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变迁是最为渐进而不为显著的,公元前221年,始皇建秦。而这空前大一统帝国的产生背后亦有一番变化。思想在华夏大地上激烈的碰撞、交融,不亚于列国之间相互征伐,兼并扩张,最终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大一统时代的来临,是制度与人事巨大变革的标志。以宏观千年尺度看,秦汉帝国之纵深是极其深远而接待处的,帝国的政治形态,制度,意识都为历朝历代所鉴用,起着楷模作用。帝国的基本制度和社会框架无疑相似。所谓“汉承秦制”,在制度层面上将,汉代是秦代的延续。较之于秦帝国,汉帝国的统治政策有所调整。以皇帝制度为核心,中央集权的地方郡县制管理模式,沿用数千年,并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
诚然,制度的设计是完好的,但是相对于庞大的华夏社会而言,要想实现高效率的运转,便显得粗陋,而面对技术上的难题往往以人事作为补充。这就为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找到了历史舞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推行,使得所谓的朝代更替兴亡找到了理论基础。可惜,这种经义上的思想往往很难解决实际上的具体技术问题,这也是社会动乱发生的原因之一。
大帝国极盛时期,凿空西域,北收匈奴。公元220年,东汉被曹魏取代。汉朝成为历史记忆。不言而喻,汉帝国的衰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地上的矛盾,这种矛盾贯穿于农业社会数千年。始终无法得到解决。
本书自华夏文明起源至近代中国景象作一行串讲,特点是宏观看去,择要点说。随书穿越,朝代更迭、烽火硝烟、分合之势、民族聚散的转换都在须臾之间,几百年换作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人流群众幻作嬉笑怒骂的脸谱闪过,有秉承的共通之处,也有相异相左的发展。
读史读得人百感交集,时而心潮澎湃慷慨激昂,时而怅然若失默默无语。一些大事件,揽得天时地利人和,机缘巧合顺势发生或无可避免,一些大人物,受命艰险危难,乱世逐鹿问鼎,盛世大笔擘划,有的光耀伫立、有的黯然离去,波澜壮阔中感受世事无常、时事造人造物;一些奇物件,大到奇绝的建筑构造小到精细的生活琐碎,教人赞叹劳动者的聪慧与神工;一些对立融通的思想,儒、法、道、墨等各家并举,佛说禅学、基督天主、伊斯兰等各家宗教信仰,包罗万象,交互辉映,争鸣冲撞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生命光彩来…… 当即豁然开朗有所顿悟,一来知识积淀当是慢慢打开了眼界和胸怀的,穿越今古,跨越民族,交汇智慧,拓展思想。再者,有道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若读史读得清醒,是否亦可提点当下呢?或有补足和进益之功。
读了《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我看来主线有三条:
其一,作者说了黄土地带是中国历史的源流,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针对这一点,作者提到了千百年来,中国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而黄土地带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源头,可见黄土地带的重要性。而且,西安是十一朝古都,这又为黄土地代添了几许功绩。同时黄河流域的治理问题更影响到中央集权的产生,因为当上层建筑不适用于经济基础时,适合时下发展的上层建筑便会呼之欲出。还有,黄土地区的气候使得农业问题的产生,而解决问题需要强有力的中央体系。
这一切都体现了黄土地区作为客观条件,对我国历史的影响。在作者的描述中,中国历史的产生,发展,辉煌,都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源头是黄土地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细细想来,西安的作用却是留存至今,凡是对中国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对西安一定都不陌生,就算是中国的文化也在西安有很多的体现。还有,在西安兴起的周朝,其兴盛可见一斑,远远超过在东部发展起来的商朝,所以西安这一地带,注定要对历史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作者认为儒家的思想对历史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中央集权都颇有影响。首先,作者认为亚圣孟子的观念更为成熟,对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更有帮助。孟子的观念作为客观条件对秦的发展巩固很有帮助,他认为君主是必要的,等级是要有的。而后,汉武帝尊重儒家思想,同时也沿袭了严酷的刑法来维持人民秩序,所以说汉的政治文明是多种思想的结合体。
总的来说,书中提到的儒家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风向标,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点我承认,但与此同时我个人有几个不同观点;我认为儒家重农抑商的观点就值得考量,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西方商业的发展望尘莫及,也就突显除了其思想的弊端,但放在当时看,确有它的先进性。另外,书中提到的儒教,我不是太明白,能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又不被提倡,实在很难理解,难道是说中国人思想的保守性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么!的确,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最灿烂的部分之一,等一直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们学习,”仁””仁爱”也一直被人们所提倡。
另外,就是中央集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清朝是先构成集权体制,并没有等待社会多元化,集权也没有国家的象征,所以远不如西方的法制化,西方更加民主,自然。在我看来,时至今日,中央集权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力量。
