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张艺谋是个不会讲故事的导演。他前期最优秀的那些作品,都依靠着强大原著文本的力量。而那些曾经被他改编过作品的作家,包括余华、苏童、莫言、毕飞宇等,几乎可以列出那一代中国文坛的黄金阵容。
但每每离开原著小说的支撑,张氏作品便很容易陷入形式大于内容的窠臼。从原创剧本的《英雄》和《十面埋伏》,到翻拍自经典话剧和电影的《黄金甲》与《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将自己的美学理念发挥到淋漓尽致,也一手将华语电影带入到了大片时代,但在叙事上,却一再饱受诟病。简单而缺少内涵的故事、脸谱化的角色设置让一出出弘大的场景沦为加长版MV,“国师”的头衔越来越成为网民调侃的对象。虽然近来与严歌苓的两次合作尚算及格,但无论如何,80至90年代之间的那个用影像记录着这片古老而苦难大地的,充满着锐意、新意和进取心的张艺谋,终究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再去回味他创作黄金期的作品,更能感受到当年的他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性格的深入思考,和与内容主题更加契合的形式表达。特别是张艺谋导演生涯之初的“红色三部曲”,更是以其日后蜚声国际的色彩、构图等极具个人风格的形式特点,留下了足够让人在品鉴中思考、在反思中回味的佳作。
从《红高粱》到《菊豆》,再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张的三部曲虽然都聚焦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女性身上,但主题和格调却越来越冰冷。而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成为了其中最为绝望、悲凉的一部作品。
张艺谋很会拍女人,从他一手捧红了两位国际巨星便可见端倪。但如同他的故乡,他最擅长表达的女人,也是充满着浓浓黄土气息的那种。所以,他将故事的背景由原著小说的江南水乡移至北方大院,不失为避重就轻的讨巧之举。
无论从面相还是身形上看,山东女人巩俐都不是小家碧玉,而她所饰演的经典角色,哪怕是为妾为婢,哪怕是社会最底层,都透着一股子倔强和不屈。但我以为,恰恰是打破了这个惯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才是她不可多得的最佳表演。
辍学女大学生颂莲在一开始的时候,无疑是一个非常具有独立人格的新时代女性。她拒绝迎亲的花轿,一个人走进大宅门,这是对命运的一种无声反抗。而后,她却在不自觉间,陷入为主为奴的双重环境之中,逐渐迷失了自己,成为陈府这座吃人宅院的又一个牺牲品。
导演在描绘颂莲人格变化的时候,很巧妙的在全片以中远景为主的镜头组合中加入了少量特写镜头,精准的捕捉到女主角表情的细微变化,从而反映出一个花季女子一步步在礼教和规矩的压制下沉沦。
第一次特写,是开篇与继母的对话。颂莲面无表情,眼神中透露出倔强。通过这次特写,观众不难接受导演的`意图,即旧社会女性的际遇沉浮,绝大多数时候都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即使像颂莲这样受过西式教育的女子,仍然逃不过不由自主的命运。
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特写,则呈现一组明显的对比。从第一次被服侍捶腿时的不知所措,到渐渐习以为常,再到从中意淫出一种类似性高潮般的快感。与其说颂莲忘记了初心,毋宁说她习惯了陈府中的游戏规则并慢慢乐在其中,彻底完成了从学生到“四太太”的心理转变。而这种游戏规则,正是以男权或者说夫权的高高在上为基础的。
你可以将这部电影视作小型版的宫斗剧来看,因为其中照样不乏相互嫉妒、猜疑、陷害、争宠,甚至这座深深的宅院,也像极了一座小皇宫。有高高在上的主子,有流言蜚语的仆从。但陈府却更像一个小监狱,每个人都被困在了这里,无从逃脱。失败者如同梅珊与颂莲,一个死掉,一个疯去。而成功者如卓云,也不过是一次次看着比自己年轻美貌的新人走进门楣,最终不是像大太太般看破红尘,便是重蹈三太太、四太太的覆辙,怎么说得起一个胜字?
哪怕是高高在上的陈老爷,也一样是这大宅院的犯人。君不见,导演常常给出鸟瞰视角的堆成构图,让宅院呈现出一个“口”字。而人在口中,不是“囚”又是什么?
整部电影里,陈老爷从未以近景出现,观众几乎无法看清他的脸。这种安排也是颇为评论界所称道的点睛之笔——陈老爷由此被抽象成一个意向,一种规矩的象征。他着力维护旧的统治秩序,哪怕需要为此抹***掉活色生香的爱妾。而所有女人存在的价值,无非是带给他欢愉,并为他传宗接代,延续着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礼教传统,如同这个苍老、一成不变的中国。
比起原著,电影版最大的亮点便是小说中原本不存在的灯笼和捶腿。点灯的过程繁琐而费力,却带来了一种肃穆而庄重的仪式感,加之全片的对称构图、长镜头和静止画面等视听语言的应用,大大加强了沉闷压抑的氛围,为人性沉沦的主题铸造了完美的舞台。特别是夜晚冷色调下的斑驳宅院,像极了宋词中的那一句“庭院深深深几许”。
陈府像一头噬人的猛兽,只有走进去的人,没有走出来的魂,即便是枉死,灵魂也要被困囹圄,无法超脱。
片中以四季轮回作为分段式的时间轴,却独独落下了春天。春是万物生长、是播种未来、是希望萌生。而在陈府中,或许什么都不缺,却唯独缺了希望、缺了未来。
作为本片拍摄地的山西晋中的乔家大院,很多年后还诞生过一部经典的电视剧。虽然居中不乏与机敏,但每每在电视上看到那雕梁画壁、高墙大院,我仍然不寒而栗的想起,那个绝望到让人心死的故事。
这个星期,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了两个灯笼,一个灯笼是大大的兔子灯,一个灯笼是普通的灯笼。
我来说说我和爸爸做的兔子灯吧!那一天,爸爸拿来了许多铁丝’我问:“这些铁丝是干什么用的?”“你不是说要做一个灯笼吗?”我拿来铁丝做兔子灯笼的架子,“我能帮忙吗?”爸爸摇摇头说:"不行,你还没有这么大的力气,你在旁边看着,以后长大了可以自己做兔子灯笼。”我只能坐在旁边观看,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上前去给爸爸递工具和铁丝,兔子灯笼的架子做好了。接下来,爸爸让我拿来一些纸把兔子灯笼封死,这下我可以帮忙了,爸爸把纸剪下来,我把纸的边缘弄上胶,这样下来这兔子灯笼基本完成了。可还是有点不好,原来它的眼睛和鼻子没有,咱们拿来水粉颜料,把兔子灯笼的眼睛和鼻子画上,这样一个真正的兔子灯笼做完了。
哎呀,做一个兔子灯笼真难呀!
