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翻开书,要先把"可读性最差"的第一章通读下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我偏于感性,爱把"文字要感性才好看"这句话挂在嘴边,但这些年一直从事相关语文教学的课题研究,还是深知理性的不易的。读完第一章,感受最深的就是王荣生先生的"理性"。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深刻的思辨力简直令我折服。
语文教育研究的归属参照系的建构需要理性。理性的建构——用韩雪屏先生的话形容,是基于"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做了大量的清理和整饬工作"的基础上的"高屋建瓴的构架"。以往,我对语文教学研究的感知是"连成一片"的,教材问题、教法问题、研究课题……几者似乎都是同一个平面上的若干点,有些具体问题甚至纠缠在一起,无法"择"清楚。王荣生先生对语文教育研究的归属参照系的建构思路异常清晰,他区分出语文教育研究的五种性质(类型和七个层面(范围(p35,并对每一种性质、每一个层面进行了概念的界定和状态的描述。
王荣生先生归属参照系的建构,使我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坐标轴。眼下,我似乎很可以借此给自己所做的相关语文教学的各种工作先做个定位——实际的语文教学、教研组长、景山学校校本教材的编写、我这几年从事的以"景山写作学院"为基地,开展网络环境下,写作教学系统的建构与实践的课题研究,我所开设的探究式语文活动课("关注北京传统文化"校本课程……——这些工作,究竟属于语文教育研究的哪种类型(性质、隶属于哪个层面(范围。我需要对这些工作的性质和范围做清楚准确的界定。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使我未来的工作得以按照它隶属的类型与层面所应有的工作方法而展开。如何给自己的工作准确定位则是后话,这需要我继续深入研读《语文科课程论基础》,对这个归属参照系精确地理解并掌握。
我的缺点之一是写字老是歪七扭八,常常让妈妈说这个字要改,那个字写得不工整,其实我是因为想赶快把手边的功课写完好出去玩,才把功课写得乱七八糟,还自以为是草圣张旭呢,我改过这个缺点的方法是:首先要把书桌清空,不要让会影响我的杂物摆在桌上,开始写功课时必须心平气和的慢慢写,不任心浮气躁找上我,写完功课以后一定要再把功课彻彻底底的检查一遍,才不会出现错误,有了这样的改进,成果似乎慢慢浮现了。
我的缺点之二是每次总是爱跟妈妈顶嘴,只要妈妈讲一件事,我总会连珠炮似的跟妈妈辩驳,我常以我的三吋不烂之舌,把妈妈顶撞的哑口无言,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不过顶撞长辈似乎是件不礼貌的事,可是每每我都会妈妈争得面红耳赤,后来我的解决方法是先冷静慢慢听妈妈把话讲完,再跟妈妈说我的想法,经过几次沟通之后,我们渐渐能了解彼此的想法,也懂得良性沟通。
缺点是全人类如影随形的恶梦,所以我们要尽力把缺点这个噩梦驱逐出境!也愿我们挑战成功!
这一章读起来不算吃力。关于这一点,我要感谢首师大的饶杰腾先生。近几年,屡次听饶先生的讲座。XX年在首师大读研究生课程,那是第三次听饶先生谈论对课标中"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这个目标的看法吧。我的笔记记录了饶先生当时所言,他说:"翻开新课标,看第一部分:‘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所谓‘工具性’和‘人文性’,这只是两个角度。""把"工具"与人文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是不恰当的。何谓‘工具’?它是根据人的需要产生的。一根粗一些的树枝掉在地上,这还不是工具。但被原始人拿起来够树上的果子,这根粗一些的树枝就变成工具,成为人的手臂的延伸了。工具是因人的需要而产生,供人使用的,否则树枝还是树枝。这根树枝本身,深深打上人的烙印,它的产生和使用就充分体现了人文性。工具是不能与人割裂开来的,它本身就有人文性,这是‘工具的人文性’。"饶先生的这一番话在当时带给我不小的震动。一方面引发了我对"工具性"与"人文性"二者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使我开始学着用审视的目光去解读课程标准,在实践课标标准的过程中不那么盲从。
饶先生此番评价与王荣生先生在第二章第2节《袭用分析框架的批判》开始部分中的分析观点相同,都是反对将"人文性"与"工具性"置于对峙的两极。王荣生先生对袭用分析框架做出了质疑("破",除此,还建构了"层叠蕴涵分析"的新框架("立"。我正处在初步学习阶段中,对这新框架以及后面的取样(美国的语文课程目标比较暂不做评价,单是这种边一"破"即"立"、"破"边"立"的研究方法,我就非常欣赏。
我认为,"破"是批判,某种意义上说,是破坏甚至摧毁。事实上,这些年语文教育界的改革,"破"的事做得相当多了。(而且还有个怪现象,对语文学科,谁似乎都有资格也有能力"破"它一"破"。但"立"呢?实在是少之又少。在我看来,"破"是否定秩序,而"立"是建设,是建立新秩序,至少能为建立新秩序提供可能。这才是推动事物(不论是教育还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所在。在语文教育界不能让只"破"不立的'风气与势力占上风。否则,危害甚大。对语文教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清算是极为必要的,但后来的建设,即提出新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更为重要。王荣生先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立"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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