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桂梅老师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她是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人民,奉献给了她热爱的教育工作和学生。她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新时期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的杰出榜样。她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党、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贫困山区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我们要以学习先进典型为标杆,对照党章、准则、条例查找差距、检视剖析好自身存在问题,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要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怀着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的公仆情怀,发扬锐意改革、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端正扎根基层、勤奋敬业的务实作风,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工作。
张桂梅同志用自己的一片真情点燃了无数贫困家庭的希望,用自己的赤诚爱心托起了无数孤儿和困难学子的人生梦想,用自己真情挚爱,诠释了什么是大爱无疆、大爱无私、大爱无声。
她以勇者无畏、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
女子高中成立之初的困难,是张桂梅始料不及的。山区条件艰苦,再加上张桂梅对工作要求严格,很多年轻教师难以适应。建校才半年,17名教师中有9名辞职,教学工作近乎瘫痪。
焦虑、沮丧的情绪包围了张桂梅。在留下来的8名教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张桂梅把6名党员教师集中起来,重温了入党誓词,诵读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篇章。有的教师眼里泛起泪花,他们被张桂梅的无私打动,他们要和张桂梅一起,把女子高中办好,把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
留住了教师,还要留住学生。家访成了张桂梅最重要的工作。很多学生的家在偏远山区,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到达,但张桂梅要求自己“要亲自到每一个学生的家里去看看”。
与张桂梅多次同去的华坪县电视台记者王秀丽,对家访的路心有余悸。“在路上,我害怕得腿发抖,甚至觉得鞋底会被脚趾抓穿。在一些路段停车休息时,我连车都不敢下,害怕自己会不小心跌下山崖。”
张桂梅也害怕。一次,她坐乡政府工作人员的摩托车上山,“不敢低头,摩托车稍微歪一点,就会跌下悬崖粉身碎骨”。11年来,张桂梅在大山里走了近12万公里,对1345名学生进行了家访。家访途中,她摔断过肋骨、发过高烧、迷过路,还曾因身体虚弱晕倒在路上。
为了把儿童之家和女子高中顺利办下去,张桂梅不得不四处筹款,但这条路同样艰难。
一次,张桂梅到昆明某企业寻求帮助,未等她把话说完,企业领导就叫保安赶她走。张桂梅不走,保安就放狗出来追咬,小脑萎缩的她不能很好地保持平衡,衣服被狗撕破,脚上鲜血直流。无助的张桂梅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还有一次,她在街头募捐,被人认为是骗子,有人还朝她脸上吐口水。离开人群后,疲惫、伤心、无助的她坐在街头靠着墙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万家灯火。
后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邀请她到北京录制了一期节目,这期节目为她募到了100多万元。
然而,没人知道,她才到北京就接到哥哥病危的电话,哥哥想在弥留之际见见离家几十年的妹妹。张桂梅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去录制节目。她怕错过时间人家就不让她上节目了,她怕不上节目就会失去筹款的机会。等她录完节目,哥哥已经过世。
1974年10月,17岁的张桂梅跟随姐姐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45年来,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贫困山区。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双亡、无儿无女的张桂梅黯然神伤,她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调入丽江市华坪县。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了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教学任务。
一年后,不幸再次降临。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宫肌瘤,且肌瘤已经有5个月胎儿那么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张桂梅忍着疼痛继续站在讲台上,她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学生们中考。直到7月中考结束,她才住进医院。打开她的腹腔,医生们倒吸了口冷气:腹腔内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肠子已经粘连在后壁上了,取出的肿瘤有两公斤多。
2001年,张桂梅兼任新建的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儿童之家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两岁,最大的12岁。此后,张桂梅除了上课,还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这些幼小的孤儿。
儿童之家的工作,让她萌生了创办一所学校、让贫困山区女孩免费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经她到处游说,这一善举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华坪县委、政府协调出土地,省、市党委政府划拨了100万元的办学经费。
2008年8月,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在华坪建成。11年来,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1645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进大学。
