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自行前往参观了抗日战争纪念馆。
这几天注定不能平静地度过。参观完抗日战争纪念馆,我内心深深被震撼,心潮澎湃。在参观中,我首先感受到了在那个危难时刻,中华民族一致抵御外敌的那种团结的精神。整个中华民族聚合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空前的团结精神,形成了真正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无坚不摧的力量源泉。
随着缓缓移动的'参观人流,杨靖宇、佟麟阁、左权、张自忠……一个个熟悉而崇高的名字印入眼帘。国难当头,英雄辈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时,年仅37岁;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牺牲后,日军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狼牙山五壮士毅然砸枪跳崖;被敌围困河边,誓死不屈的八位女战士挽臂沉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无数抗日先烈的爱国牺牲精神凝聚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今天,当我们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时,我们应当谨记团结奉献的抗日精神。作为退休干部,尽管组织上没有赋予我们更多的工作,但是我们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变,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要求没有变。我们更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严于律己,保持晚节,在支部工作中起到带头作用, 充分发挥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正能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机电工程系全体党员老师及学生党员代表于23日到唐山乐亭李大钊纪念馆进行参观学习。
正午时分从机电中心出发,历经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到达李大钊纪念馆。在解说员的带领下,参观了三个展馆,共九个专题,让每个人更加深入的了解了李大钊先生的经历,以及对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
这次参观学习,让所有人接受了党的洗礼,就是要认真学习李大钊那种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踏实工作、矢志不渝的精神,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扎实做好本职工作,为学生的成长、学校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郭永怀是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在中国开始研制核武器时,他负责动力项目研究。提出了“铁条包布”的设计思想。为核武器真正武器化做出贡献。
1956年年底,刚刚成立几个月的力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为全国力学研究中心。不久,郭永怀受命出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化学物理系,郭永怀出任首任系主任。这期间,郭永怀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亲任主编,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先后开展了新兴的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其成果不断引起国际科学界瞩目。
在中科院组织的星际航行座谈会上,郭永怀提出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运载工具、推进技术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不久,他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1965年,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郭永怀的努力下,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郭永怀牺牲的第二十二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
攻克“突破声障”的理论堡垒
1908年,莱特兄弟实现了人类飞行的梦想。到三四十年代,飞机平均时速达到了三四百公里,人们正在为进一步提高飞行速度而奋斗。这是航空发展史上第二个里程碑。为了提高飞行速度,在技术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也就是说,当飞机以接近于声速的速度飞行时,阻力剧增,升力骤降,头重尾轻,舵面失灵,甚至机翼、机身发生强烈振动。因此,跨声速流是当时摆在力学家和航空工程师面前的一个艰巨课题。人们形象地称这一难题为“声障”。
在理论上进行研究也有很大困难。一方面,在跨声速范围内,即使是薄翼和细长体,线性化理论不再适用,必须考虑非线性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出现兼有亚声速与超声速区域的混合流动,必须发展混合型方程的理论,尤其是当来流速度超过某一临界值以后,会出现激波,所以,在流场中存在着未知的间断面,通过该间断面,物理量的变化是不连续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冯卡门领导下,有一批科学家聚集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为攻克这个堡垒进行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其中,郭永怀在跨声速领域的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郭永怀对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研究不仅在数学上有创见,即采用了渐近分析方法来克服超几何级数收敛缓慢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与钱学森一起,在《可压缩流体二维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一文中提出了所谓“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回答了机翼上何时会出现激波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尽管人们当时凭直觉已经意识到激波的出现是气动特性改变的主要原因,但起初往往只注意下临界马赫数(即流场中第一次出现声速的飞行马赫数这个参数。