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理二主要阐述了幸福原则。虽然幸福原则不是康德所认为的普遍适用于每个理性存在者的实践法则,但是康德看不否认幸福的作用,并且认为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本性。康德花了大篇幅论述幸福原则、幸福与德行的关系以及幸福之所以不能成为实践法则的理由。
1、幸福原则:一切质料的实践原则本身皆为同一种类,并且从属于自爱或个人幸福的普遍原则。即一切物质的、主观的实践原则都是从属于对幸福的欲求这股基本的原则。出自一个事物实存的表象的快乐,在它应当是对这个事物的欲求的决定根据范围内,是以主体的接受性为基础的,因为它依赖于一个对象的此在。即人们的快乐(幸福它是由人对所希望得到的对象而确定的它是人们的主观愿望、主观感觉决定的,是依赖于人的愿望的那个对象而存在的,倘若人们想要的那个东西没有得到,那么这种幸福便不复存在了。从而它属于感觉(情感,而不属于知性,后者依照概念表达表象与一个客体的关系,而不依照情感表达表象与主体的关系。即幸福是之于主体(人的一种感觉,它不是依赖客观实在而是依赖主体的感觉。
于是,只有在主题期待于对象现实性的那种愉悦感觉决定欲求能力的范围之内,这种快乐才是实践的。但是,想在一个理性存在者有关贯穿他整个此在的人生整个此生的人生愉悦的意识就是幸福,而使幸福成为意志的最高决定依据的那个原则,正是自爱原则。于是,一切质料得原则既然将意愿的决定依据置于从任何一个对象的现实性那里感受到的快乐与不快乐之中,便在它们一并属于自爱原则或个人幸福的范围以内。即这种原则就人们的行动是以是否获得了幸福快乐为依据的。
2、幸福与德行的关系:尽管康德把德行看做人之所能得到的最高的东西,尽管他把先天理性和感性经验对立起来,但他并不排斥幸福原则。
相反,他认为幸福是一个完善的道德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幸福虽然和德行相关联,但它既不是德行的附属品,也不是德行的派生物,如斯多亚派所主张的那样:幸福就是对德行的认识。在康德看来,一个有德行的人,还不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道德虽然是最高的善,但不是唯一的善也不是完全的善。一个有德行的人还应该得到幸福,最理想的情况是所得的幸福和他所有的德行在程度上相一致。不应得的幸福是无价值的,得不到报偿的德行本身虽然可贵。而伴随着应得幸福的德行却最为理想。德行是幸福的条件,其本身必须是无条件得善。所以,康德的德行论并不否认幸福为完满的道德生活所必须。他所着重的不是幸福,而是去研究怎样才值得幸福才配得上去享受幸福,研究幸福的条件是什么,以及这种条件是从哪里来的。
3、幸福之所以不能成为实践法则的理由:由对幸福原则的论述可知,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是不同的,只有自己期待的对象得到了,才算的上幸福,而每个人的对幸福的欲求是不同的,因此,幸福是不可能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普遍法则。
整体来说,康德对于幸福的阐述是基于道德法则基础上的,是辩证论述的,因此,很有说服力。
弘扬美德,树立风尚,展浓厚家风;传承文化,践行规范,显优良校风。5月19日,沈阳市南昌中学携手新华街道宜春社区成功举办了“传家教扬家风说家训”主题演讲比赛活动。
自四月份以来,沈阳市南昌中学积极落实“作风、家风、行风、校风”的建设要求,响应和平区“弘扬家教家风,树立家国情怀”主题活动,相继进行了系列征文演讲比赛。征集优秀征文演讲作品200余篇,其中以德治家、以学树家、以校为家等优秀家风家训不胜枚举。
活动现场,参赛选手们热情饱满、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或讲述身边孝老爱亲的感人故事,或引述展现孝道家风的历史典故,或畅谈校训对自己的深远影响。同学们声情并茂的演讲赢得了全场阵阵掌声。随后,宜春社区王积粮老师现场挥毫泼墨写下“言毕信行必果”几个大字,激励同学们传承美德,弘扬正气。南昌中学7年3班李欣怡同学也当场提笔,以表决心。最后,大家同声诵读《朱子家训》,琅琅书声回荡在整个会场,大家动情诵读,用心体味,并立志践行。
提起西方哲学上的两大重要人物,一个是柏拉图,另一个就是康德。虽然说康德思想很多都陷入绝对性,被同时代和后世所批判,尤其是黑格尔的修正,和叔本华的“另辟蹊径”但康德哲学奠定了近代哲学的根基。
先简单介绍一下伊曼努尔·康德的生平,生于1724年4月22日的东普鲁士哥尼斯堡,自幼养成了一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情操。在哥尼斯堡大学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除讲授物理学、哲学外,还讲授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火器和筑城学、自然地理等。1770年,他由讲师升任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并一直保持这一职位至退职。18世纪80年代,他曾两次出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他终身未娶。1804年2月12日去世。康德生活作息的规律性,使被不同时代人们所称道的。开始我还有些怀疑,读了《实践理性批判》之后,我深深地相信,读他的书尚应在固定时间下潜心研读方可,更何况写书者。
