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五,是中国一代儒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当天,来自韩国、日本、台湾及大陆等海内外专家学者聚首朱熹曾长期生活、著书立说、传道授业的武夷山市,探究朱子文化对于东亚文明的影响力。
“在中华文化中,朱子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朱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首先表示,朱子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现今道德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宝库,血脉相承的两岸同胞更应在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则指出,朱子文化让两岸民众越走越亲切。“前几个月我带了一些台湾学生到武夷山重走朱子路,很多学生虽然是第一次到大陆,但是他们跟大陆同胞没有隔阂,一路走一路探讨朱子文化,彼此增加了解、增进感情。”
世界朱氏联合会会长、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常务理事朱茂男说道:“两岸一家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两岸在共同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的同时,也为两岸交流交往形成了和谐的氛围。”
朱茂男认为,“理一分特、求同存异”的朱子思想是两岸现今必学的课题,也是不变的真理。
朱熹是是中国南宋思想家、理学的集大成者、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所倡导的“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的家教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家教庭训的懿范,并广泛传播到东亚国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习惯上称朱熹为朱子,他对后世影响的言行诗文的文化称为朱子文化。
中华传统美德立足于现实的人、立足于你我他组成的社会。中国人从来相信,每个人都要讲道德,道德跟每个人有关;天道与人道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例如,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这一方面赋予道德极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将道德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能够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做到“尽心知性”,甚至可以“知天”。这就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增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华传统美德以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为基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在承认人不能离开“利”、应当“义利双行”的同时,强调要“义以为上”“重义轻利”;强调守住“以义制利”的红线,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如此“重义”,最根本的原因是“义为利本”“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中华传统美德强调,一切有道德的人特别是政治家,都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兴天下利”“利济苍生”。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处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的关系,认为“公私相背,善恶所由”。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公私的对立引起的,“善恶生于公私”。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下也体现在处理公私关系时的不同态度,所谓“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此外,如何处置公私关系还决定着个人甚至国家事业的成败,所谓“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中华传统美德一直认为“公”是最高境界,“天下大同,圣贤至公”。因此,人也应“至公无私,大同无我”。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应坚持“破私立公、克己迁善”原则,通过省察克治,做到“公重私轻,公而后私”,达到“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贯穿于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规范中,如仁义礼智信、勤俭诚敬和等。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知行合一,在重视道德认知的同时强调行,认为“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也就是在重视人的道德教育和培养的同时,努力促进道德意识的实践和力行。这不但是因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假对错的标准:“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综上可见,中华传统美德充满了真善美,教会了历代中国人怎样立德做人、怎样治国理政,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但如此,中华传统美德还为今天的伦理道德建设奠定了深厚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不随物流、不为境转、不为名利而动心、不被假象所迷惑?从道德修养的层面来说,需要我们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丰富营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当众人被“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撩拨起续诗的兴致时,有人却嗤之以鼻:“参加接龙的很多人对诗的用韵一窍不通,折射出大众对真正传统文化的外行。在任何时代,真正的诗人都是寂寞的,诗歌都是小众的”,使不少网友“诗情酒兴渐阑珊”。
这一观点体现出当今一些人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存在的一大弊病:总是端着架子,否认群众基础,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高姿态,充分显示其狭隘性。而这,也恰恰是他们相对落寞的原因之一。传统文化的发扬,当有“大足以容众”之胸怀,有“海纳百川”之气度,而不能在自我设限中孤芳自赏。
那些文采斐然、炳炳烺烺的诗歌流传至今,固然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智慧结晶,但我们不能因为只看到绚烂夺目的金字塔尖,就忽略历史中已被风化埋葬的金字塔底的大量作品。从某种角度看,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淘洗沉淀无痕的平庸之作,何尝不体现了诗歌所拥有的广泛群众基础?事实上,当吟诗作赋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文人特定的炫耀手段,文化创作才能具有活力,涌现佳作。
