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时,边写边问自己有关人和事“怎么样了”,抓住引起人物和事件变化的前因后果,把故事的来龙去脉一步步追问清楚。俄国作家陀思妥夫斯基曾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小银元落在地上”,他认为这话不够具体,应改为:“有个小银元,从桌上滚了下来,在地上叮叮当当地跳着。 ”为何要这样改呢?因为它具体形象地回答了:从哪里落的?怎样落的`?落地后的响声、动态怎样?同理,如果我们写“夕阳西下”,这样来追问:夕阳依着什么落下去的?怎样落的?给大地带来了什么变化?就可以写成:“红彤彤的太阳,紧贴着崇山峻岭,一步三回头,慢慢下坠,万道余晖撒满大地。爷爷的白胡子变成金胡子了,房子的百墙变成红的了,柳树的枝条变成黄的了。”“夕阳西下”这一情景就更具体,更形象,更有色彩和气势了。写一次活动,也可以边写边问:活动地点在哪里?天气、环境怎样?活动的内容是什么?同学们干得怎样?谁表现得最好?为什么最好,到底是怎样***?***结果如何?这样一步步追问,就能具体地追出人物肖像、动作、语言、心理,事件的起因、发展、经过、结果和重点景物的形状、颜色、动态、声音、气味。
这篇阐明文所使用的主要阐述法,有引用孟子的话具体解释怎么做叫有骨气的诠释阐述法,还有被编人教材时删节的原文第三段给“骨气”下定义所使用的定义阐述法,另外,主要就是设例阐述法,即通过具体例子,将相对而言较为抽象的论见阐述得更具体、更形象,使读者更感性地领会怎么做叫有骨气。这种方法很容易和证明文的例证法相混淆,但实际上二者差别很大。例证法是通过例子来支撑、证明论点的,为的是使读者相信自己的论点是对的,能够站得住脚。它通常要和具体分析结合在一起使用,正如孙绍振教授所言:“论点要经过反思,材料要全面,至少是正面和反面一起考虑,进行具体分析。”这是因为,多数情况下,议论文中例子的举证,都是简单枚举而很难做到广泛列举,完全列举则更难,甚至根本就不可能。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能够揭示例子内涵的理论性的具体分析做支撑,纯粹靠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就下结论,是很难有说服力的,即使“事实胜于雄辩”也不能给我们更多的底气,举再多的例子也形同虚设。实际上,“事实胜于雄辩”这个貌似颠扑不破而其实毫无意义的命题用一种二元对立思维预设了事实和雄辩之间的对立竞争关系,这对二者本身及二者之间的联系,都会造成误导性的扭曲。那么,作为学者的本文作者吴晗先生怎么会在文章开始提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样的论点,然后举三个事例来论证呢?这种简单枚举事例而缺乏具体分析的“论证”有谁会相信呢?实际上,本文根本就不是一篇证明文,吴晗先生也无意去证明什么让读者相信。以证明文的各项规范来解读本文,就会像徐、朱两位老师一样得出如下结论:
文中所举三个人的事例,即便都是毫无缺陷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因为“中国人”是一个集体性概念,指称的是亿万个人。而文天祥等三个人只是这亿万个人中的三个单例,三个单分子不能支撑那个包含亿万个人的集合概念的性质。
两位老师遗憾地感到:面对“用三个人事例充分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样的教学,学生却提不出――“举三百个汪精卫式的人物是不是更能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没有骨气的”――这样的`反问。真正弄懂了《谈骨气》的本意,这样的反问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两位老师又说:倘若把“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改作“我们中国人要有骨气”……文章会顺畅许多。殊不知,文章首句所指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对《谈骨气》一文的写作思路,不同的解读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种争议是很有价值的。王荣生教授说:“语文教师最好能用自己的一堂课、一个、一次作业的批改、一项活动、一点等等,来加入‘语文知识’问题的讨论。”我们通过对《谈骨气》的细读,当然也可以对已有的议论文知识进行一次深入的反思甚至一定程度的重构。
议论文实际上可以分为证明文和阐明文,教学中要区别对待。用证明文的思路来解读阐明文,必然会觉得不通。不能一遇到议论文就要分析三要素,因为阐明文是不需要论据和论证的。分析阐明文,要引导学生分析其论题、论见及对论见的阐述过程和方法。
语文课程给学生提供的论证知识需要细化,太笼统的知识是没有用的。比如证明文的例证法,语文教材一般只笼统地说:举例论证,列举确凿、充分、有代表性的事例证明论点。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要保证和实现知识的实践价值,至少要说清楚:举例论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简单枚举事例,而孤立的简单枚举事例是很难有说服力的,需要以较为深入的、能够超越事例表象的具体说理分析来配合,做到事实和雄辩有机结合。相反,只会简单举例支撑论点而不会分析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矛盾,只习惯于选择听话的例子证明自己的论点,不敢、不善于利用反例展开论述,会使学生形成懒惰、不健康的思维方式。还如孙绍振教授所言:“选择了与论点一致的材料,就是排除了与之不一致的材料的结果,无视这样的矛盾,论证就必然是盲日的。”过去不少教师教《谈骨气》,都爱讲本文用三个事例来证明一个中心论点,学生也接受了举几个确凿、充分、有代表性的例子就可以证明一个观点的知识,实际上根本没有学会正确运用逻辑思维,更不用提初步的辩证思维了。
不少老师认为《谈骨气》中孟子的三句话与下边所举三个事例一一对应,一个事例体现一句话的内涵,这也体现了语文课程中充斥了太多的奇奇怪怪“想当然”的知识。此类模式化的、习惯性的认识应该还有不少。充满实事求是精神的细读,无疑是化解此疾的妙方。
议论文中对经典的引用,根据写作需要,可以是求真的原原本本的引用,也可以是以善和美为追求的化用,不可拘泥待之。
探讨议论文的语用价值,从语用角度分析文章的思路和修辞,看看写作目的、写作对象、写作场合对文章写作的影响,也是议论文解读应有之义。如此,才能真正读出文章本意。
