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海南历史文化研究报告【一】
我一直将艺术与文化等同看待，同其他活动一样，是整个社会活动中的一部分，是从中分离出来而赋予特殊职能的不同的表现方式。艺术同文化一样，没有一个标准的形式，而其自身发展出的一套体系决定了其复杂又相关联的形式。艺术亦不受其他活动影响，却寄生在各个活动中成为一种意识上的影响因素影响着其他活动。并且，艺术的本身价值是抽象出来的价值，没有一个形象的参照物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又受到时代、地域、创造者与受众的影响，价值评定相差巨大。对于创造者与受众，又受到自身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及艺术层面的与生俱来的审美观的影响，造成艺术价值评定的不稳定性。
同文化一样，艺术亦要放在某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本质的认识这种特殊的社会活动。一旦某个艺术孕育出一种产物，这种产物便成为一种旧的形态，一种存活在过去某个时间的艺术（虽然可能有相同的空间）。我们只能像记录文化一样记录艺术，且如不能复原抽象的文化一样不能复原死去的艺术。换句话说，我们了解的仅仅是过去的艺术，是已近死去的艺术，其最初的思想只有创造者知道，我们只是选取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杜撰出一部分思想记录在历史的文献中，供人们评论。
作文海南历史文化研究报告【二】
首先，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历史经济地理学有密切关系。就历史经济地理学而言，它不仅主要侧重于研究历史时期，在地区基础上或以一定的地区为单位而进行的经济活动，而且还联系到经济的空间结构，着重探讨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6]（p267）因此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也就成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传统和基础。而货币本身就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那么以探讨历史时期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为目的的历史经济地理学理应对本属经济活动必然产物的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有所涉及，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毫无疑问应从属于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之列。就目前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而言，还处在无人问津的空白地步，因此，我们完全可将其视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新范畴，新领域。那么作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一部分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应建立在前者之上，但同时后者也是从前者中推衍而生的；故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但所不同的是，货币是经济活动中一种“特殊商品”，历史货币地理所揭示的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历史经济地理所研究的一般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言，其研究对象更加具体明确。自货币产生以来，一切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及各部门的生产都是围绕着分工和交换而不断扩展和深化，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在货币经济各行业各部门和经济地域间的流通，起到了联接和纽带作用。不唯如此，在商品货币经济条件下，货币是任何社会形态中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启动源泉和先决条件。我们知道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都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而两者的结合是通过货币这一媒介粘合的。[7]（p60）因此，马克思把货币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的观点应当是正确的。[8]（P133，39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货币地理在研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和第一变量——货币的空间特征和货币经济的地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并进一步揭示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目的，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在历史经济地理学中应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历史货币地理科学体系的建立，不仅会在研究领域上开阔地理学，特别是历史经济地理学的视野，而且还进一步涉及到了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货币，这无疑是对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水平的深化和理论境界的巨大提升。
其次，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货币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历史货币地理与货币学两学科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于两者都是以研究货币为主要内容。这里我所说的货币是特指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个概念与钱币学中的钱币概念有着质的区别。钱币学是研究钱币形态历史的科学，它是文物史的一部分；货币学是研究货币流通的历史，它是经济史的一部分。[9]（p48）古代数量众多的厌胜钱、冥币、纪念币等属于钱币学范畴，不是我们所说的具有一般等价物性质的特殊商品——货币，因此不在我们的研究范畴之内。