通过着本书,我将中国的历史以一个新的角度又理解了一次,很有感觉。
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一书,觉得他写书的思路和别人不一样,他是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写历史的,他觉得朝代的更迭与经济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经济决定上层建筑。
黄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改革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们的失败,为何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作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钟表向后倒拨,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程度?是否清代的皇帝也有罪愆?他们一心只想做中国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实地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
这一段话的开始说宋代的改革者是指王安石,由于王安石的失败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的变迁,以至于影响1000年后整个社会的发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发展。我认为王安石的失败可能能影响一个朝代,但能影响1000多年,我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中国如此之发展,主要是每个朝代的开国者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忽必烈武功很好,而且崇尚武功,他的元朝所占有的面积最大,但统治的时间较短。朱元璋乞丐出身,他的目的要能守住他的天下,并没想有大的发展。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他们能得天下,守住他们的天下,要向汉族学习,最好照搬照抄,也没有与其他国家有太多的交往,并没想有大的变革。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
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
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两天读《中国大历史》,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20万不到的字写了。也无所谓“大历史”,只是“宏观历史”,谓之“MACROHISTORY”。如果是大历史,写到杨贵妃就很奇怪了。在这样精练的历史中,这样的入也有地位,不知历史如何大?但是,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价值,他的基本观点是:
1、权力的运用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部分,不能有效地运用权力,就不可能有稳定和统一的江山;
2、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统一农民,如果没有一种机制来管理农民,中国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之中;
3、财政是中国封建王朝稳定或者说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必要财政和税收体制,中央政府就不能稳定存在;
4、土地管理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土地和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没有合理的土地制度,不能谈对农民的管理;
5、官员制度也十分关键,历代的政府统治均是要依靠强大的官吏,没有官吏不行;
6、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稳定也重要,中国的制度力量历来就不强大,所以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来管理,这就是儒家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一直能够保持的基本原因;
7、官员的腐败历来是王朝衰落的基本原因,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读史过程中,突然想起“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警语来。比如文中读到“从画像砖看汉代社会”、“西湖与南宋”、“蒙古人的插曲”等篇章时,因为曾经游历身临其境,亲见过、触摸过、聆听过、体味过,感觉就较其他更真实而亲切,旧景、人物、故事都可以对上号,再回味历史品读作者点评时,条理更清晰,印象更深刻,或是丰富或是印证或是异议,更易得到共鸣或形成辨识,甚至生出更多遥想和猜度……因此,窃以为读史学史可分四个阶段:初为史实识志阶段,其后博览深入阶段,再者游历丰富阶段,最后致用开创阶段。
历时俩月,终于读完了。很多东西读的半懂不懂,书到用时方恨少,书读的少,看大家写的东西就颇吃力!中间实在读不下去,就掺杂读些不吃力的,算是一种变相偷懒吧!
吕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皆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给出相对客观的剪裁记录,对于一些集体认识有偏颇的公断,亦在合理推断的基础上予以指出。读来颇受启示!
吕先生是史学界公认的读书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同人传为美谈。《中国大历史》初版于1923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
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
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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