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光觉得,自己这篇文章没什么了不起,也不是他理想之作,这种“突然的出名”让他感觉很不真实。网友们不断在网上评论博士生返乡手记,王磊光在手记发布的第一天看了看评论之后,便很少关注。他知道,不管自己说什么,都会有各种评论出现。
更何况,真正生活在文中所述乡村的人们并不知晓博士生返乡手记的走红,王磊光也从来没有向生活其中的长辈们提及文章的事情。“他们都是很本分的人,如果看到我将身边的事情写了出来,一定会为我担心。
对于自己的文章引发的有关农村大学生出路问题的讨论,王磊光则表示,“我所说的,是80后大学生出路难的问题,这里有一个背景,即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毕业生相比,当时他们大学毕业之后是能够改变自己甚至家庭的命运,而如今的80后大学生承载着家庭的希望,但绝大部分人的出路是艰难的。”如今,媒体陆续找到他,但王磊光希望人们不要关注他本人,而去关注现实的中国。(采写:南都记者 刘素楠
除夕之际,王磊光不断接到朋友、以前学生的电话,他才知道自己的返乡笔记在这个春节火了。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感到不安,也不能理解:“我很少去看别人的评论,因为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媒体事件。”
事实上,这是王磊光应邀为2014年2月举办的“我们的城市论坛”所写的一篇演讲稿。他反问南都记者:“你有没有发现这篇文章就像一个提纲?很多内容和细节没有展开。”春节前,上大现代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罗小茗告诉他,媒体有意发表其返乡手记,王磊光答应发表。当时的题目仅是《近年情更怯》,最终见报标题为《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因此,他把返乡手记爆红的原因归于媒体的传播。
王磊光这篇笔记也获得了自己的导师———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主任王晓明的称赞:“分析很真切,文化研究的视野开始有点形成了,好!”博导王晓明表示,读了返乡手记最后一部分“知识的无力感”,也同样感到心情沉重:“从现代早期到上世纪90年代,从农村出来到城市的人,总体上是能够以自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让其他没有这个机会的人信任‘求学是人生正道’的,有这个信任在,城市里的进步力量反哺乡村的可能就存在。但现在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像80年代晚期90年代初的上海:出租车司机每月赚1400元,当得知我一个大学副教授每月才600元的时候,很同情地看着我:‘算了,下海吧!’”
此文也让中国农村的现状,在春节期间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并收获诸多回应,有肯定的声音,也有争议之声。前日,一篇署名为“古鱼”的《又一篇博士生返乡笔记:从一而终的稳定生活更可怕》在澎湃新闻发布,以另一位来自乡村的文科博士生视角看乡村。古鱼对农村大学生“近年情更怯”的现象表示不认同,在他看来读大学的观念应该改一改:“无论乡村还是城市,读书不会无用,因为知识是有用的,读过大学的.人相对而言会有更高的成长空间,以后贡献越大,拿钱也就越多,而不是一毕业就能兑现很多钱或一毕业就加入体制内获得某种‘人上人’的身份优越感。”
对于返乡笔记引发的争议,王磊光回应道,自己从未说过读书无用,只是强调知识的无力感。“本来读书出来是应该有所为的,但是回到家乡却不能做什么。”
每个人都有烦心事,我何况不是这样呢?
今天,大课间的时候,烦心事发生了:我正和我的一个好朋友杨雪莹上侧所的时候,她突然问我:“如果你跟我玩,就和高博睿绝交,如果你跟高博睿玩,我就和你绝交,你选谁?”我一下子懵了,大家如果看过《我的同学》这篇作文,一定知道高博睿和我关系是多么好,可杨雪莹也是我的好朋友,这两点我都很难选择。
其实我知道,高博睿和杨雪莹的关系本来就不太好,可她俩也没说什么,不知道杨雪莹今天是吃错什么药了,竟然说出这种话来,我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样。幸亏杨雪莹给我时间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要不然我就无路可走了。我静下心来想事,可她俩我都舍不得,我突然想和高博睿说一下,并且了解了解她的想法。她说:“如果你选我,我会很高兴;如果你选杨雪莹,我会留念你。”
虽然她并不生气,可我还是舍不得她,我们毕竟是幼儿园一个班、学英语一个班、上学一个班吗,可杨雪莹对我也很好,杨雪莹说她很烦人,可我觉得不是,高博睿对杨雪莹一点怨言都没有,她还是个活泼、可爱、开朗的一个女孩子。杨雪莹有点内向,但也很可爱。杨雪莹说过:“都是同学,干吗要选择谁跟谁玩呢?”可她现在就不符合这句话了。我想说一句:“我真的好烦啊!”
杨雪莹,这句话还是你说的,你怎么就忘了呢?希望你不要再问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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