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两期《见字如面》,喜欢得紧。它从众多综艺节目中脱颖而出,犹如文化界拂过一丝春风,心旷神怡。听信中内容,也如饮清泉,甘之若饴。
嘉宾老师说,书信正在走向消亡,但它承载的文化及文明不应该被消亡。它应该转移到电子媒体和互联网上去,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
不觉便想到曾经的自己,与家人、好友、笔友通信的年岁。十月回老家,还将那一盒子保存完好的一百多封书信翻出来,夜深人静坐在灯下,通读了一遍,内心沉浸于对当日情景的回忆中。一边回想是哪些年,哪些月的事,一边不禁感慨万千。
写信人早已不知去向,只剩读信人怅然若失。世事无常,万物都不足以长久倚赖。
看那时的信,有种纯粹的美。在信中聊的尽是些细微的`心绪起伏、变化,一种情绪都要写满几页信笺来表达,好像那样才完整,搁笔时,竟还有种娇羞之感。
后来那些与我通信之人,都失去了消息,他们曾在我生命里出现过,而后便渐远无书,那些不便宣之于口却全藏在字底的情愁,恐怕一去不复返了。
《见字如面》的第一期,我很喜欢萧红写给弟弟的信,文字返璞归真,像是唠家常一样,情感并不是呐喊式的浓烈,却也承载着不可说的手足情深。
我会想念在大学时期,与妹妹通信的日子。妹妹走上社会较早,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早已懂得世事艰辛,可她从来不与我说。我在学校念书,住在象牙塔里,与她说的都是些理想主义的话。于她而言,她的理想早已死在弃学的前夜。
但她仍然支持我,每次在信里无比骄傲的告诉我,姐姐是她最崇拜的人,并以此激励自己,要努力工作,助姐姐实现愿望。现在读来,无比触动。
印象深刻的是,20xx年我北上抵京,在一家做书画的公司上班,我去报道的那天,因为行李较多,是妹妹送我去的。返回的时候,老板开车送妹妹去地铁口。
在车上,老板与妹妹唠家常,闲聊起我时,妹妹很骄傲地说,我姐姐以前成绩好,会写文章。她很厉害的,以前还得过奖,常在班上当范文诵读的。
那时候,我非常不情愿她在别人面前如此说,若是有个地洞,当时必定钻进去了。我全程都是黑脸的,只有妹妹还是一副骄傲的表情,真正是以我傲的。现在想来,家人以你为傲,打心底崇拜你,那是真的爱你啊。当归亚蕾读到萧红写给的弟弟的那封信的最后几句,只觉明天的明天又在哪里?
虽然我给的你信,你没有收到,我也没能看见你,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竟很放心,就像见到了你的一样。因为你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于是我就把你给忘了。但是从那以后,你的音信一点也没有。而今已经四年了,你到底没有信来。我本来不常想你,不过现在想起你来了,你为什么不来信。想象萧红独自孤零零的躺在香港的病床上,来写这样一封信,何年何月再与弟弟见面,竟遥遥无期,只叹,那一别从此永诀。我又感慨,从前车马都慢,书信很远,一别再也不见,也有伤怀,并不尽是“从前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那般美好。
现在通讯发达,智能时代,想见一个人,几个小时后就能见到。即便不能当面见,通电话也能听到声音,视频连接还能在屏幕这端见到对方。总能很有效的一遣相思之苦。时代的发展,使其一些东西消亡,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人类进入更便捷的社会,到底好与不好?
在素描绘画当中,最关键的当然是结构。
现实中很多画家,由于对人物或物体结构缺乏了解,最后只能走形式的路子,在创作中很难拿出具有深度的力作。虽然我们已经有了方便的照相机(现在都使用数码相机)和扫描仪,可以在电脑中处理图形,能够省却很多造型的麻烦,但是,形是形,结构是结构,并不是一个概念。对绘画的过程而言,形是附着在结构之上的表象,而结构才是对象的支撑;外在形的轮廓无法真正表现对象的内在美。
我们所观察到的对象的外形,那是一种表象,一种轮廓。当对象一旦变换位置,而我们又缺乏对结构的了解,就很难着手。在初学阶段,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利用稳定的三角形来确定形体的大体位置和构图,然后再用小的虚拟的三角形、方形等分解被画对象局部的位置,这样的方法最后只能是比葫芦画瓢,照相般描绘对象。
就像我们已经走过了充饥的年代一样,我们已经走过了缺图的年代,正跨入一个读图的时代。各种图形、图像、图库层出不穷,再用照相的方法——抄照片去再现对象,倒不如干脆去搞摄影算了,那我们还不如照相机来得客观。对画家来说,最难以接受的便是被人夸奖为:看画得多好,像照片一样。也就是说,那些个作品没有强烈、强调和更深层次的东西,缺少画家对形体结构的理解和对对象的内涵表现的创意,这又怎么能算得上绘画的艺术作品呢?
艺术的真实,并不是纯客观的真实,而是画家通过自己的感官和手,表现画家内心的感受的一种艺术的真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刻画与刻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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