从《诗经》中的不少作品采自民间,到白居易写诗但求“老妪能解”,再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诗词的兴盛从来不是小众的,而是在让普通百姓怡情养性中根植了其勃发的生命,正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那些传世的佳作,恰恰是文人贤士从普通百姓中汲取养料,佐以自己的才华而挥就的。诗歌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诗歌从来不排斥普通百姓对它的唱和吟咏与逸兴遣怀。
作为“戏曲之母”,昆曲经历时代的变迁而一度奄奄一息。戏曲工作者们意识到,昆曲从家喻户晓走向没落,不是因为昆曲名家的离世,而是因为昆曲在大众市场中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渐失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开始引入歌剧、交响乐等流行元素,打造青春版《牡丹亭》,吸引更多受众,而不再曲高和寡。当昆曲再次走进人们视野时,也走进了新的时代舞台,台下仍是一群不懂得“良辰美景”“似水流年”的痴情戏迷,台上是大师在演绎传统的精髓。这时我们懂得,没有一个文化可以将自己封闭起来,没有一个文化有资本筛选受众群体,多一分包容,多一分谦逊,才能换来更长寿的生命和更精彩的未来。
以精英品位为借口故步自封,最终只会日薄西山,上演一群圣贤大师在文化的墓碑旁落寞吊唁的悲剧。唯有敞开胸襟,接受不同文化水平的智慧,才能得到继承与发展,促成文化繁荣进步。时代需要包容,传统文化亦需包容。无论何时何地,传统文化止于独行,而盛于大众。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之称,“礼”在社会无时不在,出行有礼,坐卧有礼,宴饮有礼,婚丧有礼,寿诞有礼,祭祀有礼,征战有礼等等。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应被有批判的继承,而非一票否决。
礼是文明和野蛮的分水岭,礼是人与人交往的方式,礼还是日常生活的准则。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左传中有言道:“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足可见礼仪在文明社会和民生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经历了千年的.历史洗濯和沉淀的,那些优秀的文化价值礼仪不应被摒弃,而应被完善、继承和发扬。
驻德全权大使吴红波曾被德国问道“德国人能从中国学到什么?”,吴红波答道:“谦虚。譬如:中国人完成一个项目,他不会突出自己的作用,他首先讲得是他的团队,他的导师,较少提到自己”,自卑尊人便是中国礼制精神原则所在。所谓“自卑”不是要故装卑微自己,而是放低姿态,谦恭待人。若要好,大敬小。这种诚敬谦让,合众修身的礼仪原则在当代社会仍值得提倡。
传统礼仪还传播了许多优秀的基本价值观,如敬、恕、诚、信、仁、爱。在现代功利主义教学模式下,我们早已忘了传什么“道”,中国应该传什么“道”。而礼仪文化却给我们提供一个精神平台来领会这些优秀的精神内核。著名文学史者刘梦溪指出:“敬、恕、诚信、仁、爱等,应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然而,传统礼仪也有其闭塞成旧的一面。如古时女子以纤小玉足为美,从小裹脚造成女子足部骨骼被硬性弯折,严重影响了其正常的生理活动;儿女应听父母媒约,指腹为婚是谨守孝道的错误观念也使许多有情人分隔天涯。传统礼仪的封建思想一定程度框限了思想的自由,也阻碍了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中华礼仪文化虽有落后、陈旧弊端,但究其本质是对现代社会极有现实意义的优秀精神遗产,永不过时。择善而之,其不善而改之,让其成为国人深层价值的“根”。
众所周知,文化兴,民族兴;文化衰,民族衰。在历史长河中始终遵循这么一个定律,一个民族的兴盛,必定是从文化的繁荣开始的;一个民族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有许多东西都化为乌有的时候,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存在着。这便是文化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的灵魂作用。
随着传统的民俗活动等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京剧等优秀剧种在流行音乐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势头中濒临危机,特色的民间手工艺因后继无人逐渐衰落,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它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影射了传统民族精神的逐渐缺失。因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民族凝聚力之所在。
那么,谁来承担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任呢?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们不能因为久居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我们在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也有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当本民族的艺术精品被外来的泡沫文化所淹没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想不仅仅是记于心中那么简单。我们要守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血脉,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一直发光发亮的遗产。譬如,国粹京剧,诗词歌赋,我们的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传统美德,各类传统节日等等。这是在我们华夏子女血脉里流淌的使命,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忽略它放弃它呢?也许,我们无法杜绝外来快餐文化的侵略,但是民族使命要求我们记得在情人节送玫瑰的同时,也必须记得七夕时牛郎织女的相会,我们知道在感恩节吃火鸡的同时,也必须不忘元宵时的汤圆,我们必须记得每个中国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意义,这代表了中国,代表了中国文化,代表了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在走着自己的文化之旅,我们欣赏国外的很多风景,但我们绝不摒弃我们的文化大餐,我们在学习,我们在传承,我们在进步。
我们应该还记得那句歌词“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我们同为中国人,不仅仅因为我们是黄皮肤、黑眼睛,会说一口中国话,真正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同气连枝、血脉相连的是来自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身份证明,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它也构成了人们生活和追求幸福的不懈动力,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
今天,我们要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我们的优良传统,深深的铭记我们的血脉中喷薄的中国精神。让我们向我们的民族致敬,向我们的民族文化低头,谦虚的表达我们最虔诚的守候!
