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本书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解决很多长久困扰我们的谜团。比方说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买东西要说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再比方说当年我们读《卖炭翁》,为什么“牛困人饥日已高”,偏偏不进门吃饭,而是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还比方说李白《静夜思》的床,究竟是胡床还是唐代以后的卧床?
也只有了解到唐代长安城格局,我们才会发现《舌尖上的中国3》中所说,回坊最早建立于唐代的说法有多么不可信。
书中以小见大,把彼时的许多细节拆开来讲,让我们认识到历史车轮不断向前之下,那些被忽略的知识,甚至改变的常识。也只有重新梳理对尘封往事的认知,才有机会更好的理解过去,理解隋唐,理解大唐气息下的点点滴滴。
书中引用了王梵志等人的诗作,借故事来反推当时人的想法。比方说新嫁娘3日之后调试羹汤要先让小姑子尝尝,别让婆婆不开心,比方说买药去哪里,如何配,如何利用宗教迷信麻醉并靠神佛保佑等等。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局限之下,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关韩愈日常生活的探讨大致如上。通过研究,我们不仅大致知道了韩愈的生活状况,而且还了解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比如幕府官员生活水平较高、写碑铭挣钱之多、官员宴会的极盛、租房多而买房不易、出行对仕宦与礼制的冲击等。总之,本文不是全面研究和评价韩愈,只是想通过韩愈的日常生活来展现唐贞元长庆时期一个文人型官员的生活水平、生活内容、生活习俗。
当我们将当时其他文人型官员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的生活也都各各作出研究并且将他们互作比较的时候,一个时代的一个阶层或一种类型的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就会凸现出来。这也许会为理解当时的人的发展变化、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某些生活方面的原因和依据。这就是我们研究韩愈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在我的身边,发生过很多事,每一件事都令我感动。然而,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却是一位清洁工的所做所为。
那是一个寒风呼啸的早晨,不知道为什么,平时爱睡懒觉的我,竟没有丝毫困意。爸妈还没醒,无奈,我只好早早地起了床,穿上衣服,出去买饭吃。走到大街上,忽然听到“哗,哗”的声音。我跑过去一看,原来,一位老汉在这寒风中打扫卫生,不用说,肯定是以为清洁者。我对他没兴趣,便接着往前走。
大约到了七点钟非时候,我一看时间也不早了,便走上回家的路。有走到碰见老汉的地方时,看见那里围着一群人,这时起了我的好奇心,也想凑过去看看热闹,哎呀,人可真多啊,好不容易挤了过去,看到眼前的一幕,我呆住了。一位老人,被几个好心人搀扶到路边,老人晕倒了,可是手里还握着扫把嘴里还喃喃自语“我要把卫生打扫干净”。这位老人正是我早上见到的那名清洁工。我的心头一震,忽然想到:这位老人没事吧?会不会有生命危险?这时人们纷纷议论起来:
“这位老汉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晕倒在路边?还好没什么事。”
“是啊,他在这里干几年了,今天怎么说晕就晕?”
“好像是过于劳累照成的。”
“听说他儿子很有出息开了一家大公司,赚了不少钱,一直要他搬过去住他就是不肯,坚持要再这里当 清洁工,自己照顾自己。”
正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老人迷迷糊糊的醒来了,他挣脱开搀扶他的手,颤巍巍地站起来,说:“我没事,大家回家吧!”说完,又笑了笑。这微笑并不甜美,反而让人觉得略有几分沧桑。等人们散开的时候,他又扫起了马路......看到这时,我才突然感觉到,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擦了擦眼泪,走上了回家的路。路上,我不住地回头,回头......
每想起这件事,我都被老汉坚守岗位、任劳任怨的精神所感动。他为了我们的市容,放弃了优越的'生活环境,默默的工作着,令我感叹。
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主要指“衣食住行”,即最基本最日常的生活。其他如婚丧嫁娶等虽很重要但非“日常”,目前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
韩愈“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是唐代振兴儒学的重要人物。在那篇重新归纳提炼儒家学说的名篇《原道》中,韩愈除举出儒家在仁、义、道、德、文、法、民、位几方面的规定外,又指出“先王之教”,“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将衣食住纳入了儒家学说范畴,或者反过来说他认为儒家学说应该包括衣食住等内容,儒家思想应该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由此可见韩愈对衣食住行的重视。所以韩愈在反对佛道二家时,也主张恢复僧侣道士的宗教生活为儒家提倡的正常的日常生活,所谓“庐其居”、所谓“使吏卒脱道士冠,给冠带”即是如此。韩愈甚至说,即使“佛”本人真的来到唐朝,皇帝对他也“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待遇与对一般外国宾客相同,而这待遇实际就是朝廷礼仪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表现。
从儒家观点出发,韩愈主张生活上遵循常理,反对神鬼禁忌。比如在饮食方面,他批评那些相信服食的人,说“五谷三牲,盐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谷令人夭,不能无食,当务减节。盐醯以济百味,豚鱼鸡三者,古以养老。反曰是皆***人,不可食。一筵之馔,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务鬼神”。他又拿自己和伯兄相比较,说“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岁矣”,表现了一种务实不务怪的生活态度。
一般而言,韩愈不太追求物质享受。这一点有别于其他文人型官员。在韩愈看来,只要日常能够度日,妻子儿女能够不受贫寒就可以了。比起生活的舒适来,他更追求自己志向的实现。他曾在《与卫中行书》中说自己在徐州的日子,“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这种生活态度使韩愈不去追求钱财的积累,而宁愿拿出一二十万钱去资助学生或捐款修庙。与此相对应,韩愈很看不惯豪家子弟的生活方式,对学官中的“豪家子”和长安的“众富儿”都表示过不满(详后),对“刮磨豪习”的宗室则予以表彰。这种生活态度甚至影响了他的交友。于是我们看到,韩愈最好的朋友都是一些能文然而比较贫穷的人。
韩愈对生活总的说又取一种比较严谨的态度,对他人对家庭也都比较负责任。元和十五年(820年)韩愈量移袁州。袁州属江南西道,在治所南昌有一座名闻遐迩的滕王阁。韩愈年青时就“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这次成为江南西道治内的一州刺史,本来完全可以找个理由去南昌一趟,看看这一名楼,但由于“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这就是韩愈的一种不以私利而破公制和不假公事以遂私愿的态度。韩愈还特别反对那些不愿为他人为家庭负责的人。他曾经碰到过一个“圬者王承福”。此人不肯娶妻生子,嫌这样做太劳心劳力。韩愈批评他是“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说“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韩愈不仅对家庭负责,就是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常常给予许多真诚的帮助。所以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说韩愈“内外茕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而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庀其家,均食剖资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这种生活态度是韩愈真诚助人性情的体现,但同时也使他的生活总是处于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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