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凡天下之物,莫不由有赖于其所处之境况。境况不同,则征象有异。故欲致知穷理,必先约束其境况,而号召其征象,然后效用乃见。此试验之精神,近世一切发明所由来者也。彼善试验者立假设,择方法,举凡欲格之物,尽纳于轨范之中:远者近之,征者大之,繁者简之,杂者纯之,合者析之,分者通之,多方以试之,屡试以验之,更较其异同,审其消长,观其动静,察其变化,然后因果可明而理可穷也。”
这话说的何其具体、通透,所以,我全盘引用。当然,虽然作者没说,其中到处都晃动着杜威的影子。就像他在后文中说的那样,这只是“嫁接”杜威的经验,并把它纳入自身经验之中去,根还是自己的。
夫一物之发明,先守秘密。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公开,等到向外传播,不知又要经历多久。即便是学习他国,有可能出于误会,一讹传讹,危害不浅。即便得其真相,而辗转传述,多需时日。我们认为是新的,在他人那儿已经是旧的。况且作为其形同同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同而效仿,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若能真心试验,则特别发明,足以自用。
在序言中,陶行知说,这本书是他在教育里摸黑路所见的几线光明,从教书写到教学,从教学写到教学做,看似前后矛盾,恰恰体现了作者长进之处。此处,我深以为然,为学日增,今日之我必胜昨日之我。故,看似矛盾处,恰是长进处。
陶行知力图改造中国教育,所以,在选择旧稿时,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多上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所以我所写的便是我所信的,也就是我所行的。”
这便是陶行知的教育原则: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从其名字也可窥其一斑。做中学,实践出真知,杜威思想之根基。陶行知的主张看似和王守仁主张“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完全相反,但是,阳明的“知”正如苏格拉底的“知善者必能行善”中的“知”,不是死知识,而是内心的信念。所以,窃以为他们并无本质的不同。
陶行知之所以要改造中国教育,根源在于传承母亲那份对孩子的爱心,这被作者视为母亲留给他最好的精神。母亲60寿宴时,作为对母亲的寿礼,作者立志将父母传给他的精神在中国教育上表现出来。母亲所喜爱的是她的四个孙儿,她称呼他们为她的蟠桃。因此,作者立志要把母亲爱蟠桃的心推广出去,使全国的蟠桃们都能得到他们应得的爱护。
从这天起,陶行知便深刻地注意到小朋友们所受的教育。当时的教育现状是:蟠桃园已经由玉皇大帝交给猴子看管了。之所以叫他看管,是怕他“后来闲中生事,不若与他一件事管了,庶免别生事端”。谁知猴子不当一件事儿做,往往在园子里耍了一会儿,吃了几个桃子,变成二寸长的一个人儿,在大树梢头浓叶之下睡着了”。
这不是中国儿童教育的缩影吗?作者要想彻底改造蟠桃园,不但要请出如来法掌去收服猴王,还要“瑶池王母自栽培”,才能使“夭夭灼灼花楹树,颗颗株株果压枝。”同时,他甚至还呼吁说,纸上的教育改造能多大效力?大家愿把整个的心捧出来,象个小孩子才能实现真正的改造,这部书最多不过是换了几条路线吧,倘使遇不着有心改造的人,便与废纸何异?
其心殷切,其情真挚。所以,后来,他开办晓庄师范学校,培养具有开拓创新的教师,影响深远。陶行知的主要观点: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他认为的新教育是:“夫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也就是说,新旧教育的区别在于发明能力。
强调试验者要有计划,有方法,视阻力为当然,失败为难免,具有百折不回之气概,再接再厉之精神。总之,试验主义既能塞陈旧之道,复能开常新之源,试验之用,岂不大哉!
陶行知认为,新旧教育之分在于能否发明,而发明之道在于试验。的确,他说的十分在理。只是,试验之说不就是杜威的做中学吗?只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陶行知力图“嫁接”杜威的思想,使之本土化,中国化。除此,基本无他。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