我选取《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出版的118-144,作为读书笔记的读本。
先说明康德对《实践理性批判》的预设。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将意志自律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个先天综合命题的解决,延伸到《实践理性批判》中,引向自由意志的自己立法,确定了自由意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按照康德后来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的说法,实践理性批判应当阐明的只是纯粹实践理性,并为此而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如果它在这一点上成功了,那么它就不需要批判这个纯粹能力本身。“因为如果理性作为纯粹理性现实地是实践的,那么它就通过这个事实而证明了它及其概念的实在性,而反对它存在的可能性的一切玄想就都是白费力气了。”
在泛论中,《实践理性批判》中对道德律的论证主要是在“辩证论”中提出的。纯粹理性是辩证的,即易受到一种不可避免的幻想的或实践上对于行动的关系。他要求有一切条件的绝对总体作为任何出现为有条件的东西的必然的先决条件。可是有一切条件的这个总体不能在现象范围内找得到,理性就进行在物自体的范围里来寻找。为了能进行纯粹实践理性辩论,需要假定意志是由一条普遍规律的形式而不是有任何内容所决定的。至善有两种成分,德行的实现,和完整的幸福。“如果道德律作为至善条件也已经被包括在至善概念中了,那么就不仅仅至善是客体而且就连他的概念及他的通过我们的实践理性而可能的实存的表象,也同时会是纯粹意志的规定根据了。”(P119-120即是说,唯一纯粹的动机就是道德律本身,因为如果意志是为一个称为善的对象所决定,他就会不是纯为道德律所决定的了。
至善不仅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最大的道德的善与最大的幸福一致。至善是纯粹实践理性在其实践应用中基于理性需要设定的一个至上的无条件的客体,它是纯粹实践理性的整个对象;然而,至善不能因此被看作意志的决定根据,意志的决定根据必须始终置于道德法则之下,而至善只是道德法则在决定意志的过程中促进和实现的一个客体。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道德律的论证主要是证明一个上帝的必要性;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增加了一个灵魂不朽的必要性。
至善意指无上、完整的东西,它包含德行(即无上的善和幸福:“德行和幸福一起构成了一个人对至善的拥有”(P122。德行是我们追求幸福的无上条件,即只有德行才使得我们有资格得到幸福。但是,人作为感性世界的成员,幸福必然地要成为他普遍欲求的一个对象,为此至善要成就其完满性就必须包含有幸福。然而,“幸福与德性是至善的两种在种类上完全相异的`元素,从而它们的联结是不可能以分析的方式被认识到的……”(P12。因此,幸福与德性只能以综合的方式即依照因果性法则被认识到。于是,“或者追求幸福的***必须是德行准则的动机,或者德性的准则必须是幸福的有效原因”(P125。但前者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道德上只有道德法则而不是幸福才能成为意志的决定根据;同时后者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作为感性世界的成员只能受到自然法则而不是道德法则的决定。所以,“德性的准则成为幸福的有效原因”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指望的。于是,纯粹实践理性在设定至善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践上的二律背反。
德行虽然不能必然地和幸福相联系,但至少可以把它与一种类似于幸福联系起来;于是,包含德行与幸福的至善,对有限理性的人来说如果不是必然的,至少也是可能的,亦即至少可以成为我们不断追求从而不断接近的一个目标。于是,如果我们设定至善在这个世界中是可以完整地实现的,亦即设定人类意志在理想上是可以完全切合道德法则的,那么就必然地要导致三个公设,即:不朽、自由和上帝。
