思,但究竟还不能作文。上了学,就算每学期练写作十篇,总共也就几十篇近百篇,和每日多次张嘴说话比,动笔练习的机会的确太少了。这说明,写比说难不是写的本身造成的,而是我们学习的机会太少了。因此,我们提倡精读大量名著,养成作和写的习惯,日常勤练笔,好文章是可以写得出来的。从小学生到高中生,增至大学生,经过多年的练笔,许多人不也都写出像样的文章吗?这也不正说明作文是不难学会的吗?
说与写相比,有时写还真是有其容易的一面。譬如同学聚会,每个人都要即兴演讲,你没有准备,心里慌,只说了几个字便作罢,或讲得无头无尾,没条没理,一定达不到说话的效果。怎么办呢?难道你会挽留大家,说你可以再来一遍?君子一言,岂驷马能追?讲出的话,是泼出的水,是很难原样收回的。倘若先前写好了一篇稿子,情况就不同了,写的好处就在这里。想想,完成一篇文章,我们可以列提纲,一段又一段地充实内容,可以查阅资料,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至自己满意了,再拿去请教别人;有不足之处,仍可以商量和修改。
作文这东西,越往里学越尝到甜头,也越觉得它博大精深,也越难于攻关。比如打跳棋,你为自己辟道路,可对手又处处设卡设陷阱,每走一步都不容易。突然能一棋跳到顶,甚至拿了赢局,那是多令人高兴的事。试想,若没有对手干扰,或他索性说:“算你行,我不动了,你跳吧”,那还有何意思呢?这和我们跟别人吵架时说“算你厉害了,你有理了,我输了不就行了吗”有何异呢?作文也是这个道理,困难不小,又学无止境,关键要知难而进,尽管赢不了它,但跟她“吵”到底还是有益的。
每天,我都可以看到在树与树之间,那稀稀疏疏的几棵芦苇,芦苇上开着毛茸茸的小白花,十分好看。可是,我无心欣赏那些小白花,我还要继续向上长。我相信,外面的世界会更美丽。今天,我终于挣脱了旁边的树木的树枝,可拿到了天空。天空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宽广,似乎可以包容一切。天空只拿几朵无瑕的白云好像在对我招手,让我到它们的国度。我提醒自己:不能接受白云的诱惑,不能满足现状,继续努力,我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不知多久过去了,我已经长成这个森林中最高的一棵树了,但我还是没有满足,我可以看到天空与森林交际的地方,可我仍然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我一天比一天努力,努力长得更高,努力看到外面的世界。我成功了!我看到森林的外面是一条河,河的外面是一片原野,原野的外面是一个村庄,村庄的外面是一座座高山,高山的外面是什么呢?我好像知道,便继续努力向上长。
我说着“我想知道,我会努力”这两句话,长得很高很高,看到了很多外面世界的美丽景色。
一进门,一股清新的空气,带着微笑迎面扑来,让人惬意。那一簇簇,一片片黄绿相间的花儿,散发着馨香。一路上,沉睡了一冬的小草娃娃摇晃着尖尖的,绿油油的身子,好奇地张望着,小草中间藏着的野花,仰着小脸儿,动情地望着这个世界。
不知不觉,我走到了一棵大树下。忽然,一只小鸟在树下“唧唧唧唧”地叫着,哦,原来是一只饿坏的小鸟。这时,太阳公公发出了刺眼的光芒,仿佛在提醒我:“快救救小鸟,快救救小鸟!”我小心翼翼捧起小鸟,把它轻轻放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我赶忙从书包里拿出我带的饼干和饮料,把饼干放在地下压碎,再把饮料水倒在瓶盖上,慢慢地我把饼干和饮料放在小鸟的旁边,小鸟可真有趣,吃一口饼干喝一口水,渐渐地小鸟把东西全吃完了。看着它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开心地笑了。
小鸟吃完后,我小心地把小鸟捧在手中,把手轻轻地一放,小鸟便向天空轻快地飞走了。过了一会儿,小鸟又飞回来了,在我的头顶上拍了拍翅膀,飞了一圈,最后,小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
我仰望着天空,天,仿佛更蓝了,云,仿佛更白了,太阳公公也仿佛在开怀大笑。
古时有一个书呆子,说话不看对象,总爱咬文嚼字。有一次睡觉被蝎子螫了,便摇头晃脑地喊道:“贤妻,速燃银烛,你夫为虫所袭!”一连说了几遍,他的妻子怎么也听不明白。
他更着急了,说道:“身如琵琶,尾似钢锥,叫声贤妻,打个亮儿,看是什么东西。”
他的妻子还是不知怎么回事。结果他痛得熬不住了,一气之下道:“老婆,快点灯,蝎子螫了我啦!痛死我了!”
这则笑话提示我们,讲话时一定要先看对象,这一点是绝不能忽视的。
我国古代有个叫许允的人在吏部做官,提拔了很多同乡。魏明帝觉察之后,便派人去抓他。
他的妻子为了揽过局面,告诉许允:“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因为她深知跟九五之尊的皇帝打交道,难于求情,却可以“理”相争,依皇帝的身份地位是不可能随便以情断事的,皇帝以国为大,以公为重,只有以理断事和以理说话,才能维护好国家利益和作为一国之主的身份。
所以,在魏明帝审讯许允的时候,许允直率地回答说:“陛下规定的用人原则是‘举尔所知’,我的同乡我最了解,请陛下考察他们是否合格,如果不称职,臣愿受处罚。”
魏明帝派人考察许允提拔的同乡,他们确实很称职,于是不仅将许允释放了,还赏了一套新衣服。根据是封建王朝制定的个人荐举的任官制度,许允提拔同乡一事,不管妥不妥当,都合乎皇帝在其身份地位上所认可的“理”。这可以说是善于根据说话对象的身份地位来选择说话方式的绝好例子了。
荀子说:“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
这句话中的“未可与言”,似乎与整个对象相关。那个人或那些人不宜说。正像***说的,对牛弹琴,除了讽刺对象,还有讽刺主体的含义,谁让你把琴拿去对不适宜的人弹?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