不仅如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还必须大量地吸取货币学特别是其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和货币史的研究成果，这同时也是两者联系密切的又一表现。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较历史地理学的其它分支而言，更多地涉及到了经济学和经济史，特别是其中的货币学和货币史的成果，这不仅缘于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货币本身是受货币金融理论的一般规律制约的，而且又由于货币史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研究内涵也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内容。此外，历史时期货币的空间差异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与之密切联系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同样可以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相参照、相比较。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必须借助于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的一般理论以及货币史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经济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和经济史中的货币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差异又是明显的。首先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货币学研究的切人点各不相同。历史货币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及其流通的内涵发展为自己的主要讨论对象；而货币学则反之，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主要探讨货币数量同就业、产量、收入和物价等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金融理论则研究如何将社会储蓄合理配置到具有竞争性的各种投资上，以取得最佳效率[10]（p1）。历史货币地理以研究货币在历史时期的空间条件下的流通状况背景对货币本身的影响，也就是探讨货币及其流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侧重，它所面对的是历史时期地域背景下的货币和探索货币的地理性问题。货币的地理性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货币在空间背景下的流通表现出来的，那么要准确说明货币所具有的空间特征，就必须侧重了解掌握各种地域背景条件下的货币的空间分布与流通状况，以及形成这种状况的成因。其次，历史货币地理与货币史的研究在内涵上也有根本区别。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将货币史的研究内涵规定为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研究、信用与信用机关四个部分，其中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是研究的重点。货币研究中又包括货币理论、货币研究史、钱币学三个领域。从彭先生所区分的货币史研究的具体内涵来看，货币史与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货币史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忽略了同一时段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差异，因而对货币在空间流通过程中与空间的联接关系缺乏分析。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则是把研究的重心定位于货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通过对历史时期地域空间货币分布和流通的研究，对地域间货币差异的分析，揭示出地域间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律，为实现当前货币经济的合理布局提供借鉴。从这个方面来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克服了货币史研究无法描述货币空间性的缺陷，是对货币史的补充、完善和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具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性质。尽管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是其在研究过程中又必须借助于历史学、经济学及与之相关的考古学、文字学、货币学，货币史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手段，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是建立在多学科理论成果与方法论基础上的一种综合研究。
作文海南历史文化研究报告【三】
《历史研究》出自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r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为十册鸿篇巨著，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汤因比认为，不应该把历史现象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研究，而是要放到更大的范围进行比较和考察，这个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少数有创造力的人创造引导发展的，或言之，没有这些人，文明将会停滞不前。而这些有着创造力的少数人也并不是总保持着创造力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斯宾格勒等著名历史学家就认为文明终究会衰弱，正如人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规律一般。
然而文明真的无法摆脱“衰弱”之命运吗？恐其非然，文明是人所创造的，人是造物主的杰作，虽存在诸多的缺点，却仍可承受此等赞誉。认识存在相当的主观能动性。文明之所以会有兴衰，原因无他，皆是人能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衰无他因，根源于人本源之惰性。正如一基督主教所言“敌人正好在你的体内，你所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那里面，所以我要说管好你自己。”
文明的进步与否和有创造力的个体有关。表明，有创造力的人都会让社会上的多数人来模仿自己的行为。这种模仿是一种机械性的模仿，而不是模仿有创造的心灵。此种模仿可在一定程度上将已有的文明在空间上拓展，在时间上延续。同时，这些有创造力者在社会作用下有可能会迷失自我，他们也因此丧失创造力。当他们丧失创造力时，人们将不再模仿、遵从，是此，有些“原有创造力者”会采强迫方式。正谓之，“先知变成教官，圣人变成暴君”。亦即，当已失去创造力之人迫使社会其他成员模仿、遵从其反文明的行为或言语时，衰亡便露出端倪。兴兮，衰之所伏；衰兮，兴之所依。
所谓的迷失自我究为何意。人是和环境不断密切互动的，这个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人在过多的崇拜情形下，就变得乐于享受并安于现状，这也是他们丧失创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威尼斯王国、意大利王国皆是如此。盛极一时、风靡地中海的古希腊曾一度击败强大无比的波斯帝国，就是这样的古希腊文明也归于消亡。他们没有败给强大的敌人，而是败给了骄傲的自己，败给了自己所崇拜的已然过去时的丰富文化（失去了原先文明所具有的创造力）。乐成的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不加以进一步的创造或改良，就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和障碍，因而衰弱甚至消亡就成了历史的常戏。
如此就有人追问，难道没有一直对各种荣耀和夸赞保持警惕之心的原创力之人吗？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人。然则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即是前后辈的人持续地发挥创造力。文明断代进而衰弱的现象正是说明具有原创力的人自身创造力的丧失和后继具有原创力之人的缺失。
