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不知有多少婴儿要生,一日又不知有多少老人要死,生与死的不断交替,成就了我们的人类社会,人不可无死,所以人一次生命的.机会十分宝贵。古人云:“人必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革命伟人***死时,感天地泣鬼神,全市上百万人前来哀悼,为周总理送行。周总理生的光明正大,一心为国,死也死得轰轰烈烈,感天动地,他的死重于泰山。
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岁出山,为先主出谋划策,又为后主辅佐,在五丈原前操劳而死,享年53岁。诸葛亮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抗战英雄邱少云,烈火上身,却纹丝不动,灾难降临却临危不惧,却不为生命而反叛祖国,死得重于泰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对祖国之情是多么的深厚。
比其他们,有的人死得连猪狗都不如,清末大太监李莲英,尽向慈禧太后进供谗言,让主张维新的光绪帝活活关在大牢中十年。清朝末年,八国联军纷纷入京抢掠,大清之主咸丰帝,竟不顾众人指责,不顾江山之难,百姓之危,带着戏班几百,宫女上千逃亡热河,最后病死在那里。他们生时遭人谴责,死时受人唾骂,李莲英最后竟然成了一具无头之尸。他们死如鸿毛,死得一文不值,他们是千古罪人。
人固有一死,也必有一生。生就要生得光明磊落,死也要死得重于泰山。不可苟生而背叛正义。生与死,一对结伴而行的兄弟,将伴随我们,让我们为祖国繁荣昌盛而奋斗吧!
——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这个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这是当今的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上的。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惟求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着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箫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更为逐利之辈所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山东及时雨,孝义黑三郎”,“仗义疏财,忠肝义胆”,“梁山呼保义,郓城宋公明”,这一切的声音,都在共同呼喊着一个名字———宋江。一个父兄眼中“孝字为先”的孝子,一个朝廷眼中“水泊草寇”的顽劣之徒,一个由“忠”和“义”交织而成的历史碑文。 施耐庵笔下的宋江是《水浒》中矛盾的中心,在报效朝廷和建设梁山中,在尽孝道和上梁山中,他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但最核心的是他在“忠君”与“仁义”间的选择。
宋江是“仁义”的,“及时雨”的称谓非他人能及,“救晁盖”、“济武松”、“***阎婆”、“三打祝家庄”,这一幕幕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生死之交一碗酒”是他的人生信条,“急人之所急”是他的做事准则,这一切,都树立了他在一百零八将中的地位,位列天罡,执掌地煞,何等的荣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何等的畅快;劫富济贫,攻城略地,何等的威风。
但这恰恰是施耐庵为宋江吹响挽歌前的空响,宋江毕竟还是一个郓城小吏,在他的骨子里,透着的是对大宋王朝忠贞报国的志向。“敢笑黄巢不丈夫”是宋江留在望江楼的诗,看似轻视朝廷,实为他因报国无门而空自叹息。不论是晁盖打曾头市后的私见宿太尉,还是水淹高太尉后的盛情款待,亦或是晁盖死后,替换“聚义厅”为“忠义堂”大匾,处处透着他对朝廷招安的渴望。然而他却忘了,在腐朽的赵宋王朝里,哪有他一个郓城小吏的生存空间。可悲呀,可叹!可怜梁山一百单八将盛极一时,最后却落得死散凋零。
纵然面对这些,宋江在忠与义之中放下了曾经紧握的刀枪,在忠与义中作出了最后的选择,对于宋朝的毒酒,他一饮而尽,想以死“表明忠义”,更令人惋叹的是,为防止李逵再反朝廷,也让他服毒酒随他而去。留下的只有“茫茫乾坤方圆几何,成大任,重大义,男儿本色……”的悲歌。
宋江在施耐庵的笔下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在忠与义的交织中,迷失了自己,最终只能淹没在宋王朝的浪花之中,在“忠君”与“仁义”之中,他选择了忠君,选择了一条看似美丽却永无出头之日的道路。他走了,或许他依然会笑对朝廷,依然毫无怨恨,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尽的感慨。
如果可以重来,我愿看到那个真正“笑黄巢”的宋江,那个水泊里“替天行道”的宋江。听,他又唱起了那首歌,在芦苇水道中飘得很远,很远:“生死至交一碗酒……”
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大多是这样的说法,君子重义不见利、施恩不图报、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等。在义于利的交锋中,咱们民族一贯视义为荣,瞅利为耻。也正因为此,历朝历代涌现了不计其数的大爱无私之人,他们以自己的光风霁月般的义举绚烂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天空,凭自己的拯弱扶贫的精神温暖了千千万万颗悲冷的心灵。这些不计回报的馈赠,这些挺身而出的义举让我们活着有意义、有方向、有力量。因此孔子的弟子奋不顾身下水救人后收取贵重酬谢引来大大家的纷纷议论,也在情理之中。但孔子对他弟子的这种行为却大加表扬。
孔子的态度为什么总与大家相反呢?因为他明白,义而不利,行而不远。对一个人而言,实现一项义举一件善行,不是难事,难就难在多做一些,不间断地做下去。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空间,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权利。非功利的行善仗义,付出精力与财力,内心固然得到了慰藉与充实,人格与灵魂因为无私无悔而变得饱满而鲜活。但人终归是社会之人,他不免受制于现实中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绝不能苟求一个人总是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也正是由于这种牺牲和奉献使得许许多多的人视行善举义为畏途,从而他们只是感动感激只是钦佩敬仰,却不效仿不加推广。
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成一些有识人士,也包括那些在别人的善行义举中获得利益和受益人,能够主动且真诚地对善行义举的实施者给予合适的回报,让他们真真切切地因为自己的本不图报的行为获得了精神与物质的补偿,让他们真正的发现,自己的行为与其说是帮别人帮助社会不如说是在帮自己,是在为自己为亲人为社会积蓄生活的美好,惟其如此,有爱有善之人就会更加努力地去施爱使善,他们不会再有后顾之忧或世薄之叹,让义行能够得到精神或者物质的回报,对此,政府机构有责任去建构一种机制,形成一种常为规范,始以规范,终以风俗。
我们要让好心人有好报,这样好心人才会层出不穷,义善之行才会蔚然成风,我们发自内心地赞同咱们传统的义利价值观,重义轻利,但我们不排斥利。我们更欣然地接受施恩之后的回报。只有这样,这些神圣而美好的品行,才能光而大之,才会使我们明白什么叫高贵什么叫做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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