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作文290字【一】
又是一堂美术课。
课前，班里好乱啊！说话声、吵闹声和回音声交织在一起，连自己的声音似乎都听不到了。
没有人注视时间，也没有人细听着铃声，教室里炸成了一锅粥。悄然间，美术老师来到了教室。大家看在眼里，但仍旧我行我素地大吵大闹。而我则坐在那里静静地浏览我几个月摘抄的心爱的本子。
这时美术老师一拍桌子，大吼道：“刘强，把你的本子交上来。”我一脸狐疑地将本交上去。谁知这时老师站起身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门边，然后一扬手，“嗖”的一声，我的心血飞了。
我立即火冒三十丈，气遍全身，用恶狠狠的眼神盯着她，表示我的愤怒，这已经是将怒火压低大半后的表现。但强压怒火好难受呀！头晕、眼花，肚子疼。
老师见我这样，就把我送到了班主任那里。到了班主任那里，我的`怒火小了些，但我还是头晕。班主任老师让我先休息一下。然后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耐心地开导我说：“你本身就错在先，在那种情况下老师只有***一儆百，抓到谁谁就认倒霉……”接着又教育我说：“做人要宽容，不然吃亏的只有你……”我仔细想了一下，真像班主任说的那样。这时我的气基本上消了，但还是为我那被摔的“粉身碎骨”的心血抱不平。
老师说的对：做人要学会宽容，心胸要大。我照老师说的做，果然得到了更多的友谊。
这个“批评、教导”是我人生的领路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它。
批评的作文290字【二】
在一个阳光充满温暖的上午，我经过了一次难忘的批评。
早上，老师来看了看教室的卫生，之后叫我们把作业掏出来，刚开始的我非常有自信心，这次作业我一定可以得到优秀。轮到我给老师看了，自己心里得意的呀，都快笑出声音来了，谁知，老师翻开了我以前的作业，看到我乱写，乱批改，老师马上怒火就出来了，很凶的在班上当着全班人的面教育了我一顿，我当时觉得很没有面子，在心里还暗暗地骂老师，你为什么骂我？我是做错了，难道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
老师教育了我，其实老师自己也很难过，他不想伤害任何一位同学，因为我们还是四年级的学生，心灵还是很脆弱的。
放学之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还犯这毛病吗？我与老师说：再也不会了！
这次批评之后是我的学校更加的努力了，也明白了学习是为了我自己，这样的毛病我不会再犯了！
批评的作文290字【三】
张德明，1954年生，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翻译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主持国家九五、十五社科基金项目《人类学诗学研究》、《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已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有专专著《人类学诗学》、译著《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布莱克诗选》、参与主编《世界诗库》等。另著有诗集《打水漂》等。
本书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文本与语言、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本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辩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
本书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文本与语言、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本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辩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这本小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记得黑格尔说过，对于一个具有坚实内容的客体，最容易的是对之作出评判，最难的是对之作出描述。诚哉斯言！与其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对一个坚实的'客体作出评判，不如扎扎实实地读懂读通原著，再用明白如话的语言将之表述出来，这样，西方的理论话语才能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汉语文化的学术资源。那种动不动就靠搬弄西方名词术语唬人的做法，那种“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的高头讲章，不是自己理论功底欠佳的表现，便是掩饰自己汉语修养火候不到的障眼法。一位名人说，理论要有力量，就必须掌握群众。而理论要掌握群众，就必须让理论直面“世事性”，让一般大众读得懂。在美国访学期间，我老是惊讶于美国学术专著的发行量之高，一般民众对理论的兴趣之大，甚至像斯皮瓦克这样艰深晦涩的专著，也能印到20多万册。
个中原因，我想，普遍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较高固然是主要方面，但理论与民众、世事的“亲密接触”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近年来，国内学术理论界强调与国际对话，与世界接轨，但有不少人忘记了，或不屑于将西方理论通俗化、本土化，让它真正掌握群众，化为实实在在的批评能力，结果形成一种悖论，仿佛我们与世界接轨接得越牢，对自己的世事就越可以不关心；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得越多，与自己的民众就可以对话得越少。我们往往不会反思自己如何通过自已的著述去培养“理想的读者”，而会抱怨读者素质太低，学术环境不够理想。的确，应该是反思理论如何本土化并掌握群众的时候了。当然，我在这里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多么好，只不过自己一直来尽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已。如果这本小书能在理论的通俗化或大众化方面起到一点作用，那就是作者莫大的安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