学习了张桂梅同志的先进事迹,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她是一个平凡的女人,膝下无子,但被评为“全国百名优秀母亲”、“中国好人”,被几百个孩子亲切的称呼为“妈妈”;她疾病缠身,但她誓死与病魔抗争,坚持把毕业班的学生送进考场;她放弃优越环境,选择了艰苦,因为她觉得“艰苦的地方更需要我。”她为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四处奔走,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张桂梅同志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撑起了一片蓝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我想是因为她心中始终牢记“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因为如此,张桂梅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和热爱,她牢记初心使命,心甘情愿为民奉献一辈子。也正因为如此,她毅然决然选择了贫困山区教育事业,用她饱含深情的伟大的“爱”去帮助贫困山区女孩实现人生的梦想!张桂梅同志践行初心使命,以责任担当实现了人生的超越。正如张桂梅同志所说:“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
我想,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张桂梅同志,她始终把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她心系困难群众,投身教育扶贫,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人民教师的骄傲;她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在党爱党、在党为党,是我们基层共产党员的骄傲。
的确,我们要走群众路线,就必须情系群众、一心为民;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落地落实、做事做实。张桂梅同志,始终冲在最前线,敢与时间赛跑,敢和病魔抗争,竭尽全力帮助一批又一批贫困山区的孩子走出大山,托举起他们的希望和梦想。
作为新时代的人民教师,我们也一样扎根山区农村,面对的一样是贫困的孩子,他们也一样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唯一的出路就是学知识、学科学,我们一定要接过老教师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用心来工作,用心来教书。记住,这里—更需要我们!
校外进行家访,校内开展“五个一”党性常规活动,张桂梅和老师们边研究边探索,感性的认知慢慢聚拢,理性的判断渐渐升腾,老师、学生的心渐渐和党支部、和张桂梅凝聚在了一起。
8月1日,张桂梅要去学生陈明思家家访。当天她的身体很不舒服,走两步就要歇一歇。可当她看见远远来迎接她的陈明思,紧蹙的眉头马上舒展开来,微笑着拥抱着学生,轻声询问假期作业的完成情况。
2014年到2015年间,陈明思的奶奶和弟弟相继去世,承受不住家中变故的父母经常吵架,有时还会打架,导致陈明思无心上学。张桂梅了解到情况后,及时到陈明思家家访,做她父母的思想工作,如今陈明思的父母不吵架了,父亲还去打工挣钱了。
“很多道理以前都听过,但由张校长说出来让我更信服。”陈明思说,“在我情绪不好的那段时间里,我不想和任何人讲话,校长就让我和她一起住,每天不管多疲惫,只要校长发现我情绪不对,她都会和我谈心,给我讲革命先烈的故事,慈祥的眼神里,流露出对我深深的爱,慢慢地我开始和校长讲心事了,现在校长已经成为我的知心长辈。”
陈明思告诉记者,现在她在“演绎红色经典课间操”中扮演江姐,演的次数多了,自己也受到了感染。她每天最期盼的就是跳《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献》,一听到歌声响起,就特别振奋,她仿佛看到了革命先辈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浑身充满了劲,在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她相信只要努力一定可以考上向往的上海财经大学。
多年来,张桂梅把家访作为一种工作常态,坚持走进家庭、携手育人,深入到每个贫困学生家里,前后共走了10余万公里。在她的教育影响下,女高的学生都在心里暗暗许下向革命先辈学习,努力拼搏实现自己梦想的心愿。
“学校每周都开展的‘五个一’活动,一日一次重温入党誓词和每周观看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革命历史故事片等活动,让我们耳濡目染,提升了自身修养,我们的心和张老师连在了一起,让大山里的孩子走出来成了大家共同的心愿。”丽江华坪女子高中办公室主任张晓峰说。
当年因不堪学校严苛管理而离开的陈建华老师,不仅又回到了女子高中继续任教,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说:“离开学校后,一直都听到张桂梅老师的故事,张老师把自己融入时代、将信仰融入生命,让我深受感动,我也想做像她一样有信仰的'人。”
许多年前,张桂梅过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时,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个家。
她是黑龙江人。母亲在近50岁时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时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们长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1974年,17岁的她跟着三姐来到云南支边,在中甸林业局当过播音员、宣传队队员,80年代,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中甸林业局子弟学校的校长,"为了他,我也申请去当了老师"。很快,他们结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忆里,丈夫多才多艺,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赚来的钱给她花,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饭,两人常常去洱海边上散步,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丈夫对她好,去大理市里开会,只要当天能够赶回去,一定会和她一块吃饭。
她是极其外放的性格。在东北,她有过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时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长大,没有严厉的管束,人送她外号五猴子,总是上蹿下跳,后来在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调皮捣蛋,会哄骗邻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长发剪掉,还会抓毛毛虫吓别的孩子,老师一巴掌拍死毛毛虫,手就肿起来,她挨了一顿骂,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后被老乡送回家。
等结了婚,她喜欢去歌舞厅,不想去开学校例会,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时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那时候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师,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化妆,穿紫色皮鞋、蓝色裤子、红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里,挂着一个手编的门帘,小个小个的珠子挂起一串,美极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师回忆,到了午休的大课间,在桃子树下的草坪上,张桂梅会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飘逸",学校里关系好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老妖精,简称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后来,她形容那段岁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将终止,爱与被爱的生活即将结束。"
