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作文课学生写完了干什么【一】
虽然读书、思考甚多，冯立却坦言自己不算是一个成绩好的学生。中学时代，他一度不被看好，但超常发挥的高考和自招还是让他幸运地进了人大国学实验班，学了自己最感兴趣的专业。凡是感兴趣的东西就去学，本科期间他在人大、北大、北师大等学校旁听了20门课，“是像选课一样听课写作业的”，他补充，“比起为了名气去听课，可能真正教得好的老师反而帮助更大”。本科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老师——讲授社会调研方法的潘绥铭老师、讲授文学阅读的王以培老师和指引音乐赏析的毕明辉老师——都是在旁听课时认识的。
“除了与学习有关的奖学金，其他的奖学金我都拿了”，他带着一点自豪，特别说起自己本科时期参加的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这个项目他带着两个同学一起，写了八万四千多字的报告，获得了全校人文组的第一名。课题与名人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有关，初时没人愿意参加，他只好拉来好友与下铺的哥们儿，三个人一起回到他的老家湖北黄冈做调研。“很多名人啊，李贽、闻一多、黄侃、熊十力……”一连串被写在中国历史上的人名从他的嘴里冒出来，“这些人的故居和讲学之地我们全都跑遍了”，“不过收获最大的应该是呼吁复建了黄侃夫妻的合葬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想必是很多人的梦想，对冯立来说，这也是他正身体力行的东西。
2015年是冯立在清华历史系读博士的第二年。从人大搬到清华，问到清华有哪些不一样的资源值得同学们珍视，他最先称赞的不是大家引以为傲的食堂和宿舍，而是仿佛挖到宝藏一样得意扬扬地说，清华图书馆能提供的服务超出一般同学想象，比如说可以办北大图书馆的借书证，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而且清华图书馆的借书期限为8周，远远长于一般学校，特别是还能借很多台版书，这都是其他学校所没有的资源。这样的口袋一旦被打开，话题就一个接一个被倒出来，他仿佛是对自己的玩具了如指掌的小男孩，坐拥数座自己无比熟悉的图书馆，大到历数全国能够外借台版书的高校，小到一个博士生一个月最多能借59本书，侃侃而谈，显得异常满足。他在文章里写阅读速度时说，“没有100本的阅读量无从谈技巧，没有300本的阅读量无从谈速度”，而认识他的人则戏称，他有时候让人觉得“没有读过几百本书无从与之交谈”。
上作文课学生写完了干什么【二】
近日，听了几节新课程展示课，关汉卿《窦娥冤》（节选）、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钱钟书《谈中国诗》，三节课敦促我渐渐厘清了对于问题的思考——“我们为什么上课？”
首先，为了学生的需要。课堂的存在不是因为我们要“展示”什么，而是学生有需要，学生的需要是我们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尤其母语的学习，尤其是高中生的学习。因为是母语，人人都懂一点，并非零起点，并非空白，因为是高中生，知情行意“不必不如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了两个问题：学生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简而言之，就是研究学情。从学情入手，立足文本，研究学生的已知和未知，研究学生的需要，研究文本的价值方向和利用点。这里的研究不是备课时的单相推定，而是基于细致的了解、征询，尤其是课堂现场的因势象形。要让学生自己知道自己的需要，要让学生说出自己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给时间、给空间，给指导、给方法。备课的着力点不在于怎样教，而在于让学生怎样学，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基于“学”，定乎教。课堂的起点应该始于学生的阅读、思考、体验，以及随之而来的疑惑和需要。这才是“教－学”的本义。
钱钟书《谈中国诗》一文处在必修五第三单元，该单元是必修中唯一的文艺评论和文艺随笔，阅读有一定的难度，但因为“唯一”其教学价值更重要。单元提示即要求把握文章的基本观点，学习关于欣赏、评论文艺作品的规律的知识，参照文章的写法尝试作一点分析和评论，以提升学生的审美品位，增强文艺评论能力。研究学生的需要就是研究学生的“能”与“不能”，作为高二的学生是能够理清本文思路把握基本观点的，也就是说不需要我们帮助。本文所谈的中国诗的四个特点以及最后的观点是很明朗的，如果作为重点，可以训练学生快速阅读并用简洁的语言高度概括之，这一点倒是学生未必都“能”的。对于其中的“不能”也未必都是我们教学的目标，有些是我们“教也不能”的，比如本文的钱式语言的幽默智慧。而有些是我们“能教”的，也是必须教的，否则文本的教学价值将被流失。比如本文作为“唯一”的文艺评论性随笔，其比较文学的立场，（谈中国诗的传统方法一般是纵向的，而钱钟书先生则从横向的角度，在全球诗境中谈中国诗特征，具有很高的智性）对于诗歌等文艺作品欣赏评论的规律方法，以及此类随笔的写法（开篇取其大意，卒章显其精神，中间横加铺排，一以贯之，形成一个整体）是值得我们研习追摹的。此外，大家学者严谨周密的论述风格也是“需要”追随的。学生的“不能”在此，需要在此，我们的价值也在此。
