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的一生有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三天组成了人生三步曲。但我说人的一生只是由无数的今天构成的,因为不会珍惜今天的人,既不会感怀昨天,也不会憧憬明天。
乐观的人,喜欢描述明天的美好前景;悲观的人总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不测。但生命的内涵,只在于今天,生命是宝贵的,它是由一分一秒的时间堆积而成的,珍惜今天就是珍惜生命,荒废了今天就是荒废了生命。
昨天已是过眼云烟,再也无法挽留。如果在昨天,你为取得了一点骄人的成绩而沾沾自喜,或是因为做错了一件事而愁眉不展,那么你就永远陷进了昨天的泥潭里。同时,你今天的时间也会从你的沾沾自喜或愁眉不展中悄悄流逝。每个人都会乘坐今天这班车驶向明天,一天一个驿站,一天一处风景,趁着明天还未到来,我们就应该抓住今天,这样等待着你的才会是果实累累的明天。
我们不应该在昨天寻觅什么,也不应该向明天祈求什么,最重要的是怎样对待今天。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努力学习,抓紧今天的分分秒秒,用今天的努力去弥补昨天的空隙,去实现明天的崇高理想。
每次结束,虽然结果还未揭晓,但在同学们脸上,或喜或忧早已展露无遗。但是考试已经结束,已成为历史,成为了不能改变的事,也许会受挫,也许会失败,但是“不经风雨怎么见彩虹”,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认输,远航的水手告诉我们“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至少我们还有梦。”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不久后即将面临期中考试,那么你是否还在欣赏昨天或为昨天哭泣,这时你应该在为不久后的期中考试打下更好的基础,把每天做到最好。
聪明的人,检查昨天,抓紧今天,规划明天,愚蠢的人,悲叹昨天,挥霍今天,梦幻明天,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应该是无怨无悔的昨天,丰硕厚实的今天,充满希望的明天。
同学们,让我们共同珍惜今天,珍惜现在的分分秒秒吧!
先生认为,实用理性是中华文化又一个特征,在《论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什么是实用理性?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阐述:这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坚持人的价值本位,并且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进行纯思维的抽象。实用理性从文化层面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实用理性强调对现实的关注和经验的传授。例如对“仁”的解释,“仁”是《论语》的核心思想,出现109次。孔子的弟子问何为仁,结合具体语境,孔子每次回答都是不同的,告诉世人应当如何行事,并没有在逻辑上对“仁”进行理论分析。所以黑格尔就嘲笑说《论语》就是一本处世格言。但是这些“处世格言”却有关乎人作为本体存在的价值体认(李泽厚语)。正如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正是人探索自身价值的具体表现,没有通过严密的逻辑形式来展现,而是讲授经验,就好像和蔼可亲的老者对着年轻人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气氛自然而活泼。
极端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现实的实用,使得实用理性缺乏探索精神。理性不会越界超出经验之外,缺乏严格的形式推理和抽象的理论探索。这就使民族获得和承续这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等等(李泽厚语)。所有这些,给民族文化、哲学体系、行为方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层面,实用理性在适应迅猛发展的科学之路上显得步履蹒跚。
实用理性强调现实效果,对民族性格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孟子离娄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符合礼法么?孟子回答:符合礼法。又问:如果嫂子溺水,该怎么办?答:应当出手援救,不救人与豺狼无异,应当权变。这种权变使得中国人变得圆融、灵活,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为了达到现实效果,不可避免要进行变通,导致中国人对规则的淡漠。在古代社会实用理性巩固了人治基础,并不适应现代法治建设的进程。这样就又回到了“解构—重建”的问题,先生强调:“保持和发展实用理性中那种乐观而韧性的人性态度,去重建那超越伦理的准宗教的心灵境界。这样,我们或许能够突破绵延至今的政教合一,克服目前日趋严峻的道德颓丧和信仰危机。”
解构与重建,总结与展望,钻研与引申,李泽厚先生通过《今读》以其现代视角传达了千年智者内心的声音,帮助我们找到了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让我们知道做一个中国人原来是这么美的一件事情。同时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传统文化之于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提出了“解构—重建”的理念,警惕“民粹”对现代社会的破坏,更好地实现中华文明的转型,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
乐感文化是先生在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演讲汇总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由于中国氏族血亲传统,加以小农经济不断巩固的社会结构,使中华文化更关注现世,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性格和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心理结构。
《论语》开篇首章便体现了这种性格与心理结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学习有益的知识并时常实践,收获一种快乐;与远方来的朋友一起畅谈人生理想,交流经验也是十分快乐的事情;没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烦恼怨怒,这不才是君子么?(李泽厚先生译)从文义来看,因为学习并时常实践,所以感到快乐,让人的感情升华。作为群体当中的个体,与其他个***流精神感受,也感到快乐。在人群中,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也没有感到不开心。该篇向世人展示的是一种乐感的生命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强调人的主体,立足于一个世界、现实世界,赋予人在自然中的本体地位,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先生指出中国人很注重现世的努力和幸福:“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衣食住行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特征,尽管深知人死神灭,犹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中国人却仍然不畏艰难而生活。”
立足于现实世界、一个世界,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诸如日本“耻感文化”、基督教世界“罪感文化”最大的不同。孔子的世界观就是立足于现实世界,承认一个世界,因此孔子“不语乱、神、鬼、力”,也总说“敬鬼神而远之”,却一定告诉大家要敬祖敬贤。后世儒家对“天”的探讨止于“感应”,更玄的道家虽然抬出一个无所不能、视万物为刍狗的圣人,但最后还要实现“天人合一”。而基督教世界的“罪感文化”设定另外一个世界,人有原罪生来是赎罪的,还创造一个人格神祗。比如,一个人犯了罪去教堂找神父忏悔,经历了一些仪式后,罪就被上帝知道并且将心灵“净化”了(这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激烈批判的,宗教裁判不能代替世俗裁判,如此正义得不到实现)。可见,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格神祗,根据宗教教义,人格神祗已经为世人指明方向。并且,另外一个世界变成“葬心之地”,可以在这里将精神、心灵中不纯洁的东西放下。所以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在精神层面是相对轻松的。
这样来看,“乐感文化”又不总是那么喜乐,精神负担比存在人格神的文化沉重得多。在中华文化中,没有人格神祗向世人展示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什么,需要人自己去追寻,正如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追求“仁”是要靠自己的,难道要靠别人么?)而人在追寻最终目标过程中,依己不依他(人格神祗),无依无靠,没有什么可以救赎,只有靠自我不断探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心悲苦,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忧从中来,正在于此。也由于此,塑造了中华文化讲求坚忍不拔的文化性格,于实践中见真知,于平凡中见伟大,从现世的人生追求精神的升华,赋予人生积极的意义。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不曾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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