读史明今，个体的生活何尝不是另一种简短的历史，也上演着兴衰。从洪荒混沌到识得礼义技能，每一个进步都是创造力的再现。生活或者工作学习，若固步自封，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不思进取，则如逆水行舟。现有的经验或者技能，并不足以完全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因而定期的更新知识体系和完善为人处世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作文海南历史文化研究报告【四】
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罗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象愚合作编著的《文化研究读本》是一本集合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的学术论文集，其中摘录的都是在文化理论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批判性观点和论断。通过阅读这本文化研究文献合集一方面能够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能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从中获得启发。本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前言、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传媒研究。
前言部分两位作者梳理了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介绍了文化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主体、重要的文化学者和其提出的里程碑式的文化观点和批判理论，并将这些理论按照类别加以区分，让人对本书的内容和结构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熟悉这些文化研究者的观点，帮助在后面的论文中更加深入的体会其观点的论述和表达。
第一部分“什么是文化研究”，描述了文化研究的诸多概念和定义。在理查德·约翰生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中，他主要论述了文化研究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问题，探讨文化研究符码化和一些定义的策略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要提出的论点是，文化研究有三种主要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则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并论述了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的线索，随着‘结构主义’知识景观的出现被打断了。尽管结构主义可能比‘文化主义’更为多变，然而它们还是共享了某些共通的立场和方向。”而托尼贝内特的文章“置政策与文化研究之中”则阐述了政府和政策在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霸权与民主。“然而，在此我认为，只有通过使用那些通过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而产生的补救办法，文化研究才能确实摆脱那些庸俗形式……”
第二部分探究“文化研究的起源”，三大文化研究的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E.P.汤普森给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理查德·霍加特倾向于赞扬早期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以“派格报”连载小说为代表分析其中体现的工人阶级文化选择和审美。“工人阶级特别喜爱那些读物、星期日漫谈类报纸、休闲类报纸，从整个不列颠群岛殚精竭虑的收集所有能找到的合适的材料，这对几乎全体成年的工人阶级都有吸引力。”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分析”以文化的三种定义：“理想式”、“文献式”、“社会式”为中心，分析其中的依据和原理，找到研究和利用价值。“在我看来，上述每一种定义都有价值。因为，不仅在艺术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为方式中，寻求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性人类活动记载，看来肯定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篇是摘录E.P.汤普森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研究在工业革命之下出现的英国工人阶级。
第三部分“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主要讲述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内容。科内尔·韦斯特的两篇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展开研究。“新的差异文化政治”从知识、生存和政治三方面的挑战展开论述，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期许，“虽然大多数第一世界知识分子都采取了保护充满危机的现在的回顾性和保守观点，但我们仍然提倡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无限可能性和潜力的语言性幻想，对当下承受社会消耗的人来说则尤其如此。”“少数者话语和经典构成中的陷阱”则探讨了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非洲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变迁，针对其如何摆脱陷入欧美精英派形式主义的危机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化批评家们应该改进经典构成的类型，使它们在如何更好地回应我们置身的社会和文化的当下未及的战斗中发挥战略武器的作用。”安·杜希尔通过研究“芭比娃娃”这一风靡世界的玩具的跨文化元素和差异销售规则分析其中体现出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芭比娃娃、上面简述的童话故事，乃至我们读给自己孩子的那些看似纯真无染的童话，它们的共性在我看来都是编织在童话符码里的种族和性别神话。”
第四部分“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文化商业化、产业化的相关理论。身为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在“大众经济”中叙述了大众文化经济中的大众性与多样性、抵抗与符号权利、财政经济和文化经济等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文化经济的意义和快感决定了那笔资本的经济回收的幅度：文化经济以与资本权力相对抗的衣服辩证力量驱动着财经经济。”詹尼斯·拉德维通过”浪漫小说的机构形成“分析了工业文化时代浪漫小说的发展和演变“……浪漫小说阅读经验的内涵也许同两方面密切相关：一方面是阅读行为符合中产阶级母亲的时间，另一方面使故事本身处理的焦虑、恐惧和心理需求来自于女性的而社会和家庭地位。”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如何才能做一个体育爱好者”描述了体育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过程，探讨了体育与娱乐、身体健康以及社会地位的关系。“实践不同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在于，每一种运动都不同程度地首先离不开经济资本，其次离不开文化资本和闲暇时间；它也离不开具有阶级或阶层特点的伦理和审美性情与每一种运动包含或似乎包含的伦理或审美的客观潜在力量之间的亲和关系。”