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总共筹了二十多万。她到处跟亲戚朋友们借钱,后来丈夫的家人劝她别治了,她不愿意。丈夫自己也想放弃,她劝他,我们能活一天算一天呗,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呗。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她都试,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二十多万,半年就见底了。
1995年2月,丈夫还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万念俱灰,往行驶的车上撞,驾驶员踩了刹车躲开,让她寻死别连累别人。回去以后,她和停尸房的人说:请您把他从冰箱里头搬出来。她最后一次抱着丈夫痛哭。爱与被爱的生活,结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处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头也不洗,只是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门,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她想,她必须离开。她申请调动,填了许多地方,只有华坪接收了她。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大理是个大城市,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1996年,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来到华坪。
起初,这更接近于一种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一年之后,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但到了华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这里的孩子需要她,"为了能让他们走出大山,我做了一点小事,我感到快乐"。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
她清楚地记得,一个带着女儿前来交书本费的父亲,走了五六个小时,把卖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钱塞给了她,"他很朴实地告诉我,就这些了啊,我有钱还给你送来。"她动员了几个学生一块数钱,一分钱、五分钱、两毛钱的纸币,零星的几个硬币,脏兮兮的,总共不到50块钱。但她把纸币捆成了一捆,留作纪念,"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还满高兴满高兴的,然后把孩子还送给你。人家没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没有的。我们还怨天怨地在这儿怨的。"
她反观了自己。"人家还没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这个人的生死应该是自己明白的。这个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就别纠结在那出不来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她的头上",用华坪县前教育局局长,如今是张桂梅宣讲小组一员的杨文华的话说。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她走了40分钟。回到了宿舍,她哭一会儿,站一会儿,一夜未眠。
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第二天,铃声一响,她本能地走进教室。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她还能怎么办呢?当年患癌的丈夫撑了一年多,是因为自己百般筹钱,在他身边照顾,如今轮到了自己,没有医药费,也没有人安慰。
吃止痛药,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就这样,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后来,她借了几千块钱,坐上了夜班车,到昆明做手术。她的肿瘤拿下来,肠子粘连到了后背,每次摸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块石头一样,疼的时候是一阵阵的,人也变成黑瘦黑瘦的了。
万幸的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埋头苦干、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当时华坪县正大力发展开采煤矿,学校里的老师工资低,就干着第二份职业,或者辞职出来做煤矿生意,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一个政协委员告诉她,我们绝不能捧着骨灰盒来宣传您。她的事迹开始在小县城里传遍,两次手术期间,一天晚上她喘气困难,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冒着大雨去医院,给她取氧气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位山里的女人,把五块钱的路费也捐给她治病,自己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种"爱的支撑"。
后来,她有过几次成家的机会。她的名声传出了县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来。有一次,王秀丽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北京来了一个作家,你过来看一下嘛。王秀丽想,跑上门跟人家说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厉害的,便没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张桂梅的追求者,见面的时候,张桂梅还涂了口红,穿了高跟鞋。王秀丽立刻叫个摩的就去了儿童之家,但那人已经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给对方,张桂梅说,找一个伴有什么用呢。王秀丽说,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个人跟你说一下话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丽听说,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欢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扫地。那人坐床边,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叠被子。一天都不让那人坐下。他们还问张桂梅,你要忙着结婚吗?你就怕以后我们养不起你吗?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北京来的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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