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的希尔顿大酒店创始人希尔顿先生的.成功,也得益于母亲的微笑哲学,母亲曾对他说:“孩子,你想要成功,必须找到一种方法,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要简单;第二,要容易做;第三,要不花本钱;第四,要长期运用。”这究竟是什么方法?母亲笑而未答。希尔顿反复观察,思考,猛然想到了:是微笑,只有微笑才完全符合这四个条件。后来,他果然用微笑闯进了成功之门,将酒店开到了全世界的各大城市。难怪有一位商人如此赞叹:“微笑不用花钱,却永远价值连城。”而现实中的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微笑轻而易举,却能照亮所以看到它的人,像穿过乌云的太阳,带给人们温暖,像冲破雾的曙光,带给人们力量。所以,让我们微笑吧,微笑着面对生活,面对周围的人,面对身边的事。每一次奉献出微笑,你就为人类幸福的总量增加了一分,而这微笑的光芒也会返照在脸上,给你带来幸福,快乐和美好,何乐而不为?让我们用微笑装饰每一天,用这既诚恳又迷人的表情面对世界,让这世界在我们的微笑之中如沐春风。
对家族而言,传统春节通过一整套对天、地、君、亲、师的祭祀礼仪,使个人“小我”之精神生命与祖先、圣贤、天地精神相沟通,从而获得“大我”式的存在。对社会而言,年文化的传承,实质上是中国人代代精神生命的延续,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延续。一年年春节,中国人延承着此饱含着团圆、和睦、天下一家的.“大同”思想,使中华文化最深刻的民族生命力一次次得以凝聚与深华。年文化既是对家庭情感的整合,更是对整个社会情感的整合。将每个小家庭成员的血缘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融入整个民族的生命力中,则中国这个大家族的精神生命才能得以丰盛与彰显。丢弃了传统民族文化的物质兴盛,对一个民族而言是空洞而贫乏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根基与灵魂,对春节等传统节日价值的理性呼唤,也是人之亲缘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的感性需要。只有深刻感受年文化对国人生命涵养的意义所在,理解年文化的民族精神内涵,才能从心底感恩传统文化传承的精神力量,并将此极具代表意义的中华年文化民俗代代红火相传。
看到《艺术哲学》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这一定是本偏理论化的哲学书,读过以后,感觉它更像是一本介绍意大利,尼德兰,希腊历史,种族,风俗习惯与艺术的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枯燥乏味,反而更加吸引了我去了解这些城市的过去,去感受它们的文化,去品味它们的艺术生活。
《艺术哲学》是法国的伊波利特·丹纳所著,我看的是张伟所译的,据译者介绍,丹纳是深具传奇性的天才人物,就连他也被丹纳广博的学识、独特的思路、缜密的分析以及精辟的见解所折服,我就更不用说了。这本书一共有三篇,分别是意大利的艺术哲学、尼德兰的艺术哲学和希腊的艺术哲学。大致都是围绕时代,种族和风俗来写,各有各的特点。作者开篇就提出这样一条规律“艺术作品必然与条件完全符合,任何时期的艺术品都是按照这一规律产生的”,然后用意大利的绘画史来证明和应用这条规律。作品与环境必然完全相等,不论什么时代,艺术品都是按照这条规律产生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这条规律同样适用。艺术确实源于生活,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甚至是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必须投身于它们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就拿意大利和尼德兰来说,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意大利的目光转向了健康、有力、活泼的人体,所以意大利绘画多表现理想的美丽的人体;而尼德兰多表现现实的甚至是丑陋的人体。
在意大利,色调是固定的,在佛兰德斯,景物的色调总是随着日光和周围水汽的变化而变。说到这,我又想到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环境下,使得文化具有了差异性,也正因为不同的环境,才有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和艺术。“艺术作品必然与条件完全符合”,在丹纳的条件里,‘种族’是一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因为种族的不同,日耳曼族与拉丁族不仅在艺术上的本性对立在风格与趣味上也形成了类似的对比。“后者与前者相比,虽没有那种塑像般的美妙形体,情趣粗俗一些,性情比较迟钝,但精神的安稳,气质的冷静,使他们能更坚实地把握住理智”。《艺术哲学》从意大利,尼德兰,希腊的地理位置,人种,风俗习惯,历史,政治等因素谈起,到其艺术形式的产生于发展,向我们论证了开篇所提出的规律——不同的环境决定不同的艺术风格,也说明艺术来自生活,是生活给了它发展的空间。所以,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单单要有强烈的自发的,独特的情感,更需要的是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对风土民情的细微差别有着高度敏感的心。
