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自传作文初二【一】
1、阿佛洛狄忒——维纳斯(爱与美的女神浪花中出生
2、一个人的自传，但凡从童年写起，总是可以从其幼年的经历找到此人此生性格形成的原因，无一例外。
3、为孩子努力工作，多留钱给孩子，会恰恰剥夺孩子生命中的冒险精神，多留一分钱，孩子们就多一份软弱。留给孩子最宝贵的遗产，就是让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闯荡。
4、孩子接受的所谓“教育”，只会让他们变得碌碌平庸，剥夺他们的创造力。
5、一生都疯狂，不计得失地爱恋，真好。
6、珠宝首饰均是束缚。
7、这样的母亲无疑是成功的，她可以陪孩子流落街头，去追求她的梦想，在饥肠辘辘的夜晚为女儿赶制舞衣。
8、身无分文的肉体，自由富裕的灵魂。
9、有时候，执着、死皮赖脸是极度必要的，在我身上，要快点把大气和勇敢召唤回来。
10、邓肯的少年让人很向往大海，20xx年至少要去一次海边，去一次高山。
11、邓肯说在内陆城市总有种窒息感，是否想《海上钢琴师》里的1900所恐惧的那样，人类栖息地必须具有给人以安全的属性，这种属性程度主要是通过时间累加的，内心愈不安全，愈加催生逃离的念头。
12、浪费抱负和理想的事情尽量不要做，非要做，除非是为了生存或是为了其他可谓之理想的人和更高的价值追求，但未到一定程度时，要保护好内心干净的赖以生存的东西，切忌用物质去衡量一切。
13、什么是禁欲主义哲学?奥瑞琉斯?
14、遇人读书，内心欢喜，世上有可能生长出一个五彩丰富的灵魂。
15、一个只有五个弹簧的床垫和一面舞蹈镜的家(练舞房。
16、一切财产毁于一炬——这就是命运。
17、现在看来，一个人口不多不少(4-5人的家庭的力量总是比2-3人的家庭要力量强盛，也更温暖一点。当然前提是互相爱护尊重，将自己视为家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8、第一代伟人，光鲜的人，名人，多是辉煌一时，艰苦大半生。
19、邓肯可以在流落街头的空档，蹲在大英博物馆的角落读书，并为书中的人而落泪。
20、要处变不惊地住着最廉价的寄宿公寓，也要毫不触动地住最豪华的别墅，不计较落魄，不虚伪赞美，坦然告诉世人自己接受度的弹性范围多好，何必在人前矫情地把“可以”变成“必须不”，这本身没有必要。
21、人与人巨大的差别有时候体现在一个人叫你等他的时候，你的反应。有人等至离世，有人跋山涉水地去找了。邓肯是后一种。
22、 “事实是，我的艺术所传达的信息，与他们对剧院艺术粗俗而唯利是图的理解相比，太过崇高和纯洁”，所以，何必哀于与别人的不理解，本不是同路人罢了。
23、 “静站几个小时，双手在胸前交叠放在心口窝前”的思考方式似乎是过于形式化了，但期待灵感的降临确实是需要消耗大量时间成本的。
24、真正让邓肯敬佩的大师：卢梭、惠特曼和尼采。
25、读自传的时候，容易掉进词句的具体情境中去，自我思考会凝固，心中只有抽象朦胧的感受，所以不得不在大脑里栓一根线，时不时提一下自我思维，提醒自己客观、中立地去阅读并加以评价。这大概是需要训练的。
26、饭是可以不吃的，戏是一定要看的。
27、原则与物欲的冲撞，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28、艺术带给人的震撼，总令人热泪盈眶。
29、经典与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有领路人的，至于是谁，只有作者自己知悉，当然作品最后终归于生活本身。
30、不赞成眼泪流的多就会变得廉价，人若是难以触动的，是可怕的。
31、希望能在几年之后有独居的经历。
32、一家人去希腊寻找一种她们向往敬畏的美，为期一年，可赞可叹可寻思。
33、上帝用6天时间创造了世界，而第七天，是宿醉。
爷爷自传作文初二【二】
巴金的童年是比较幸福的，身为富贵人家的少爷，打小就有丫鬟香儿的陪伴，一起拾桑葚，一起拾鸡蛋，还顽皮地给各只鸡取上个性的名字。和大花鸡结下深厚感情，出于孩童的天真不忍心吃鸡肉。 “为什么生来是鸡，就该被人***死作菜吃?”这个问题让人寒心，也体现出巴金善良的性格。在巴金童年生活中另一个重要的人便是杨嫂，杨嫂一生爱清洁，死的时候却极度邋遢，书中的一些细节描写让人感动。命运就是这样，已经被安排好了就难以改变。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杨嫂的死竟然被当作了好消息。全家人都在等着这个“好消息”，希望一个人死去，而这个人却恰恰是自己最爱的人。对巴金童年生活影响很大的是巴金的父亲和母亲，从回忆中可以看出来，巴金的母亲爱护下人，爱护孩子，是个温柔善良的好母亲。巴金的父亲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刑罚犯人却于心不忍。良好的家教培养了巴金的善良品德，这种品德让他能对祖国对人民产生无限的爱，进而用各种作品来表达这种无限的感情，为国家留下了一笔财富。巴金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是三个字“说真话”，诚然，做人要做好人，说话要讲真话。