《实践理性批判》的“辩证论”第IV部分讲“灵魂不朽,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悬设”,说到人的“意志中意向与道德法则的完全适合”是“至善的至上条件”,但这个至上条件又只有在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努力的“无限进程中”才能设想,而现实的人类又都是有限的,所以就必须悬设一个灵魂不朽。灵魂不朽这一理念在此是为了让有限的人有可能完成自己的道德使命,即让自己的意志做到完全符合道德律,而设定的,它不仅意味着“来世”,而且意味着永恒的道德努力。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灵魂不朽的设定只是为了让德福一致(至善有一个在设想中可以实现出来的“理知世界”而设定的,它就只意味着“来世”。“由于感官世界并未向我们显露出那种联结,所以必须假定那个道德世界是我们未来的世界。所以上帝和来世是两个按照纯粹理性的原则而与这同一个理性让我们承担的义务不可分的预设。”
第V部分“上帝存有,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悬设”,明确地将上帝的悬设从灵魂不朽的悬设中推论出来:“正是灵魂不朽这条法则,也必然如同以前那样无私地只是出于不偏不倚的理性,也就是在与这一结果相符合的某种原因的存有的前提下,而导致至善的第二个要素、即与那个德性相适合的幸福的可能性,亦即必定把上帝实存悬设为必然是属于至善(这一我们意志的客体是与纯粹理性的道德立法必然结合着的的可能性的。”
如何由灵魂不朽的悬设导致上帝实存的悬设?这就是要把灵魂不朽视为我们的道德“义务”的必要前提。我们的道德义务是追求“神圣性”,以便使自己完全配得上幸福,这就必须设定灵魂不朽和上帝;但这样一来,上帝就不单纯只是将德性和幸福加以摆平和合理配置的全知全能者,而且也是全善者,亦即引导人类不断提高自己道德水平的教导者。但康德的上帝不是神学家所信仰的上帝,也不是之前哲学家所论述的不可知的上帝。他是从道德实践要求肯定上帝的存在。他把上帝从知的世界拉到行的世界,从知识世界拉到道德实践世界。所以康德从善的必要性上,论述了上帝的可能。它“不应当只是包含自然与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某种意志法则协调一致的根据,而应当包含自然与这一法则就他们将它建立为自己意志的至上规定根据而言的表象协调一致的根据,因而……还应当包含与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动机的他们的德性、即与他们的道德意向协调一致的根据。”
读完康德的第二批判,将其放到想想西方哲学史中,梳理一下思想脉络。我是从黑格尔开始,进入哲学思辨的世界的。再看康德的书时,多少有些黑格尔的理解。以致期间有段时间对于康德的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有些误读。不过,综观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演进,就好像荣格对弗洛伊德的修正。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与世界精神,为康德找到了安放理性的社会历史的基础。而且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到黑格尔的美学,再到福珂、海德格尔的艺术归家,哲学也便进入到艺术的先验想象中。当然这是课程实践理性批判之外的了。不过本学期确实收获很多,也使我找到了近代哲学的发生地。
说“我是普通读者”的人,多半是审稿的。说“我也是普通观众”的人,多半是审片的。说“我也是普通消费者”的人多半是特殊消费者或者不是普通消费者。说“我也当过学生”的人一定在教育学生。说“我也吃过苦”的人,一定在享福。
说“其实我也是群众”的人多半不是群众而是领导。说“其实我也是普通一兵”的人多半不是兵而是官。说“其实我也很平凡”的人多半都以为自己不是人而是神,起码是半人半神。
这是一个公式。
我常常想站在台上说“其实我也是普通老百姓”,终于没敢,一怕传为笑话,二怕造成误会。
富翁爱说钱没意思。领导爱说权没意思。从香港美食城出来的人常说山珍海味不过如此。被鲜花掌声包围的人爱说当名人真累。
这也是公式。藐视等于炫耀,炫耀已经拥有的。
更当紧的是,藐视不等于放弃。如果因为人说钱没意思就叫人捐献,如果因为人说权力没意思就叫人放弃,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球星爱球迷,但只是掏钱买门票的球迷。歌星爱歌迷,但只是掏钱买音像带的歌迷。影星爱影迷,但只是坚持上电影院的影迷。上级爱下级,但只是听话的下级。
名人的谦虚多半是虚伪的。
也不得不虚伪。假如富翁当我们穷人面说钱真好;假如领导当群众面说权力真好;假如明星当观众面说当名人好舒服好舒服哟,我们会不会起鸡皮疙瘩?
职业的'虚伪非关人品,也就不叫虚伪。如同外交官的客套不叫虚伪而叫礼仪。
名人没有真诚的自由。
有同事在电梯里看见了很大的名人,双手本能地在裤兜里擦,准备干干净净地伸出去握手。但名人没有虚伪的谦虚,而是真诚地骄傲。他伟岸的身躯直立,昂首向上望着电梯顶棚,看不见这矮小的路人擦干净的手,倒是保镖看见,迅速地伸出手来,但不是要握手,而是要防止这神秘的人从裤兜里掏出凶器来。
这一次邂逅,扫荡了他对那很大的名人的全部敬仰。
假如那名人谦虚地向他点头,亲切地同他握手,会成为永久的甜蜜。
然而,设身处地替名人着想,也难。他要不望着顶棚,而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见人就得点头,头也会点晕了;他要伸手就握,手也太脏了;不停地洗手,会不会皮肤过敏?