在欧洲的诸多文明古国中,意大利算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在加上本人对这个城市的偏爱,我更喜欢谈谈我眼中的意大利。关于意大利画派的特征,其中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意大利画派轻视和忽视风景,却把人物作为主题。书中也提到过“艺术从质朴走向完满所前进的一大步,便是创造了完美的形体,这是理想的慧眼而非寻常肉眼所能发现的形体”。之所以特别提到这点,是因为想到了顾凯之提到过“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人物画也是中国画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占据着重要地位,至于山水画,直到隋唐才独立出来。两者相比,有共性,也有异性,相同的是都重视人物,不同的是对人物的偏重点却大有不同,前者表达理想的人体,后者以形写神,更注重人物的传神。关于他们之间的不同又恰巧说明了之前所提到的规律“艺术作品必然与条件完全符合”。
可想而知,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怎会与接受了文艺复习洗礼的意大利创造出同等风格的艺术作品呢?对于轻视风景,重人物的思想我也是能接受的,谁让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呢?书里也解释了意大利艺术表现人体的原因,我认为那些例子太过于黑暗,免不了背叛,仇恨和***害,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来说,尽管未曾身临其境,却仍不想多提。现在的'时代背景也有着与之相对应的产物,要想同样的艺术在世界的舞台上再度出现,除非岁月的车轮退回到有那样一种环境的年代。
此书着实令我受益颇深,只可惜我才疏学浅,无法用自己的拙笔体现丹纳艺术的灵魂深处,在今后的学习中,我定刻苦钻研,交上更令人满意的答案。
(InterculturalEquilibrium如果说语言层面上的纷争可以归结到“直译”与“意译”之争,那么从文化的层面上考虑,人们往往用“归化”和“异化”来区别翻译过程中是更贴近译语文化还是更贴近原语文化。正如王东风先生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所提出的,“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并指出:“如果说直译与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6]翻译的平衡观内隐着对“度”的把握和对“和谐”的追求。关于“度”的本体性,李泽厚先生在《历史的本体论》一书中对其作出了如下阐释:“什么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7]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人类(以及个人首先是以生存(族类与个人为目的,一般说来,做人做事就必须恰到好处。”过于归化和过于异化显然是违背“恰到好处”这一原则的。过于归化的译本抹***了语言形式本身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客观上造成了文化失真,蒙蔽了读者;而过于异化的译本则容易导致“翻译腔”,无法和广大译文读者形成心灵的交流,在本土形成的影响有限,客观上阻碍了文化交流与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借鉴与融合。综观文学翻译史,我们不难发现,译作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磨练的结果,也是不断由不平衡走向平衡,再打破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状态的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过程。就林纾的翻译而言,虽然迄今为止对于其作品能否划入翻译文学还存在争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如此“归化”的作品为中国民众打开了第一扇通向异域文化的窗户,读者与原语文化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得以建立。此后,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本土民众对异域文化的感知度和理解度逐步加深,本能地寻求“原汁原味”和“异国情调”,异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渗透与传播,翻译所承担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平衡是一项技巧,一门艺术,更是一种哲学观。“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他是唯一主体,却不是抽象的主体,他永远处于与原作者、原作、译文读者,甚至包括译文、译文环境等的复杂互动关系之中。”[8]如何在人本层面、语言层面及文化层面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状态,还需要译者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干扰,走出翻译活动中二元式对立的思维范式,联系具体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具体的条件境遇中,综合考察传译问题出现的各种原因,并以此为根据来采取翻译策略。同时充分重视对话双方平等性、交往式的对话关系,使对话双方相互沟通、互相理解、真诚交流、联合互动。充分重视翻译活动中的偶然性、不确定性、非理性等可变因素。平衡哲学尽管不能解决所有具体的翻译困难、清除翻译障碍,但至少可为译者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帮助译者走出矛与盾的二元困境,结合具体情况创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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