巴金童年生活的印象与他其后的生活相比是平和的，没有太多泪水，没有太多愤怒，日子里充满了平静的喜悦。而在文-革期间，巴金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有人评价说，巴老是当代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巴老在晚年重病之时仍然笔耕不辍，写下长篇小说长夜。在84年在东京召开的第47届国际笔会上，81岁的他无限深情地谈起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拿他自己的话讲：“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新，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这种“我要把火传下去”的***支撑着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创作出一部又一部伟大的作品。
巴老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文坛的参天大树倒下了，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与伦比的重要精神财富。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而现在，巴老的愿望也算实现了，华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每一片都在呼唤。巴老将永远与祖国同行，留在人们温暖的心房里。
爷爷自传作文初二【三】
人有人格，文有文品。时下批评家论及近世作家，似乎有过分关注其为文而忽略其为人的倾向。实际上，心胸狭窄精神颓丧者难为旷达之文，胸怀大志气吞星河者始有豪放之辞，人格的高低与文品的优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在中外文学史上也不乏作家的人品与文品相互分裂的现象，但对于像巴金这种主张“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的作家(《谈文学创作》，却是以其崇高的道德人格和高品位的艺术追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在几代读者心中产生巨大影响的。
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
从本质上看，巴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始终生存于崇尚理想、追求光明、坚信未来必胜于现在的精神空间里。早在“五四”前后，少年巴金就寻找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并在心灵的祭坛上立下了为理想奋斗终身的誓言。后来随着时光的消逝，巴金所追求，巴金赖以奋斗不息的心灵支柱逐渐从原来具体的信仰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心灵的灯”，转化为抽象的理想、光明与正义。甚至到了晚年，他也还满怀信心地说：“任何时候在我的面前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总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团火，一盏灯，只要我一心向前，它会永远给我指路”(《“寻找理想”》。
正由于始终有着这“心灵的灯”，有执着的理想追求，巴金对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前景又一直是乐观的，他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巴金总是坚信，“春天是不会灭亡的”，“生活里是充满着春天的。秋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秋天里的春天〉译者序》。他“从来不曾怀疑过：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巴金选集〉后记》。
