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网红,大家所想的,一定是什么楚楚动人的姑娘,可是卸妆后却是个大妈;什么美味无比的食物,实则难以下咽;什么清荣峻茂的天堂,却只是门前的水沟……这些网红其实是“网骗”,其背后的原因令人不耻。
前年冬天,我们一家人在武汉游玩时路过一家名为“秃师傅”的蛋糕店,我马上回忆起这不就是爆红网络的那家蛋糕店吗?网上的主播都在吃这种蛋糕,都在说如何如何好吃。于是,我进店,买了一个“招牌”起司蛋糕,品尝后,全家骂娘。这什么吗!明明就是去了皮的超大号达利园小蛋糕吗!这样的骗人经营一定不会长久,不出所料,下一年,此店果然关门大吉。
回家后,我马上把父母手机中的抖音卸载。
有次和同学聚会,在一家网红餐厅,聒噪的口水歌,人头攒动的吧台,只有我一个人面对悲剧般的“食品”。同学在那拍照,他们东拍拍西拍拍,我顿时明白“网红”只是一个面具,给自己戴的面具。
这个面具是什么?是商业的炒作。店家会给“网红”们好处费。人们都来吃,是一种攀比,“网红在吃,大家在吃,我和他们有什么区别,我也吃!”这便是人们吃“网红”食品的根本原因。因我吃,故我在;因我吃,故我红。这全是虚荣心在作怪。
出现以上情况,是人们没有正确的批判思维,“大家都说好吃,一定好吃!”“我觉得不好吃,大家一定会笑我不懂,我也得说好吃!”这样,屎一样的食物成了抢手货。这可不是嘛!燕窝好吃嘛?鱼翅好吃嘛?鹅肝好吃嘛?不用说,不好吃。人云亦云,商业炒作,以讹传讹,人云亦云,这样“网红”食品,深入生活,却毫无营养,可是,人们还在上演着以讹传讹的闹剧。没有人说出第一声“不!”这时便需要一位英雄,挺身而出,大骂“网红”,揭露他们对社会的误导作用。
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一块小小的“起司蛋糕”竟引出如此大的哲学问题。
有了网络的传播效应,很多人因为一门手艺或是技艺、甚至是一段视频成为网络红人。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红加入商业大军,人们创造出网红经济的概念,虽然这一概念并未受到经济学家们的认可,并不妨碍投资商看好网红市场,办起网红培训班。
作为资深网红的芙蓉姐姐谈起网红商业模式,认为每个网红都有一定的粉丝量,但是这个粉丝量不能直接兑换成钱,但是通过电商或者结合别的途径,便可将粉丝量与钱挂钩。
法国作家莫洛亚说,人人能因被人认识而得益,网络传播使这种效应呈几何级数扩大。在利益驱动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网红自我炒作和投机的行为,由此催生网红商业模式的泡沫。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认为,网红现象会助长一部分人通过各种途径试图一夜暴富的浮躁风气,当这个社会中人都不那么平静、都想一夜暴富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不正常的,再者,迅速成名的网红又多是昙花一现。因为真正的红在现代社会需要持续的能力的支持,网红不会提供这一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如果说网红可以创造价值和GDP的话,它只会推高GDP的泡沫。相比之下,农业方面的GDP涉及到谁来养活中国,制造业方面的GDP涉及到中国的强大预付,网红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只不过是物质财富的一种再分配。
对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网红商业模式对GDP是否有贡献?值得我们去思考,但毋庸置疑的是,内地的经济增长需要高质量的经济效益。而网红在用人气换取物质财富的同时,作为传播主体也在传递着不同形式的文化。作为欧洲万像电影节主席,贾振丹希望网红中能够出现更多对社会有正面影响力的人,来引导产业、习俗或是社会道德。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人们展示着对艺术、游戏、运动、美食等领域的演绎,但网络直播门槛的降低,使得网络直播内容良莠不齐。中国播音主持业界学术元老、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退休教授吴郁认为,过去的直播是针对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现在的直播门槛降低了,年轻人在网络直播平台上记录生活或自我表现时希望得到首肯,是对成功较片面的理解,同时使得这一虚拟世界出现踩底线和打擦边球的情况,应该多向积极阳光的方向去引导。
中国播音主持业界学术元老、原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吴郁说,直播平台门槛降低,易使网络直播中出现部分负面内容,应积极引导。
2016年7月12日,内地文化部公布,26个网络表演平台被查处,处理了16881名违规的网络表演者。法律专家董媛媛表示,网络影视方面最起码不能有黄赌毒内容存在,不能有教唆犯罪的行为,不能损坏别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
网红一夜成名的故事固然吸引眼球,但其是否可持续发展呢?作为一种时髦业态,网红现象映射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实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原中国驻多伦多领事谢沛鸿对比网红的红和中国红的红:前者像是股市中的概念股,一个概念炒出来,是为了筹资,同时又像是涂红漆,容易脱落,不能持久;而中国红的红是传统祥和,醇厚有底蕴的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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