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中国历史与现在对比的作文片段【一】
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样，以“中国大历史”命名本书，作者旨在将宏观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一）由于负笈海外，授课对象是非本族的异国子民，作者曾怀疑讲述历史知识的意义及实用价值，辗转反思之后，最终决定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在与西欧史及美国史有了幅度与层次上比较的基础上再加以研究。
（二）对既成事实、不可逆转的史实，更多专注于考虑其积极意义及前后连贯的出处，而不以个人之恩怨爱憎当作历史转折点。
（三）不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而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促成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文字摘自自序篇，稍作整理）~
鄙人在阅读“安禄山的反叛”、“王安石的变法”、“数字管理还没成熟”、“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篇章时，对作者的宏观综合分析法逐渐熟悉并认可，对其通过讲说分析不同阶段、不同朝代有关“政府抽税”的历史演变，论证“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观点慢慢领会逐步接受。或许这些观点在历史课本中有所提及、野史小说中早有影射，不敢确说是作者首创或独创，但确是鄙人第一次跳出政治形态、道德意识去读史，改作因循本书倡导的“大历史”似的叙述、点评去理解一段历史，体会经济体制、技术条件等其他因素对于历史、社会、国家（朝代）演进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们是如何作用于当时、广泛影响于后世的。
自序篇中，作者还曾自问对美国学子讲解中国历史的意义，史实讲解（以韩非、李斯、始皇等为例），“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作一中外比较（以女皇为例），“尚有何实用之处”？于是阅读过程中，鄙人亦自追问，现阶段捧册读史的目的意义何在，究竟如何读史方能进益的问题也萦绕不去~
讲中国历史与现在对比的作文片段【二】
历时俩月，终于读完了。很多东西读的半懂不懂，书到用时方恨少，书读的少，看大家写的东西就颇吃力！中间实在读不下去，就掺杂读些不吃力的，算是一种变相偷懒吧！
吕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皆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给出相对客观的剪裁记录，对于一些集体认识有偏颇的公断，亦在合理推断的基础上予以指出。读来颇受启示！
吕先生是史学界公认的读书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同人传为美谈。《中国大历史》初版于1923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
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
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
讲中国历史与现在对比的作文片段【三】
1、税收体制
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在书中，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2、官僚体制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
黄仁宇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历史还是那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却一反往常的角度，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广泛综合归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也引入了“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给人提供了新的阅读角度，从不同层面来看到历史问题，解读历史。都说人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社会和国家也是一样，从过去的组织和体制中找到弊端和可取之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