郭永怀的连续解说明,即使飞行速度超过了下临界马赫数,在理论上连续解依然可能存在,只有当飞行马赫数超过了上临界马赫数(即流场中第一次出现极限线的马赫数时才会出现激波。这时等熵流动条件破环,流动出现分离与旋涡,流体的一部分机械能转变为热能。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严重地改变流场与气动特性。所以,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上临界马赫数,而不是下临界马赫数。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郭永怀还进一步用稳定性理论解释实际临界马赫数会介于上下临界马赫数之间的原因,这也是对高性能气动外型的设计的先驱性工作。
郭永怀对激波与边界层相互作用的研究回答了激波是怎样影响翼剖面气动特性的这个重要问题。在这一时期,已有的简化模型只在速度型上逐步接近实际,但均未考虑粘性效应,所以至多给出定性结果。郭永怀用两种不同途径直接考虑了弱激波从平板边界层的反射,得到了平板上压力分布、流线曲率、分离点等物理量的变化规律,包括层流与湍流边界层的情况。他的结论同里普曼的实验结果十分一致。这对于机翼上出现激波后,气动特性的变化的分析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发展奇异摄动理论
在20世纪40年代,由于计算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而在流体力学中只有罕见的几个准确解,所以,寻求物理问题的近似解析解颇受青睐。摄动理论就是求物理问题近似解的一种有效手段,所以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但是,在应用摄动法时,所得到的解往往不是在整个区域中一致有效的。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奇异摄动理论应运而生,奇异摄动理论最常用的两个方法是匹配渐近展开法和变形坐标法。郭永怀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贡献。实际上,1904年,普朗特提出的边界层理论是匹配方法的雏型,它来自物理上的直觉。后来经过包括郭永怀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将这类方法系统化、数学化,直到范戴克提出匹配原理以后,才真正上升为比较完整的理论。郭永怀还推广了庞加莱的变形参数法和莱特希尔的变形坐标法,使它对于一阶方程即使是非线性的情况也适用。他还将边界层方法同变形坐标法结合起来,以消除边界层前缘的奇异性。钱学森于1955年在《应用力学进展》的一文中将这种方法命名为PLK方法(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在郭永怀的《关于中等雷诺数下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绕平板的流动》一文中,不仅克服了前缘奇异性的困难,给出了有限长度平板二阶阻力公式,使适用范围扩展到Re=15左右,而且准确地描述了平板前缘附近缓慢流动的流场特性。PLK方法在力学和其他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在,摄动理论成为比较完整和系统的学科,郭永怀则是这门学科最重要的十几位理论奠基人之一。
郭永怀不仅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而且是一代应用数学大师。将工程科学与数学紧密结合是他进行力学研究的风格。这种风格主要体现为:
1、从事力学研究,选题必须有比较明确的(包括远期的应用背景。力学研究既不能象纯粹数学那样只用演绎的方法进行工作,也不能局限于非常具体的技术问题,必须将实践上升为理论,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
2、在大量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对问题物理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既反映现象本质,又便于数学分析的简化力学模型。
3、采用一切现有的有效数学手段,将问题求解到尽可能彻底的地步,在必要时,要研究与发展新的数学方法,以满足工程需要。
4、对分析结果进行物理解释,揭示规律,并同实验与现场观测作比较。
郭永怀的这种学术风格可以追溯到著名的德国哥廷根学派。高斯不仅是大数学家,而且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本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应用力学系是数学家克莱因创立的。普朗特在那里提出了边界层与升力线理论。普朗特的学生冯卡门将这种风格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而郭永怀凭着他坚实的'数学物理基础,将这种结合提高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并给我国的力学界、应用数学界以深远的影响。
开拓我国的近代力学事业
50年代,由于航天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发展。1957年,郭永怀在《现代空气动力学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应该是我国随后一个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他和钱学森极力倡导在国内开展高速、超高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新兴学科的研究。为了将这些领域的研究铺开,他在北京组织了高超声速讨论班,研究探讨了许多前沿领域的重大课题,对我国高速飞行器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中叶,由于能源危机迫在眉睫和高速流动中电离现象的出现,磁流体这门新学科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郭永怀抓住这一苗头,于1961年在力学所筹建并领导了磁流体力学研究室。他为这个室选定了三大研究课题:磁流体和等离子体稳定性;磁流体直接发电;同位素的电磁分离。他还以敏锐的眼光指出磁流体发电原理应当和原子能技术结合起来。这是很富有创造性的思想。60年代初,郭永怀指出了爆炸力学在国民经济和国防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负责指导力学所爆炸力学室。他组织制定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有关爆炸力学的规划,在爆炸力学的民用和国防应用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这一时期,郭永怀还担任了核防护新技术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直接指导完成了《三峡水坝抗核爆炸模拟实验中相似关系换算》的技术报告。