如果《谈骨气》真的引发了我们对议论文相关知识的重新认识,从而使议论文教学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和改进,善莫大焉。
①称呼:顶格,有的还可以加上一定的限定、修饰词,如亲爱的等。
②问候语:如写“你好”、“近来身体是否安康”等,可以接正文。(不过很少。)
③正文。这是信的主体,可以分为若干段来书写。
④祝颂语。以最一般的“此致”、“敬礼”为例。“此致”可以有两种正确的位置来进行书写,一是紧接着主体正文之后,不另起段,不加标点;二是在正文之下另起一行空两格书写。“敬礼”写在“此致”的下一行,顶格书写。后应该加上一个惊叹号,以表示祝颂的诚意和强度。
称呼和祝颂语后半部分的顶格,是对收信人的一种尊重。是古代书信“抬头”传统的延续。古人书信为竖写,行文涉及对方收信人姓名或称呼,为了表示尊重,不论书写到何处,都要把对方的姓名或称呼提到下一行的顶头书写。它的`基本做法,为现代书信所吸收。
⑤署名和日期。写信人的姓名或名字,写在祝颂语下方空一至二行的右侧。最好还要在写信人姓名之前写上与收信人的关系,如儿×××、父×××、你的朋友×××等。在下一行写日期。
如果忘了写某事,则可以在日期下空一行、再空两格写上“又附”,再另起一行书写未尽事情。
书信历史悠久,其格式也几经变化。今天,按通行的习惯,书信格式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称呼、正文、结尾、署名和日期。
军转期间,参加了一个叫元文的培训机构,与同仁们一起为人生的下一个目标闭门苦读,元文(培训机构简称)据说是首次开办,为此颇费苦心,在师资和保障方面不遗余力,虽在商言商,其目标只为赢利,但总体上还是予以认可。授课老师真诚的态度、渊博的学识和各异的风格让大家在对考试倍感紧张的同时,有着别样的感觉和收获。其中,警官学院的董金峰老师尤受好评,董老师负责辅导哲学,自称黑马王子的他,黝黑的皮肤和朴实的衣着在人群中毫不起眼,通俗幽默而充满激情的讲学使颇难理解的.哲学多了一分随和和吸引,尤其那招牌式的说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大家记忆犹新,有时不免为之开怀一笑,一扫考前的紧张和期待的迷茫。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哲学和生活,细细斟酌,莫不如此。哲学而言,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反对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导下,具体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生活亦然,平淡如水或丰富曲折,无时无处不存在或面临着大大小小的各类问题或矛盾,在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现实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受本位思想和利益至上的驱使,传统的观念受到挑战,真实的一面或难寻找,纷扰中真之失真,假之愈真,让人不知不觉间疲于奔波,茫然不知何从,以至于处理事务过于简单或过犹不及,情感和理智之间难以真正把握好节点和平衡,是思想浮躁还是理性不足,是用心不够还是才智短缺,是客观环境还是主观原因,或许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事及人,由人及史,由史及人。四渡赤水的胜利,蕴含的是***精确的战我分析和红军将士灵活的战术运用;刘备痛失关张后,不顾劝告,妄自寻仇,陆逊七百里火烧连营,以至局势发生根本性转变,应该是对战事缺乏深入分析和理性对待。古人让人明理,哲学让人明智,这些经典战役或名人名事在推动或影响着历史进程的同时,也深深影响和启发着后人。历史是面明镜,昭示后世,警醒后人。生命中成长的苦痛刻骨铭心,人生追逐中不应该掉进同一个陷阱。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不可能去尝试所有的东西,更不可能等到碰壁后才知道幡然醒悟,短短几十年的一生不啻一瞬,一去不返的时光提醒着世人要学会学习和借鉴,懂得珍惜和运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历史,借鉴他人,丰翼自己,发挥好已有的知识和,运营好已有的基础和积累,解决好前进道路中的矛盾和问题,理顺生活中烦恼和纠结,不断完善自己,跨越人生沼泽,走出一片天地,活出人生的安康和谐和精彩幸福,我想这大概是董老师上课时再三强调的初衷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感觉不免过于逻辑和哲学,仿佛与己无关,对于平凡人生和平淡生活而言,或许仅是一种态度和具体做法罢了!
文章起始句“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单独成段,为的是强化读者对它的接受效果。这句话与其说表述的是一种“实然”,是一种事实判断,不如说是表述了一种“应然”,是一种价值期待,它的真正本意是一种带有强烈情感的号召:我们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这句话不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在这一点上,徐江先生在十年前对某些中学语文教师将其当作事实判断、当作中心论点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指出:“其实那仅仅是一句情感性的宣言,是文章的引子。”这无疑是真知灼见,但他进而又表明白己持此种看法的根据――因为这句话没有现实针对性,就与实际不符了。《谈骨气》的写作背景很清楚:文章写于1961年春,之前,由于国家领导层决策的失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和我国签订的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这几年面临着严重困难。文中所言“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奋勇前进”,针对的即是此种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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