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我被魏征的忠诚和敢于直谏的精神所感动。其中,“居安思危、载舟覆舟、思江海下百川、虚心纳下、无因喜以谬赏、无因怒而滥刑、知足”、自谦自制、“慎始而敬终、”三思适度的思想使人受益非浅。
这些精辟而有警示意义的言论如一面镜子,使唐太宗从中照出了自身的瑕疵,从而创造了贞观之治。
我以教育者的眼光来看,也觉得同样有意义。“无因喜以谬赏、无因怒而滥刑。”警示着我们在与学生交往中,教师处理任何问题都宜三思慎重、客观公正。然而,人非神仙,难免不被自身的情绪所影响。因此,教师要学会宽容,海纳百川、虚怀若谷。
文中的“知足以自戒”也是我们每个教师修身养性的警示牌。知足常乐,学会淡泊。面对众多行业的各种福利诱惑,我们的教师仍能坚守岗位,不动摇,不跳槽,仍能乐教,并终身从教。这也是一种品格。所谓“慎始而敬终”不过如此。
魏征是幸运的,他的谏言创造了贞观之治,为百姓赢得了一个盛世。
另一个忧国忧民的谋臣当推孔明了。他身逢乱世,却能以一人之智慧救蜀、治蜀,保一方平安。他忧国忧民,最终积劳成疾,郁郁而终。他所著的《出师表》使人倍感其爱国之心,赤胆之情。其以一人之心力,欲挡天下一统之大势,虽如螳臂当车,却忠勇可嘉。
相对而言,范仲淹的,《岳阳搂记》,那种彷徨与愁闷,爱国与国人,更深入人心。那千古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知被多少公仆用以自喻。他们或许和范仲淹一样,未曾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却从未忘记自己的职责。
因此,我认为范仲淹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
“唧唧”一声接一声,木兰我对着织布机,听不到织布机机梭子的响声,只能听到我木兰的叹息声,问我在想什么,挂念什么。木兰我没挂念什么,昨天夜里我看到军中告示,可汗现在在大规模的征兵,征兵名册有很多卷,每一卷名册里都有我父亲的名字。父亲没有儿子,木兰我更没有哥哥,爸爸一把年纪了,女儿我怎能让爸爸去征战呢?我愿为此事去买马与马具,从此替爸爸去征战。
我去东市买骏马,又去西市买鞍鞯……一大早我便向父母告别了,这意味着我从此就要去征战,离开父母了。我随军出征,晚上住在黄河边。听不到父亲、母亲的呼唤声了,只能听到黄河流水的溅溅声响,早晨我离开黄河边,又随军来到黑山,傍晚我们住在黑山脚下,听不到父亲、母亲的呼唤声了,只能听到燕山胡人的马儿啾啾的鸣叫声。
军队奔赴战场,跨越赛山岭,寒冷的空气中传来阵阵打更声,冷冷的月光照在战士们的盔甲上。将士们身经百战,出生入死,饱受着种种折磨,在艰苦的环境下,飞沙走石,苦战多年啊,终于归来了。
回来我拜见天子,天子恩赐我财物,给我官职,让我当尚书郎但是都被我拒绝了,我说:“天子啊,木兰我不求别的什么,我只想骑上千里马,让我回故乡吧!
我的爹娘一听说女儿我要回来了,便互相搀扶着来到了城门口,姐姐我回来了,对镜梳洗打扮,弟弟听说姐姐我要回来了,赶忙要***猪宰羊。
我回到了家中,推开了我东厢房的门,坐在我西厢房的床上,脱下我打仗时的战袍,换上了我平时的衣裳,唉好久没穿这样的衣服了啊,一直被战友们当成男人看待。木兰我对着窗户理理我的头发,对着镜子贴我的花黄。走出去,站在门前,同伍的战友路过,看见我,很惊讶,他们和我一起参军这么多年,竟不知木兰我是个姑娘。
碧空万里,我木兰参军回来了,一切恢复的正常,大家都不在担心我了,从大院中传来了一群女子爽朗的笑声……
余以三年光景,每日晨读,阅毕《古文观止》,虽非正业,却是入职学校以来最大收获,颇有些心得,请略陈陋见。
古文观止,凡二百二十二篇,先秦至明末文章精选,古人蒙学课本,亦是古人为学入门读物,余在而立之年始读,为生平一大憾事,亦可见当代中国教育之偏颇。
就其布局而言,各朝以先秦最多,来源以《左传》最多,个人以韩愈最多,取《左传》传承“春秋大义”的宗旨与韩愈“辟道攘佛”的功绩;这与清代学者抱残守缺、空空如也的卫道宗旨比较相符。苏东坡曾称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若就“文以载道”论,韩文公逆谏人主,纠治世风,力挽唐代崇佛之狂澜,足可当之;但若就文字论,韩氏文章似未达这等境界,东坡先生的评价多有后人敬畏先贤的溢美之词。
古今文章,凡入一流者,主题可大可小,但必是一气呵成,余音不绝,令吾辈后学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观止》所选文章,以单篇论,太史公的《报任少卿书》无疑是独步翰林,堪称天下第一,文章情真意切,沁人心扉,笔尖所及,气贯长虹;余每每读罢,未尝不为之折服、为之太息。至于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前赤壁赋》这四篇奇文,难分伯仲,全凭诸君喜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醉翁之意不在酒”、“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各有所取,无有高下。非谓“天下忧乐”就高人一等,人生际遇不同,不必苛求。
《观止》一书优点许多,待诸君细品,其不足反倒不易察觉,而且不才以为,多为编者有意为之,读者需多加留意。编者吴氏叔侄似以“正统”士人自居,重儒家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且以立德为本,因而不取赋一类追求辞藻华丽,言不及义的文章;对崇尚清谈之风的魏晋名士似也有异议,故几乎不取魏晋一代的文章;编者是清代学者,受彼时狭隘的汉宋门户之争影响颇深,故宋代理学一脉文章全不取,是《观止》大缺憾;另外,清代外族入主,这是一件以“士”自居的清代学者不能说的事情,所以元、清两代的文章都不取,乃至明末清初三杰的文章都不在其列。以上诸点,令“观止”黯然失色。
历朝历代之文,以明代文章最差,宋濂文章多媚骨,阳明心学多偏锋,皆不足法,其余更不足论,其原因仍不得正解。个人以为,或许中华文明历经5000余年,至明代已垂垂老矣,国运不济,国势保守,文风英气不足,老态有余,全无汉唐气象。从学术的角度看,中国文明自“经重于史”的时代起,即自南宋起,文明的自我革新、自我反思的能力就日渐衰退。从武术的角度讲,有宋一代,重文轻武,血性渐失,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自宋始,愈演愈烈,直至近代不能复兴。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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