华夏五千年的文化代代相传,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泱泱国风。没有传统的延续,便没有如今的灿烂文化之光,而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所以我们华夏儿女要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传统美德。
文化是民族的根,对于文化,汉字是它的根。书法是我国的传统文化的精粹,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书法的笔墨古韵流香,它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人对书法的审美其实是长在骨子里,溶在血液中的。字如其人,相由心生,所以书法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审美情趣产生了恒久而深刻的影响。中华传统文化之根——书法。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可百善孝为先,“孝道”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尊老敬老之风淳厚而深远。古人云:“孝道,德之本。”孔子也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些都是说,孝是一切社会道德的根本、做人的根本。千百年来,孝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流淌不息,永不停歇。“孝德”这股文脉给中华民族注入生命活力。孝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里,根深蒂固,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中华传统文化之根——孝。
书法乃中华艺术文化之魂,孝乃中华道德文化之根。
我们要守住中华传统文化的根,留住中华传统文化的魂。没有根就不会长出参天大树,没有文化的根就不会有社会的文明。它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文明的根,也是世界文化的根。只有当我国观察人类文化的进展时,就能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乱以尚武平天下,治以修文化人心”,所以我们在传承文化与弘扬美德的同时,也应观乎人文,方以化成天下。
是什么支撑着我们强大的祖国能在五千年的岁月里熠熠生辉?我想,应该是中华民族传承了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文化的根深深地扎进土里,深深地烙印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里,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心底涌动的力量。中华传统美德为我们的灵魂注入人文精神,使我们的国家向着世界的文化之巅迈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为每个华人注入到心灵。
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也许,我们还在平凡的窗口上舞动青春;也许,我们还在题海战术里挑战困苦;也许,我们还在一堆堆文字材料中敲打岁月……但莫忘初心,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我们要秉持传承中华文化的信念,携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谱写历史新篇!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被视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朱熹寓居建阳、武夷山之史事,尽人皆知,殊不知朱熹之所以与闽北结下不解之缘,盖源于其父朱松来尉政和,群山迤逦千年不老的闽北古城政和,是朱氏家族入闽的第一站。现在大家都这样说,朱熹孕于政和,经过历史考证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政和是朱子文化的发祥地更为准确,更能说明政和于朱子文化的关系。目前我们政和遗存的了两座对于研究朱子文化来说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那就是朱熹祖父朱森墓和朱熹祖母程氏夫人墓,朱森墓在铁山护国寺边,程氏夫人墓在星溪富美村。
朱熹一生7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闽北度过,我把朱熹与闽北的关系概括为五句话20个字:朱子孕于政和、生于尤溪、长于建殴、学于武夷、老于建阳。
孕于政和:宣和五年(1123年,在政和任县尉五年届满的朱松调任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税。建炎三年(1129年12月,刚要调建州(今建瓯工作的朱松听到金兵自江西突入福建邵武的消息,放弃所摄之职,携带在尤溪的家眷回到政和,寓居铁山护国寺。此时兵荒马乱,烽烟四起,政和也不安全,建炎四年(1130年8月,朱松仓皇买舟携眷避到自己任职的尤溪,时刻都作着避入深山的准备。 离开政和月余后的.9月15日,朱松的第三子沋郎——未来的理学宗师朱熹降生。
朱熹生于尤溪郑氏草堂,7岁以前随父母在政和尤溪一带生活,朱熹7岁下半年,随父亲从尤溪迁往建州(现建瓯暂居,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朱熹11岁时,时任朝廷四品承议郎的父亲朱松,因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的排挤,被贬,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未赴任,朱松忿然辞官南归,举家正式来到建瓯,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从此在家专心教育子女。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春天,正当朱熹勤学苦读之时,年仅四46岁的朱松郁闷成疾去世。
朱松病逝后,朱熹遵从父亲遗命,14岁的朱熹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在五夫里,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五年后,年仅十九岁的朱熹即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授朱熹为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后历事南宋高宗、孝宗、宁宗、光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潭州。朱熹一生宦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在朝当官时间很短。
朱熹在武夷山呆的时间最长,14岁到武夷山至64岁迁居建阳,除去外地为官的七年,其他时间都在武夷山,前后达五十年。64岁迁居建阳考亭,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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