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一书,觉得他写书的思路和别人不一样,他是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写历史的,他觉得朝代的更迭与经济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经济决定上层建筑。
黄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改革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们的失败,为何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作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钟表向后倒拨,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程度?是否清代的皇帝也有罪愆?他们一心只想做中国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实地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
这一段话的开始说宋代的改革者是指王安石,由于王安石的失败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的变迁,以至于影响1000年后整个社会的发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发展。我认为王安石的失败可能能影响一个朝代,但能影响1000多年,我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中国如此之发展,主要是每个朝代的开国者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忽必烈武功很好,而且崇尚武功,他的元朝所占有的面积最大,但统治的时间较短。朱元璋乞丐出身,他的目的要能守住他的天下,并没想有大的发展。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他们能得天下,守住他们的天下,要向汉族学习,最好照搬照抄,也没有与其他国家有太多的交往,并没想有大的变革。
如果一本书,给你传达了一个让你觉得好的观念,那么这本书就可以说是一本好书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就是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的重点并不是在陈列史料上,而是在分析评议上。整本书作者从一些客观的技术因素去分析中国古代每一个时期为什么会呈现这个时期的样子,这些技术因素包含、地理环境、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中赋税制度讲的特别多。
还横向跟日本欧洲历史进行了比较分析。先生讲大历史,时而是站在历史的宇宙中冷眼旁观,时而是设身处地深入其内,整本书里,没有对错误混乱的埋怨批判,也没有对繁荣的赞美炫耀,有的是对历史现实的理智与冷静,但是这种冷静与理智并不是冰冷的,而是在这冷静与理智的背后向我们传达了一份对历史的尊重与理解。当然,作者也是在传达他个人的观点。
当我看到最后一行字的时候,脑海里已经被深植了一个观念:任何一个事情的发生都不是突然的,很多东西不仅仅是人为或者人无为这么简单的。比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促进因素,也曾经是历史的阻碍因素过,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而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明清时期历史之所以走向收缩,闭关锁国也有它不得不收缩的技术理由(也许你不一定赞成)而并不能简简单单归结于统治者的失误、腐败。黄先生通过对中国大历史的一系列分析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向"负"的因素反抗,本身并不能立即成为正的力量。
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让自己站在一个后来者的角度上去看待过去,然后轻而易举地下一个结论,当时的统治者好腐败、当时的决策者决策失误最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悲剧,就这样把自己放在了历史的一个制高点上。
现在来看,这是一个多么傲慢、多么愚蠢的态度呀。——我们所了解的也不过是个侧面而已。而此时,当历史全面地展现在我眼前,我深刻地觉察到了自己的渺小,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读书要谦虚,做人更要谦虚。
近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加深了原来记忆中有关中国古今历史的条线印象,体会到作者负笈海外转换视角、重点提取综合评判的良苦用心。鉴于读得有些散漫,而中国历史之漫漫征途、悠悠流长,其间奥妙玄机,非著说之人一册黄卷可以蔽之,亦非捧册之人一时可以察之、一刻可以识之,进而揣测作者或是没有言尽,宽宥鄙人亦是体尝有限。故此,作者以宏观综合论之,鄙人从小我主观臆想,读史于此册,品读在其外,随着零星感悟,简要、散漫作一读书笔记。
很喜欢读黄仁宇先生的书,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写的书与一般的历史书不一样,视角不同,语言非常风趣,让你读过后,有过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写。
《中国大历史》共有二十一章,从有中华民族开始写起,当然由于史料记载的不完善,秦代之前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秦代之后的写的较为详细,黄先生对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都画了一副疆域图,元代的版图最大,但元代的历史最短,只有90年。元代的历史之短,一是蒙古人人数过少,文化程度又低,二是他们没有很好的融入到汉族人民中,他们较崇尚武力,当他们打下如此广阔的江山,但却没有能力很好的统治。说明管理一个国家非常不易。
汉代被作者称为“第一帝国”,这个朝代被中国作家极度的恭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平民所创造的功业。汉武帝继承了汉高祖以来,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累积的国家资源,对内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与方法,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四裔,使大汉声威远播,国势达于顶峰。
时事造英雄,汉武帝能使中国的名声远扬,一是因为他的上辈们留下了丰厚的财富,二是因为他15岁登极,享国54年,执政时间较长,他的想法可以很好的执行。但他在公元前87年去世时,他的匈奴战争使国库大为亏损,这也是西汉衰退之一大主因。
曹魏代汉,吴蜀分立。晋成一统,五胡乱华。魏晋南北,动乱不安。隋唐鼎盛,威赫四方。安史一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赵宋辽金。公元589年,隋朝完成统一,结束了将近长达四百年的动乱。好景不长,在这种局面下,也发生了权力集团的内部斗争。不管权利的转移结果如果。建立在以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以更加明确分工的三省六部制为框架是大体不变的。而且,在此时期还创立了科举制,在这样的制度下引进新生的社会力量,加之高度自信包容的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之繁荣昌盛,自不必言。但在大历史之下无不证明,在农村社会的制度组织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社会必然会导致内部的动荡,引发人事因素的不稳。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就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最终,公元907年,朱温篡唐。
