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样,以“中国大历史”命名本书,作者旨在将宏观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一)由于负笈海外,授课对象是非本族的异国子民,作者曾怀疑讲述历史知识的意义及实用价值,辗转反思之后,最终决定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在与西欧史及美国史有了幅度与层次上比较的基础上再加以研究。
(二)对既成事实、不可逆转的史实,更多专注于考虑其积极意义及前后连贯的出处,而不以个人之恩怨爱憎当作历史转折点。
(三)不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而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促成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文字摘自自序篇,稍作整理)~
鄙人在阅读“安禄山的反叛”、“王安石的变法”、“数字管理还没成熟”、“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篇章时,对作者的宏观综合分析法逐渐熟悉并认可,对其通过讲说分析不同阶段、不同朝代有关“政府抽税”的历史演变,论证“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观点慢慢领会逐步接受。或许这些观点在历史课本中有所提及、野史小说中早有影射,不敢确说是作者首创或独创,但确是鄙人第一次跳出政治形态、道德意识去读史,改作因循本书倡导的“大历史”似的叙述、点评去理解一段历史,体会经济体制、技术条件等其他因素对于历史、社会、国家(朝代)演进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们是如何作用于当时、广泛影响于后世的。
自序篇中,作者还曾自问对美国学子讲解中国历史的意义,史实讲解(以韩非、李斯、始皇等为例),“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作一中外比较(以女皇为例),“尚有何实用之处”?于是阅读过程中,鄙人亦自追问,现阶段捧册读史的目的意义何在,究竟如何读史方能进益的问题也萦绕不去~
读史过程中,突然想起“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警语来。比如书中读到“兵马俑的幕后”“佛教的普及影响”“初唐的繁荣壮盛”“西湖与南宋”等篇章时,因为曾经游历身临其境,亲见过、触摸过、聆听过、体味过,感觉就较其他更真实而亲切,旧景、人物、故事都可以对上号,再回味历史品读作者点评时,条理更清晰,印象更深刻,或是丰富或是印证或是异议,更易得到共鸣或形成判断。
这本《中国大历史》,也是跳出了传统地解读历史的角度,不从仁义道德出发,而是以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梳理了一遍,寻找中国历史整体的发展脉络。
我认为整本书都在核心叙述一个观点:在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作用下,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
中国几千年,黄河的无数次改道都使得依靠黄河耕种的中华农耕民族吃了无数苦头,还有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每隔几年就必有旱灾和涝灾的大量人间悲剧。这使得这个农耕民族在几千年前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把力量统一集中起来去修水利设施对付黄河,需要粮食贮藏应对灾年。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公元前的秦国就统一了,取消了封建制,走向了郡县制。比西方国家早了几千年。这种政治上带来的过早成熟,和经济上力量无法得到有效的累积,这两者的矛盾,成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主要旋律。
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
历朝历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这样的“马尔萨斯陷阱”就会重复出现。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读后感.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这使得中国处于一种长期的“停滞”。
例如黄仁宇在讲唐朝李世民和武则天的英明神武时,说到了科举考试、推崇儒家对于体制的更新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建立了盛世,读后感m维系发展这个超大帝国的重要作用。但是分析安禄山之后唐朝的衰亡时,他说唐代之覆亡不由于道德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弛,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的调整,以致朝代末年彻底的地方分权只引起军阀割据。而解放后的“土改”成功的改造了中国的底层结构,它的用处在于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当然这里我只是提一下。
这本书读完之后的收获是对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有了再次的熟悉与了解,并从美国历史学家的角度看中国。豪强兼并,从众多的农村如何收税,是中国过去几千年这个农业帝国遇到的核心问题。
大哉乾元,昙花一现。竟辞中原,终为北元。有明一代,礼制为极。天子守国,君亡社稷。满清入主,康乾盛世。西人东来,帝制将终。准确来说,元朝是中原王朝的一个特例,它的君王既不禅让也不死于社稷,而是北返于大草原中。除蒙古汉化程度极其底之外,它也采用儒家式的政府管理。对于农村基层组织而言。改朝换代对于其无太大影响。
在元代帝位跟迭极其不稳,再加上带有民族矛盾的农民斗争之下。公元1368年,朱明王朝建立,随后统一天下。以宏观的大历史角度而言,明朝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它的时代特征是极其明显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和皇权的不断强化是其总趋势。而农村的传统社会也在此发展到了极致,至于清代,乃至于民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特征连亘四百年。以儒家意识形态,维持着庞大的农村社会,若以对商业的重视程度和掌控而言,则远不如宋代。明代制度竟能终两百多年而无大调整,实为罕见。
“大历史”称其为对于传统道德理教的发挥极致。可时代的发展使得技术的缺陷无法由道德弥补。这时往往会有新的力量会注入。公元1644年,满清入关。清代承袭明制,加以满族色彩。但于传统农村社会也无甚创新,对外政策也与明代无异。其内敛也沿袭明代。此时的传统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程度:朝代的更替无法影响以儒家意识形态统治的传统农村社会的改变,大规模的改革无法进行。整体社会结构的改变,只有在外来力量冲击下,内部社会的变革才能逐渐发起。这也恰恰是中国社会数千年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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