所以,渴望清静也是真话。
当然,真要清静了,又会渴望打搅。
这只是小小的艰难,钱多了怕绑架,权多了怕颠覆,名气大了怕嫉妒,这才是更大的艰难。所以,同情他们的文章多了,理解他们的呼声也高了,“胜也爱你,败也爱你”,就成了时尚。
于是,我们忘了,钱多怕贬值的艰难比起一分钱掰成两半养家糊口的艰难,其实算不上艰难。胜了的球星进歌厅,败了的球星因为照样有人爱会照样进歌厅,其实是不值得我们去爱的。
家事连着国事,家风连着党风。通过建设、传承良好家风,洛阳将集聚更多正风正气。
布置必答题,力倡好家风
李亚引用名句“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来强调家风的重要性。
他说,***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专门讲家风问题。***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我们一定要按照***要求,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家教、家风上。”李亚强调,节日期间,领导干部全家相聚,除了欢乐喜庆,也要开个家庭会,对老人尽尽孝心,对孩子提提要求,立规矩、正家风。
6日,市纪委下发了《关于在2016年春节期间加强家风建设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利用好春节这个重要契机,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加强家风建设,树立清正家风,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定、廉洁的春节。
春节前夕,西工区委向全区党员干部发出“家庭助廉倡议书”,倡议党员干部家属牢固树立“家庭助廉”的自觉意识,主动做反腐倡廉的宣传员、“守门员”,绝不利用亲人的职权职务谋取私利,共同将家庭建设成为温馨、幸福、祥和、廉洁的港湾。节前,500份倡议书已发放至全区副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手中,节后,该区将组织各单位“一把手”集中上交家属签字的倡议书。此外,该区还将通过“个人自荐、单位推选、事迹核实、选树典型”的程序,选树一批家风优良、家庭助廉的典型。
“春节前,我们已经按照市委、市纪委的要求,给全体中层以上干部布置了春节讲家风的‘必答题’。”市金融办主任刘茂钦表示,家风是干部自身作风的重要体现,家风建设更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干部家属不仅要做好贤内助,更要当好廉内助。他认为,由于受各种影响,不少好的家训和家风在传承上遇到了断层,社会影响面也小了。新春佳节,合家团圆,讲家风、传家训正当其时。
每年春节,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书记来学斋都要回灵宝老家陪母亲过年。“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学斋说,他虽出身贫寒,但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知恩图报,这就是他家的家风,代代相传。来学斋认为,自己的成长进步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所以,更要知恩、感恩、报恩,具体来说就是要勤政为民、廉政守身。同时,作为“机关党员之家”的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也应引导广大机关党员积极开展家风建设。
注重家风建设,古今都有榜样
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我们洛阳,从古至今都有这方面的榜样。
伊尹是商初名相,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见之于甲骨文记载的教师。他是商汤的老师,还兼任汤王子弟的家庭教师。伊尹认为人的品德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形成的,所以他十分强调“慎终于始”,也就是说对教育要尽早开始,并且要始终如一地持续,一刻也不能放松。他把对君主后代的'家庭教育看作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惟天无亲,克敬唯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也就是说,君主只有做到对天命敬畏、对臣民施仁,才能保有天下。
洛阳是焦裕禄成长进步的重要地方,也是焦裕禄精神孕育生成的重要地方。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焦裕禄,经常教育孩子热爱劳动、艰苦朴素。但其子女心里,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能搞特殊”这条家训,它就像一把尺子,深刻地影响了焦裕禄子女们的一生。如今,焦裕禄的子女大都已退休,焦家人四世同堂,家庭成员中没有靠着焦裕禄的巨大影响谋私利的,都是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人。多年以来,“千万不能搞特殊”的焦氏家风与焦裕禄精神同样历久弥新。
马海明是全省“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典型,曾任栾川县潭头镇副镇长,他也十分注重家风建设。其女儿马凌鸽告诉记者,父亲马海明曾在她生日时发给她一条短信:“从今天开始,你又增了一岁,生活的快乐和烦恼在前面等候着你,愿你能更加懂得生活,理解人生,创造价值,贡献社会。”这条短信,是对子女的期望,更道出了他心目中的好家风——做积极创造而非坐享其成、贡献社会而非一味索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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