与这种理想的光环和必胜的信念相映照，巴金的人格精神中还时刻闪现着一种以奋斗为生命，以痛苦为力量，以献身为幸福的英雄主义气概。在确立信仰时，他就立下了“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的座右铭(《家庭的环境》，后来他大多把那些意志坚强、奋斗不息的战士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他歌颂那些为主义而死、为理想献身，为奋斗牺牲的革命党人、民粹派英雄和志愿军战士;他推崇克鲁泡特金、罗曼·罗兰那种以痛苦为力量，在痛苦中净化心灵、寻得欢乐的人生态度。直至耄耋之年，巴金还表示“不敢躺倒，不敢沉默”，仍然要“奋斗到底”的决心(1991年10月15日《致冰心》。
然而巴金又决非个人英雄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人类平等、自由、互助的共同理想，而不是一己私利，他的人格精神中始终包含着自觉的群体意识。巴金认为，应该“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群体的命运上，将个人的希望寄托在群体的繁荣中”。“人对他的同胞必须真诚，必须互助;离开了合作与互助人便不能够生存”(《怎样做人及其它》。他常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与接受;人只有在众人的幸福中才能求得个体的幸福。
总之，理想主义、乐观主义、英雄主义以及群体主义是巴金人格精神中的四块基石，它们代表着巴金最根本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人们从巴金身上所看见的.无私奉献、善良正直、真诚热情等诸多美好品格正是这些人格精髓的具体显现。这一切融入文学创作，也就使巴金的作品显示出一种迥异于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品位。
远大的理想、必胜的信念与奋斗的精神，使巴金的创作带上了鲜明的崇高品格，他总是在作品中叙说信仰的力量，呼唤春天，讴歌理想、赞美未来，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也总是太阳、星光、明灯、圣火等充满光与热，能给人带来信心与力量的意象。在巴金笔下，英雄们的思想境界是最高尚的，美好爱情是高洁的;他时时在传递着一种美好的信息，不合理的制度和罪恶的势力终将退出历史的舞台。他的作品能给与读者一种精神的鼓舞、奋斗的力量，伴随读者去摧毁旧的世界，催化新的萌生。许多读者正是读了巴金的作品而选择抗争、选择奋斗，从而开始不息的追求。
有着远大理想和必胜信念的巴金是幸福的。他向旧势力大胆地喊出“我控诉”，执笔宣布一个垂死制度的死刑，不停地对敌人实施攻击，也可以毫不犹疑地说“春天是我们的”。但是，理想与现实总归是有距离的，在通往理想社会的进程中，到处是崎岖的布满荆棘的山路，时时有先驱者倒下的身影。因此，一旦巴金更为深入地观照和描摹现实，有时也会陷入矛盾与痛苦之中。他笔下的英雄为信仰而献身，但这种献身有时却难免成为无谓的牺牲;也很早就宣判过封建专制制度的死刑，但封建专制的阴魂却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他预告说将会有很多很多的春天，但自己又常常觉得并非真正看到春天的花朵。幸运的巴金只能时时感到心灵的悲痛，只能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奋斗，他的作品也由此而显示出一种执着，几分悲壮。
文学并不是巴金最初的人生选择，但文学上偶然的成功并没使他忘记自己的社会使命;巴金最终选择文学也非为着个人功名或一己私利，群体的精神使他更加坚信文学的目的是为着全人类。他从不把文学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而是把创作当成服务人类报效祖国的工作。面对祖国与人民，面对同样关注着人类前途与命运的读者，巴金不必要隐瞒自己的内心，也没理由不献出他的全部真诚与热情。他从不忸怩作态故作高深，也反对炫耀新奇玩弄读者。读他的作品，人们都可感受到一个真诚自我的存在，小说中的“我”与人物交心，散文中的“我”同读者对话。在七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巴金有过幼稚，有过偏激，也有过轻信，这一切在他作品中留下的印记，正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他创作时的坦然与真诚。或许可以说巴金的创作有过许多的成功，也有过某些闪失，但这种闪失并无损于他坦诚的本色，因为他只不过把一个真实的自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到读者面前，奉献给人类的明天。
执着于理想，呼唤着崇高，带着几分的悲壮，一片的真诚，巴金以他的人格精神和艺术良知，以他相得益彰的人品与文品，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留下一种独特而永恒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