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汉字的历史的作文【一】
在当前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实践中，教材的更新速度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音乐发展需求，这也是制约我国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伴随着科技的进步，音乐和学生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然而教材中的主要歌曲仍然是以上世纪的歌曲为主，虽然增加了部分比较流行的歌曲，但是综合来看，仍然缺少典型的音乐特征，这一点与学生当前所接触的现代音乐存在非常显著的差距，使学生的音乐之间难以形成情感共鸣，学生也不能从中发现音乐本身的艺术元素。
研究汉字的历史的作文【二】
这一点集中体现于日常教学中，教师往往过多地关注学习的速度以及学习的成绩，对音乐学习的认知往往停留在浅显的表层，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其在学生的成长以及学习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辅德益智的功能。还有部分教师缺少对教材知识的系统性掌握，不能将音乐兴趣和音乐能力进行关联，作为学校也没有将其作为辅助学生发展的重要课程，而是习惯地将其认定为具有娱乐性质的附属课程。这是对音乐课程重要功能的极大忽视，也忽略了音乐的本质以及音乐的科学教学。
研究汉字的历史的作文【三】
(1确定研究问题。教师叙事研究的问题应该是有意义的问题，其包括两重含义，一是研究者对该问题确实不了解，希望通过研究获得答案；二是该问题对研究者来说具有实际意义，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2选择研究对象。选择研究对象是研究得以进行的保证。因而它需要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首先，研究者要有敏感的心灵、能够细致入微地把握研究环境和研究对象。再者，研究者的研究活动要得到被研究者的认同、理解与合作，双方应有从研究同进步的要求。因此，选择好的合作伙伴，是教师叙事研究的重要一步。(3进入研究现场。即意味着走进教师活动的时空，把握教师的行为、观念所赖以产生的深层原因；对教师生活的现场观察，理解教师做法的背景。研究现场是教师叙事研究获取真实资料的直接来源。(4进行观察访谈。观察访谈是围绕着研究问题而进行的。观察力求客观，访谈力求开放，使被访者在研究者设计的问题中轻松思考与问答。观察访谈主要是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因而研究者要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具有一定的亲和力。(5整理分析资料。叙事研究强调的是对事件本身的分析，是基于资料事实进行的符合材料实际的分析。在整理分析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重要的是从所收集的大量资料中寻找出“本土概念”，即被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看世界的方式的概念。惟此，研究才具有了独特的“个性”的特征。(6撰写研究报告。既包含研究者对所观察到的“事”的故事性描述，也包含研究者对“事”的论述性分析，两者相映相成，构成了研究报告中的细腻的情感氛围和浓郁的叙事风格。叙事研究强调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使教师生活故事得以更丰富地呈现，也因此而具有教育研究中不可替代的意义。研究汉字的历史的作文【四】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著名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所著的近80万言的《中国货币史》面世，迄今为止仍被认为是内容最全面、体例最完整、史料最翔实的货币史专著。[12]（p169）在这部专著中彭先生把中国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特征，归纳为自货币产生以来的中国货币制度的四大特征之一。他说：“先秦的刀布，是由各城邑铸造，币面多标明地名。唐会昌年间的开元钱，明朝的大中洪武等钱，以及整个满清二百多年的钱币，都是由各州各省或各局分铸，钱背有州名、省名或局名，就是清末到民国年间的新式货币如银元、铜元和钞票等，也由各省铸造发行，上面也有地名。中国货币不但在铸造上有地方性，在流通上也有地方性。春秋战国时期，三晋用布币，燕齐用刀币，周秦用环钱，楚国用蚁鼻钱，割据的局面非常明显。在三国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那些？昆乱的时期也是这样。
就是在统一政府之下，货币流通的地方性还是严重地存在着。例如宋朝，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可是币制上是割据的局面：京东京西十三路行使铜钱，成都等四路行使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再说南宋的纸币罢，东南用会子，四川用川引，两淮用交子，湖广有湖会，河池有银会。这种流通的地方性，到近代还是存在。拿清末到民国一段时间来说，银元宝有苏宝银武昌宝银等，虚银雨则上海用规元，天津用行化，汉口用洋厘。小额银币则江浙一带用广东的双毫，北方用湖北江南所造的单毫和双毫，四川用五角银币，湖南河南东北则不用小额银币，而广东则专用小额银币，而不用大银元。……”[13]（p11～12）在我看来，彭先生所说的自先秦而沿至近代以来，中国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特点就是货币地理性的体现，同时也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得以成立的广阔学术背景。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彭信威先生这一段百余字的专门探讨外，迄今未见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在新世纪，我们有必要从货币的角度认真地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严肃地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实际上，要解决目前中国货币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去追问那些不曾被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过的而又确确实实存在的实际问题，并从中得到帮助和启发，其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在我个人看来，开展中国历代货币地理研究是一项“前人之所未及就，而后世之所不可无”的事业，是不容再事稍缓的了。
研究汉字的历史的作文【五】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