郭永怀异常重视实验研究和实验设备的建设。为了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下开展力学实验研究,他提出了搞实验要符合我国国情的思想。他说:“就象高能物理研究那样,我们不能搞昂贵的大型高能加速器,但可以用小型设备来观测宇宙线;我们搞气动力的,不能一上来就搞大型风洞,而搞激波管和激波风洞却是力所能及的捷径。”他十年如一日,大抓这两项设备的建设。在他负责我国制导规划研究期间,他又亲自领导了电弧风洞、弹道靶和高温激波管的筹建工作。这些实验设备不仅为基础研究和国防任务提供了大量可靠数据,而且为国内建设同类设备提供了,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
郭永怀一直是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他不仅在筹建研究室、培养人才、建设实验设备、规划研究方向、指导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还身体力行,参与许多具体课题的研究。他在高超声速讨论班上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精辟见解。他认为:当飞行马赫数超过5以后,介质的动能足以激发分子内部自由度,因此必须考虑振动松弛、离解与复合、电离与中和化学反应等效应的影响;在计算高超声速无粘流体绕钝体的流动时,最关心的是物面上的物理量,因此应当正确分析激波层中物面附近(而不是激波附近物理量的数量级关系。1961年,他指出:对于钝体绕流,在一定条件下,后身流场中会产生“悬挂”激波。他还提出了小钝锥熵层分析方法,解释了压力过度膨胀和回升现象。他还为寻求确定激波形状的简易方法进行了探索。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一道,规划了我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他和力学家们运筹帷幄,认真研究了近代力学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科的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目标,使我国力学学科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近代力学科学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准,只短短的几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辛勤培养科技人才
早在回国以前,郭永怀就同谈镐生探讨过回国后如何培养力学人才的问题。回国后,他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56年,我国恢复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在教学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经常同年轻人一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培养研究生和助手时,他注重使他们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对年轻人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重点强调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领,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他的培养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为所级学术***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年,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除负责研究班的日常组织工作外,还亲自执教,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开课前,他把辅导教员找来,亲自带领他们到有关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参观,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一些启示,再让他们为课程安排一个实验计划,使这门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临毕业前,郭永怀亲自指导安排学员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并设法每周都同辅导教员和学员碰头,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前后共办了三届,毕业生达290多名。现在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国防科研单位和重点院校的力学系或力学专业教研室,他们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郭永怀在培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讲授高速边界层。执教中,每堂课都凝结了他的心血。他评论和分析学者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使初入门的研究人员都深受启发,甚至终生受用。在讲到求解各种形式的NS方程时,他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指出采用什么样的变换有希望获得成功,走哪一条路是徒劳的,会遇到什么问题,症结何在。凡听过他课的人都感到回味无穷。陆士嘉也常常赶来听郭永怀的讲课。她当时曾评价说:“只有他能讲得这样传神。”
郭永怀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他深感大批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学术接班人这一艰巨任务在他的工作安排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他曾写道:“当前的打算是早日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慢慢形成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他欣慰地说:“由于几年的工作,已经见到效果。”