防范于人事,维持以体制。历代无不如此来维护统治。有鉴于此,藩镇割据成了宋代的大忌。宋代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科举制的规模和经济的繁盛。若以此而言,则是前所未有。可为何如此国力不振?此中有诸多因素,若是就以技术方面而言,可见在补给,调动兵员,后勤方面远远不如半汉化民族的实力。王安石新法改革正是解决这技术难题的方法,然而最后还是失败。若是儒家思想的发展,也可暂时弥补缺陷。可天不逢时,来自欧亚大陆大草原史无前例的大征服入主了华夏大地。
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充满了铺陈的豪迈与细节的生动,历史就像是一块宝藏,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和逻辑,提炼出的内容总不乏深意与新意。
如果说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还只是从每个朝代的内部去剖析细节,那么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无疑具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距离感,在粗线条的史料归纳中,将历史构成一个简明连贯的纲领,进而与现代化的先进国家如西欧和美国对比,这种大历史观的着眼点在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更具现实借鉴和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探索现代化,古老的文明古国体验到传统落后与现代化失之交臂进而备受欺辱的苦痛,谦虚地求教于西方文明,试图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在一起,融入现代化的世界体系。
文中,作者提到了几个关键概念。首先是一种关系,作者将中国社会比喻为一个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是官僚阶层,下面是农民,二者混同一致,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政治方针、科举,无非是用来符合小自耕农民的道德标准。这种间架结构的社会关系,从早期的周代就已形成,井田制的发明就是一种理想化的上层设计推广到农民阶层,缺少中间的组织和阶层搭建起上下层的交流和互动。其次是一种技术。作者称之为“数目字管理”,即是市场经济社会,让市场占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通过自由交换和平等竞争使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如果没有历史的纵深,我们不会发现祖先们引以为傲的一套社会运行方式其实是落后和低效的,现代化必须靠先进的制度才能实现。再次,是一种蜕变。作者形容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就像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一样,并不容易。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巨型农村集团的朝代更迭,农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工商业一直受到压抑,支撑现代经济发展的法律、信用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的发展缺少现代化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是简单的改革无法实现的。
作者以三大帝国:汉朝、唐宋、明朝形成的基础、过程、功过得失为线条,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大历史。朝代的更迭中多有几分相似。贯穿中国专制王朝的`根本特征是中央集权统治。这一制度的形成是地理、文化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作者概括了三点地理因素:首先是黄土,绵细的黄土使农业快速发展,也带来黄河泛滥的灾难,需要上游地区诞生统一管理的指挥机构治理黄河水道,避免以邻为壑。其次,亚热带季风气候使降雨量集中在夏季,形成了一条15英寸等降雨量线,这条线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联系在一起,为了生存,农民与牧民之间的矛盾使得战争频发,需要强大的政权来守卫。在农业文明的浸润下,与之相呼应的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的思想,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成为中国根深蒂固的道德标准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的文化特征。当然,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发展的障碍。
中央集权似乎是每一个朝代开国时要巩固和强化的制度保障。从刘邦到赵匡胤再到朱元璋都无一例外。然而,每一个朝代即将衰亡之际,都出现地方自治和军阀割据的现象,不是中央集权穷途末路,而是每一个朝代的制度缺乏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和调整的自觉性。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乏作者提到的一种组织,即社会的中间阶层来优化这种变革。所以,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流血,都是一种悲剧的奋斗以失败告终。
这里我想重点讨论王安石变法。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试图通过金融管理国家,以一种现代化的信用体系支撑起国家的财政和税收以及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如青苗钱,政府在种禾苗季节贷款给农民,等秋收后农民还款并支付利息。均输法,各地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买到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牟利。保甲法,采取民兵制度。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贴近我们现代的生活,让我们对一千年以前的王安石肃然起敬,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试图以金融管制的方法操纵国事,其范围和深度不曾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提起过。然而,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却与他同时代的人物远。金融的发展是要素配置的最高阶段,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服务于工商业的社会公共机构健全的基础之上。在农业为主导的中国,小自耕农处于弱势,没有法律的保障,制度形同虚设,农民成为最大受害者。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经过艰苦奋斗,将既有利益集团彻底铲除才建立起真正的商品经济。王安石的变法似乎超越了那个时代,他的改革引发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不是经济的变革,只是官僚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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