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相对开放的国际环境,使得各种地域文化交汇融合,过各种洋节日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这使得中国的传统节日渐渐地不被重视。现今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肩负着的使命。
中国的传统和文明需要传承。这些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存和发展的产物。现在的中国人,未来的中国人,若是无法了解自己的祖先和民族的发展,轻视这些传统和文明,那么这样的中国人也就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特色。
中国的传统节日和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品性的紧密联系,也使得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容被西化。中秋节寄托了游子对家的思念;端午节展现了耕作的劳动人民对丰收的喜悦;清明节表达了亲人对逝去者的.哀思;新年则体现了人民向往和平快乐生活的朴素愿望。这些节日背后所存在的意义,是任何一个洋节日无法替代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倡保护重视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从原来没有节假日变成了休假一天,电视媒体也日益加大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提高人们的了解和重视程度。
在这个受到外来文化强烈冲击的21世纪,我们太多地关注于西方万圣节的南瓜;情人节的玫瑰;圣诞节的白胡子老人。从而忽略了新年的“福”字,端午的艾草,中秋的月饼,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本土文化的丢失,没有了这些文化和传统,我们也将丢失自己的信仰,失去自己的特色。
身处于现今社会的我们依然要懂得不崇洋媚外的道理。外国的传统和特色往往不适合拥有古老历史的中国。就像君主立宪制不适用于中国;刀叉无法成为中国人吃饭的主要工具;直接的说话方式无法改变中国人的婉转一样,洋节日也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节日。
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是历史文化在千百年里长期积淀和凝聚之后又经后人总结和实践而成的,从种种节日风俗里,后世的人们可以清晰地体验到先民生活的历史文化图景。当承载着民族传统文化的节日不再受重视,节日的文化内涵渐渐被遗忘,中国“文明古国”的盛誉也将不复存在。
我们需要加强对传统节日的宣传与弘扬,从自身做起,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位一生刚正不阿、怀才不遇的大诗人,身体每况愈下。他已知自己的时日无多,就把年仅十四岁的朱熹托付给崇安五夫好友刘子羽,又请五夫的刘子羽、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父亲撒手人寰,十四岁的朱熹强忍少年丧父之痛,扶持着母亲和妹妹前往五夫,开始新的生活。次年,朱熹葬父于崇安五夫里之西塔山,再葬寂历山。
朱熹幼年时,其父仕途坎坷,一家人漂流于尤溪、建瓯、政和之间。期间,朱熹常随父亲到政和铁山祭扫祖父祖母墓,留宿于父亲创办的云根书院,讲授理学,或数月,或半年。云根书院、韦斋书室对朱熹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薰陶作用。朱松临终时还谆谆教导:汝勿忘父,祖之学志也。
很多人感叹于朱子没有在他的孕育地留下墨宝,但是我们还是从一些历史资料中找到一些朱熹当年在政和写下的文字,窥见了少年朱熹的雄心壮志和对政和的情感。
《十月朔旦怀先陇作》诗是少年朱熹在政和祭扫祖坟时,留宿护国寺时写下的。诗末四句写道:“封茔谅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衔训倘在斯。”表达了少年朱熹奋发勤学的壮志。
“踏破千林黄叶堆,林间台殿灪崔嵬,谷泉喷薄秋逾响,山势空濛画中垂,一壑秖令藏胜槩,三生畴昔记曾来,解衣正作留连计,未许山灵便即回。”这首《瑞岩诗》诗就是朱熹游览政和锦屏、洞宫等地后所作,诗中对政和迤逦的风光充满了无限感情。
朱熹留给政和的远远不止于这些文字,政和的山山水水留下他的款款足迹,政和的历史文化积淀他的理学渊源。为了祭祀朱文公,明嘉靖时知县俞时歆建“朱子祠”,安设朱子牌位于云根书院,明、清时期多次修缮重建。风雨岁月,故址无存,但是朱子文化却在这里深深的扎根,如政和县政府后朱松当年所植大樟树,枝繁叶茂,葱葱茏茏。
当众人被“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撩拨起续诗的兴致时,有人却嗤之以鼻:“参加接龙的很多人对诗的用韵一窍不通,折射出大众对真正传统文化的外行。在任何时代,真正的诗人都是寂寞的,诗歌都是小众的”,使不少网友“诗情酒兴渐阑珊”。
这一观点体现出当今一些人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存在的一大弊病:总是端着架子,否认群众基础,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高姿态,充分显示其狭隘性。而这,也恰恰是他们相对落寞的原因之一。传统文化的发扬,当有“大足以容众”之胸怀,有“海纳百川”之气度,而不能在自我设限中孤芳自赏。
那些文采斐然、炳炳烺烺的诗歌流传至今,固然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智慧结晶,但我们不能因为只看到绚烂夺目的金字塔尖,就忽略历史中已被风化埋葬的金字塔底的大量作品。从某种角度看,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淘洗沉淀无痕的平庸之作,何尝不体现了诗歌所拥有的广泛群众基础?事实上,当吟诗作赋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文人特定的炫耀手段,文化创作才能具有活力,涌现佳作。
从《诗经》中的不少作品采自民间,到白居易写诗但求“老妪能解”,再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诗词的兴盛从来不是小众的,而是在让普通百姓怡情养性中根植了其勃发的生命,正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那些传世的佳作,恰恰是文人贤士从普通百姓中汲取养料,佐以自己的才华而挥就的。诗歌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诗歌从来不排斥普通百姓对它的唱和吟咏与逸兴遣怀。
作为“戏曲之母”,昆曲经历时代的变迁而一度奄奄一息。戏曲工作者们意识到,昆曲从家喻户晓走向没落,不是因为昆曲名家的离世,而是因为昆曲在大众市场中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渐失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开始引入歌剧、交响乐等流行元素,打造青春版《牡丹亭》,吸引更多受众,而不再曲高和寡。当昆曲再次走进人们视野时,也走进了新的时代舞台,台下仍是一群不懂得“良辰美景”“似水流年”的痴情戏迷,台上是大师在演绎传统的精髓。这时我们懂得,没有一个文化可以将自己封闭起来,没有一个文化有资本筛选受众群体,多一分包容,多一分谦逊,才能换来更长寿的生命和更精彩的未来。
以精英品位为借口故步自封,最终只会日薄西山,上演一群圣贤大师在文化的墓碑旁落寞吊唁的悲剧。唯有敞开胸襟,接受不同文化水平的智慧,才能得到继承与发展,促成文化繁荣进步。时代需要包容,传统文化亦需包容。无论何时何地,传统文化止于独行,而盛于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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