最后是“传媒研究”聚焦在电视、电影和音乐等艺术形态的文化研究。首先是莱恩·昂的“《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通过分析美国电视剧“达拉斯”（即“豪门恩怨”）中体现的众文化意识形态来分析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火遍全球的`原因。“然而快感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忽略的范畴。在它的话语里，快感似乎是非存在物。”在“MTV：追逐（后现代）明星”中，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分析了音乐电视中体现出的文化商品化和传播的后现代性，“我们只有理解音乐电视与经济、技术、历史和文化变迁的关系，才能理解音乐电视。”理查德·奥曼在自己的教师手记中阐述了广告的双重言说及其体现的意识形态话题。“意识形态的话题并不总是等于双重言说，但是它轻易就能成为双重言说。”
这本书与我之前读过的约翰·斯道雷（本书也有他的文章摘录）的《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比较近似，都是对上世纪重要的文化学者及其批判理论的总结和阐述，然而前者主要是分类摘录学者原文，凭借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料让人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文化名家的观点和依据，后者则是第三人称陈述，重点列举出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理论，以自己的理解对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做出总结，而且更多的是解释各种文化定义和概念，与教科书很类似。对我来说，我还是更喜欢阅读《文化研究读本》中收录的原文，虽然不一定能够将作者的写作意图理解的十分透彻，但是我从中能得到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这种体会比任何名家解析都更让我记忆犹新。在这本书中，我既能了解到个人比较喜欢的描述文化现象的文章，也能读到比较抽象的理论描述，有些难懂不过可以使自己的思维得到锻炼和提升。
之前一直听许多人说，前言对一本书来说非常重要，也是必读的部分，但是我之前在阅读文学名著的时候一直是忽略它的，觉得都是作者的写作感受，跟内容本身无关。事实上，前言中包含了许多与书本有关的周边信息，可以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思路，内容梗概，尤其对于学术著作，明晰作者的写作背景、主要观点、论述方式以及对论据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能够帮助理解整本书的内容框架、捋顺阅读思路。在《文化研究读本》的前言中，两位编者说明了编著此书的目的，并对书中收录的论文和作者及其主要观点做出简要的描述和分析，让我对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和基本观点有了大体上的了解，对后面的论文阅读也能相对较快的进入状态。
从内容上来说，这本书中的文章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现象都以文化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开阔了我的思维，并将其往更深一层引进，比如，芭比娃娃、摇滚乐、电视剧等等的背后都有很深的文化根源，它们不仅仅是表面上看的那样五彩斑斓、形式各异，而是工业文明下批量制造的产物，有着既定的生产流程，并在刚一出现就已经拥有很深的文化烙印，其内在的无论是霸权文化入侵，还是种族歧视、文化抵制等等，都会给接触者带来巨大的影响力。在安·杜尔西的文章中就描述除了这样的的影响力：从小出生在白人统治的世界，玩着白人芭比娃娃，其中透出的西方审美观已经深入到内心，以至于“我长大时，总以为自己很丑，纠结的头发，宽大的臀部，漏缝的牙齿……直到有几个尼日利亚男子告诉我，在他们的文化里，这样的牙缝是大美人的标志……”而美国摇滚乐的产生与流行和美国七十年代的越战有密切关系，摇滚乐疯狂激烈的音乐风格为人们提供了反抗战争和发泄不满的有效渠道。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也在不断的为各种活动帖上文化的标签，比如沙滩代表了度假、休闲、活力，购物中心代表妇女、花费，城市代表快节奏、发达等等，这些原本是脑海中的定式搬的联想，原来都大有研究，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文化研究读本》是一本收录西方文化学者研究论文的书籍，从各个侧面展示出了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西方为文化研究起步较早且相对成熟，然而正如前言所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正因为如此，一代代的文化学者都倾其毕生的精力来推进世界文化研究的发展，而这种锲而不舍、追根溯源的研究精神是十分值得我学习的。
作文海南历史文化研究报告【五】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作文海南历史文化研究报告【六】
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罗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象愚合作编著的《文化研究读本》是一本集合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的学术论文集，其中摘录的都是在文化理论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批判性观点和论断。通过阅读这本文化研究文献合集一方面能够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能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从中获得启发。本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前言、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传媒研究。
前言部分两位作者梳理了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介绍了文化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主体、重要的文化学者和其提出的里程碑式的文化观点和批判理论，并将这些理论按照类别加以区分，让人对本书的内容和结构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熟悉这些文化研究者的观点，帮助在后面的论文中更加深入的体会其观点的论述和表达。