献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
1960年5月,郭永怀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并兼任该院副院长。他在处理好力学所日常工作的同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研制核武器这项对我国政治、国防和科技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中。在原子弹研制初期,郭永怀主要负责力学方面的领导工作。
在原子弹理论探索阶段,郭永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当时在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什么样的引爆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郭永怀通过比较两者的优劣,大力支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的方针,即以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又如,在炸药爆轰波的理论计算上,郭永怀正确地提出用一维特征线法进行,解决了一大批理论和技术难题。为了使大家了解爆轰学,郭永怀还亲自讲授了爆炸力学。
在爆轰物理试验过程中,郭永怀经常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并协助开展试验。当时,为确定原子弹爆轰聚焦技术方案,争论是很热烈的。年轻的物理学家陈能宽提出了一个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却能少走弯路的聚焦方案。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郭永怀从力学角度反复估算,大胆支持采纳这个方案。为了配合爆轰试验,郭永怀还指导设计部人员进行不同试验元件的结构设计,使爆轰试验得以顺利进行。
郭永怀十分重视并经常在九院的会议上反复强调核弹的武器化和系列化,指出要努力做好核武器的后期发展工作。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一直负责总体结构设计、外型设计以及环境模拟实验的指导与把关。他很早就安排了一系列与武器化有关的预研课题,包括结构设计、外型设计、飞行弹道、物理引信、环境试验项目与设备等。在弹体结构设计中,郭永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设想,包括薄壳结构、通用核航弹等。它们都在后来的工作中逐步得以实施,对核武器的轻型化、实战化和系列化以及新原理实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环境试验方面,郭永怀在建立我国核武器环境试验设备及分析研究上起了主导作用。他从技术人员的配备、课题的安排、试验项目的确定和试验设备的筹建等多方面入手,使我国有了一整套大型、精密、试验范围较广的设备,包括冲击、噪声、振动、过载、温湿度、霉菌、盐雾的组合试验设备和大型离心试验机等。他还亲自出马,找有关单位协商研制专门设备。
郭永怀的科研眼光长远,在他心中始终装着武器化阶段的长远计划。他提出动态环境试验要开展随机振动、高速冲击和噪声试验。为了提高核武器的适应性,他提出开展拓宽温度试验。九院当时分工不分家,郭永怀的注意力也常常超出力学领域之外。他特别关心“安全论证”课题的研究。“安全论证”就是研究当飞机投下核武器后,能否以及怎样安全躲过光辐射、冲击波的威胁。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郭永怀极力主张理论计算与模型空投试验结合进行。为此他还亲自过问并参与计算核航弹和氢弹空投过程中的飞行弹道、伞-弹弹道特性。在他的倡导下,经过严格的计算与分析,每次核试验飞机都安全返航。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赴青海,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试验工作。在离开青海之前,他对这次国家试验进行过评价发言。当时,试验的理论方面有“过早点火几率”问题;实验方面有设计内球新结构问题;材料加工方面正考虑产品自热和装配贮存问题;在整体系统方面有“弹、伞、机”的协同配合问题。郭永怀从这次热试验的准备情况瞻望1969年和以后的任务,大胆提出今后设计要重新考虑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机动、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了一等事故,郭永怀不幸以身殉职。
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回国后的短短12年时间里所做的工作之多令人叹服。他参与了我国小型地空导弹、氢氧发动机和反导导弹的研制;他翻译并出版了普朗特的名著《流体力学概论》,组织翻译了《爆炸力学》;他担任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两个杂志的主编;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和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郭永怀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受到人们的敬仰和钦佩。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出版了《郭永怀文集》和《郭永怀纪念文集》。1988年12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院东侧绿荫丛中为郭永怀树立了一尊汉白玉雕像。郭永怀的光辉形象将永存人间。
从郭永怀事迹陈列馆筹建小组获悉,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建设、布展工程已接近尾声,目前正在征求各方意见,对细节进行完善补充,择期开馆。
郭永怀,山东荣成人,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
郭永怀事迹陈列馆位于荣成博物馆一层,展览面积2000平方米,用400多张图片、200多件珍贵文物资料、6个视频,全面展示了郭永怀院士的卓越功勋、儒家情怀和大师风范。展馆建成后,将成为山东省首个院士纪念馆,国内展示新中国科学家风采的重要展馆,也将成为对社会各界进行国防教育、红色教育、科普教育的重要场所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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