其次，为了课程的目标。准确地说，是课程目标的分解细化与落实。具体到文本，应该就是其教学价值的设定。尤其当文本的价值因为学生的未知而不知道“需要”的时候，我们必须“强加”，否则就是“”。当前，学生主体地位、教学的非指示、课堂的生成等等概念常常被误解，造成课堂的媚俗与低就，丧失教学的引领拉动功能。我们之所以“教”不仅基于学生的“不能”还要着力于学生的“不知”，目的之一就是对学生的空白有所填补。
关汉卿《窦娥冤》（节选）出自必修四第一单元，节选的是《窦娥冤》第三折。应该认识到，戏剧教学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盲区”或者说薄弱环节，尽管新课程设计了《中外戏剧名作欣赏》选修，但我们实际上未必“选修”，这就造成学生对于戏剧这一悠久艺术门类认识的空白，不能不说这是极大的缺失。所以，必修中的`这一单元显得尤为难得，值得重视。但我们处理戏剧文本时常常把它混同于小说和诗词教学，分析其情节设计、人物形象无异于小说，欣赏曲词又几近乎诗词鉴赏，全然不关乎戏剧文本的特点，失去了“这一篇”的教学价值，即教会学生读剧本，看出剧本的特殊“门道”。本文属于元杂剧，对诸如结构设计、情节推进、人物塑造、舞台布置等分析，都应体现这一“类”的不同。譬如，剧本中的说白主要是为了推进故事情节，曲词只是辅助，曲词主要为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对于戏剧（剧本）这一文学样式的认识是本文教学不可或缺的“需要”。当然，不能陷入知识性讲座的误区，也不必上升到专业的高度。结合文本，接触样式，认识规律，就是“门道”。
此外，更深远的取向是为了学生的“不需要”。教学上，牵手就是为了放手，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课的教学几乎就是大包大揽，从作者简介到注音解词、从词意概括到即兴写作。这首词出自教材必修四，单元目标设定为品味赏析，这节课的实际教学两点都没有完成，至少没有到位，尤其品味语言这一目标。这里，我想说的是，所谓文本只是一个例子，长期误导了我们。因为把它当例子，只顾迁移拓展，举一反三，忘却了文本、语言本身，大而无当，玄远缥缈。基础教育的语文学习在于培养语言的敏感、美感，在于深入、细读，语文教师惯常以似是而非、若即若离的东西满足学生的好奇心，顺便显示自己的“渊博”、“高深”。正是这种游离使得我们的学生长不大、放不了手，高三备考时的窘迫即全线暴露。就本课而言，并不是教学内容的问题，而是达成方式的问题，主要是结论给出得太快，课堂陷入“听讲”的窠臼，学生只是被动的受众。当然，这与课堂内容“太满”有关。诗词的学习关键在于让学生静心、尽力地深入文本、深入语言，体察、还原作者的情绪，进而了解诗词。
表现情感的特殊体式和方法，最终达成“不需要”我们也会读诗词这样的目标。为此，根本在于还给学生课堂的时间和空间，而不是为了把自己的“准备”尽数倾泻。日常教学的“慢”功，才是真正的以学生为主体，且为之计深远。
我们为什么上课？为了学生的“不知”、为了学生的“不能”、为了学生最终的“不需要”。所谓学生是课堂的主体，一直是一个口号。学生是我们课堂的服务对象，而不是被动的受众，我们不知道所服务对象的需要，或者根本不管不顾对象的需要，只是一味地灌输下去，不管其已知还是未知。久而久之，学生也就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被动充当老师“多情”的受众，作虔诚状，作欣欣状。坐在课堂上，面对母语的学习，居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能干什么，是我们语文课堂最大的悲哀，但学生是无辜的。我们让学生忍受这样的“被服务”时日久矣。
上作文课学生写完了干什么【三】
校园里原本沸沸扬扬所有声音在上课铃打响后立即变得鸦雀无声。而我们班还仍然沉浸下课的喜悦当中。一声“老师来啦”打响了所有人的警钟。班里忽然安静了许多，所有的人都低下头写起了各自的作业，教室里顿时只能听见笔尖写字的“沙沙”声，过了一分钟，老师没有来，王智诚探头一看，大声喊道：“那个白痴说的，老师都没来。”经过排查，原来是孙晨旭呀，吓死我了。这下班级又回到了原来的模样。
我环顾四周，只见范浩然（“江湖”人称小范），他一声不吭的写着作业，谁知还不到半分钟，他就掉过头去跟陈丹讲话了，哇，真是神速呀！我似乎听见了他们的谈论声：“陈丹你说韩老师是不是不来了呀？”陈丹说：“怎么可能呢，也许是老师在忙吧，一会儿就应该来啦。”
我又换了一个方向，突然看见了赵越（“江湖”人称造孽），他有时在学海豚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他有时还在唱“死了都要爱”真是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呀！”一个字“惨”。不知道他的音乐是在哪学的，我想全班的人都不喜欢听他唱歌吧。
再转一点就是孙晨旭，他可是我们班的调皮蛋，原来他正在跟赵越一起哼歌呀。呵呵，真是奇葩！他总是喜欢在角落里大喊“老师来啦，老师来啦。”过了一会儿，老师没来，他捧腹大笑，说：“哈哈，你们都被我骗了。”大家怒气冲冲的看着他。
这是一声“老师来啦”打破了班级体里的喜悦。我看了看原来是坐在窗口的徐民叫的。教室里立刻变得安静起来。这时老师进来了，我们就开始上课。
多彩的校园里有欢乐多彩的我们，而同学之间更加重要的当然就是友谊啦！让我们珍惜友谊，友谊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