比赛开始了,一号选手小白兔用一个红萝卜做了一个灯笼,他在灯笼外贴了彩纸,在灯笼里放了一枝蜡烛,虽然灯笼外表漂亮,但是灯的光线太暗了,裁判给小白兔十五分。小白兔有点沮丧。
二号选手小山羊用草地上的'野花串起来做了一个花灯笼,野花散发着芳香,灯笼里面放了一枝蜡烛。这个灯笼既美丽又有香味,但是,他的灯笼光线也太暗了,经过裁判的讨论,小山羊最后得分是十七分。小山羊叹了口气。
三号选手小花狗的灯笼是用骨头做的,他在灯笼中间放了三枝蜡烛,非常亮,他还在灯笼外面贴了一条条的彩纸,并且***几枝百合花。裁判们见了都很震惊,小花狗最后得分是二十分。为什么小花狗的灯笼,让裁判们眼前一亮呢?因为小花狗的灯笼比小白兔的更光亮,比小山羊的更香浓。
是呀,谁善于把别人的长处集于一身,谁就最有可能胜出。
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女性主义的情况下,中国近期的电影却鲜少涉及这一主题。中国没有女性主义吗?《七月与安生》还有目前没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甚至《大鱼海棠》都有涉及到女性主义,但是无一例外,这些电影的女性主义视角并不突出。
所以,今晚,我们来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谈部老电影。
《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改编自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
“红灯笼”这一意向贯穿整部电影的始终,可见,其象征意义绝不简单。影片中,每当红灯笼被点亮,被挂起的时候,就意味着有新人要进入这个院子了,意味着有人要得宠了,有人可以点一份自己喜欢的菜了,同时也意味着有人要失宠了。仅仅一个红灯笼,却几乎牵扯了这个死气沉沉的大院中所有女性的神经,此时的它代表着权利,代表着地位,就是不像红灯笼。
红色给人的感觉是热烈,是激情,是情欲。影片中,只有被陈老爷点中的院子才可以点红灯笼,陈老爷的到来意味着性,而红灯笼就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性暗示。在这种暗示下,女人不得不顺从男人,因为男人决定着女人什么时间可以有性,什么条件下才可以有性,女人在这种压抑下渐渐沦为男性的玩物,而在以陈老爷为代表的男性眼中,院中女人确实只是性玩物而已,因此,雁儿活着陈老爷可以明目张胆的占她便宜,雁儿死了陈老爷连见都没见一面。对于男性来讲,薄情是生理决定的。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就是高高挂起的性,大家心照不宣,却又无人不心知肚明。在这种直指女性的暗示下,女人在这个红灯笼下变得一丝不挂,其自尊也被一点一点燃烧殆尽。红灯笼凭借着男人的特权愈加鲜红,在这种情况下,女人只能“以色事人”,只能“你算计我,我算计你”。性压抑压抑的绝不仅仅是女人的本性,还有女人的尊严、善良。从这个角度看《甄嬛传》,后宫的争斗就更好理解了。
南唐以来,女性的另一苦难就开始了,那就是裹小脚。几千年以来,脚成了另一束缚女性的工具。电影中并没有涉及裹小脚的画面,但没出现就意味着男性不再关注女性的脚了吗?当然不是。
颂莲刚刚入府,迎接她的不是老爷,而是捶脚。捶脚那在陈府可不是小事,在他们的规矩里,脚要被精心缝制的红绸子盖好,就像盖着红盖头的新娘,外人可是不可以看见的。捶脚有专门的人服侍,有特制的工具,它会发出急急令般的声音,整个院子的'人都听得见,可见其待遇级别之高了吧。所以,就连受过新式教育的颂莲也被其俘获了,为了捶脚,她绞尽脑汁,耍尽手段。在某些情况下,人性的恶显露无疑。可悲,可叹。而回想颂莲刚入府时,陈老爷是怎么给她解释捶脚的,他说:“女人的脚捶好了,才能伺候人。”哈,原来还是脚。
当女人的脚被一层一层裹上,女人行走甚至站立的权力就已经被剥夺了,一个不能站不能走的女人除了依附男人还有别的选择吗?而当影片中的女人越来越依赖于捶脚时,其命运也在那一声声急急令般的捶脚声中越来越无法被自己控制。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波伏娃的话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电影唯有比生活更真实,才会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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