第一部分“什么是文化研究”，描述了文化研究的诸多概念和定义。在理查德·约翰生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中，他主要论述了文化研究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问题，探讨文化研究符码化和一些定义的策略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要提出的论点是，文化研究有三种主要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则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并论述了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的线索，随着‘结构主义’知识景观的出现被打断了。尽管结构主义可能比‘文化主义’更为多变，然而它们还是共享了某些共通的立场和方向。”而托尼贝内特的文章“置政策与文化研究之中”则阐述了政府和政策在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霸权与民主。“然而，在此我认为，只有通过使用那些通过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而产生的补救办法，文化研究才能确实摆脱那些庸俗形式……。”
第二部分探究“文化研究的起源”，三大文化研究的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E.P.汤普森给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理查德·霍加特倾向于赞扬早期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以“派格报”连载小说为代表分析其中体现的工人阶级文化选择和审美。“工人阶级特别喜爱那些读物、星期日漫谈类报纸、休闲类报纸，从整个不列颠群岛殚精竭虑的收集所有能找到的合适的材料，这对几乎全体成年的工人阶级都有吸引力。”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分析”以文化的`三种定义：“理想式”、“文献式”、“社会式”为中心，分析其中的依据和原理，找到研究和利用价值。“在我看来，上述每一种定义都有价值。因为，不仅在艺术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为方式中，寻求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性人类活动记载，看来肯定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篇是摘录E.P.汤普森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研究在工业革命之下出现的英国工人阶级。
第三部分“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主要讲述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内容。科内尔·韦斯特的两篇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展开研究。“新的差异文化政治”从知识、生存和政治三方面的挑战展开论述，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期许，“虽然大多数第一世界知识分子都采取了保护充满危机的现在的回顾性和保守观点，但我们仍然提倡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无限可能性和潜力的语言性幻想，对当下承受社会消耗的人来说则尤其如此。”“少数者话语和经典构成中的陷阱”则探讨了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非洲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变迁，针对其如何摆脱陷入欧美精英派形式主义的危机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化批评家们应该改进经典构成的类型，使它们在如何更好地回应我们置身的社会和文化的当下未及的战斗中发挥战略武器的作用。”安·杜希尔通过研究“芭比娃娃”这一风靡世界的玩具的跨文化元素和差异销售规则分析其中体现出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芭比娃娃、上面简述的童话故事，乃至我们读给自己孩子的那些看似纯真无染的童话，它们的共性在我看来都是编织在童话符码里的种族和性别神话。”
第四部分“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文化商业化、产业化的相关理论。身为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在“大众经济”中叙述了大众文化经济中的大众性与多样性、抵抗与符号权利、财政经济和文化经济等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文化经济的意义和快感决定了那笔资本的经济回收的幅度：文化经济以与资本权力相对抗的衣服辩证力量驱动着财经经济。”詹尼斯·拉德维通过”浪漫小说的机构形成“分析了工业文化时代浪漫小说的发展和演变，“……浪漫小说阅读经验的内涵也许同两方面密切相关：一方面是阅读行为符合中产阶级母亲的时间，另一方面使故事本身处理的焦虑、恐惧和心理需求来自于女性的而社会和家庭地位。”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如何才能做一个体育爱好者”描述了体育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过程，探讨了体育与娱乐、身体健康以及社会地位的关系。“实践不同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在于，每一种运动都不同程度地首先离不开经济资本，其次离不开文化资本和闲暇时间；它也离不开具有阶级或阶层特点的伦理和审美性情与每一种运动包含或似乎包含的伦理或审美的客观潜在力量之间的亲和关系。”
最后是“传媒研究”聚焦在电视、电影和音乐等艺术形态的文化研究。首先是莱恩·昂的“《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通过分析美国电视剧“达拉斯”（即“豪门恩怨”）中体现的众文化意识形态来分析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火遍全球的原因。“然而快感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忽略的范畴。在它的话语里，快感似乎是非存在物。”在“MTV：追逐（后现代）明星”中，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分析了音乐电视中体现出的文化商品化和传播的后现代性，“我们只有理解音乐电视与经济、技术、历史和文化变迁的关系，才能理解音乐电视。”理查德·奥曼在自己的教师手记中阐述了广告的双重言说及其体现的意识形态话题。“意识形态的话题并不总是等于双重言说，但是它轻易就能成为双重言说。”
这本书与我之前读过的约翰·斯道雷（本书也有他的文章摘录）的《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比较近似，都是对上世纪重要的文化学者及其批判理论的总结和阐述，然而前者主要是分类摘录学者原文，凭借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料让人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文化名家的观点和依据，后者则是第三人称陈述，重点列举出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理论，以自己的理解对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做出总结，而且更多的是解释各种文化定义和概念，与教科书很类似。对我来说，我还是更喜欢阅读《文化研究读本》中收录的原文，虽然不一定能够将作者的写作意图理解的十分透彻，但是我从中能得到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这种体会比任何名家解析都更让我记忆犹新。在这本书中，我既能了解到个人比较喜欢的描述文化现象的文章，也能读到比较抽象的理论描述，有些难懂不过可以使自己的思维得到锻炼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