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世说新语·文学篇》,更多的感触是古人的那种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浓厚的学习学习氛围。其中让我感触颇深的一段记载是说郑玄的故事。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槊,逢彼之怒’”。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郑玄家的佣人都喜欢读书。有一次,郑玄觉得他的奴婢干事不称心,准备用“家法”惩罚。这位婢女认为自己冤枉,想加以解释说明;但恰逢此时郑玄盛怒,于是就叫人把她拽到院中的泥地里。这时,恰好另外一位婢女走来,见此而问:你为什么站在泥地里?她问话时引用了《诗经·邶风·式微》中的“胡为乎泥中”一句。被斥责的这位回答时则引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薄言往槊,逢彼之怒”,用来解释说:我本来是要向他(郑玄说明清楚的,谁知正好赶在他生气的火头上。
这里且不论郑玄的不论是非的火爆脾气,郑玄家里的学习氛围更是让人叹服,虽是“婢女”,却能那么娴熟地引经据典,且诙谐隽永、恰如其分。说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吧,但是想到更多文人的事迹时,又不尽然,这里让人更多的是感受到郑玄为学成就之高,连家里的佣人也极富文化修养,郑玄的学术修养更是让人钦佩。这又不禁让人想到现在学生的学习状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更应当继承和弘扬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同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篇》的记载,古人自身所营造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却是真的让后人为之惭愧不已。文人为了探讨学术知识,竞相辩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种胸襟和气度也是后人鞭长莫及的,然而,这种涵养却是我们现在做研究和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只有在互相努力地前提下,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让各自的研究做到飞跃性提升,也为我国强国之路的发展,伏下强有力的一笔。
未及弱冠的王弼前往吏部尚书何晏所设宴请有名望的宾客宴会,何晏把客人谈论最精彩的部分告诉他,并问道:“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我认为这个道理讲的很对,还可以提出质疑吗?面对前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弼依然提出质疑,然而在座宾客无人能对答,王弼自问自答,反复论辩多次。何晏并没有因为王弼的出色而大怒,王弼也博得了在座的钦佩和敬仰。可以说王弼的行为在现在看来就是出尽风头惹人嫉妒的情景,而何晏等老一辈的文人却并没有因此排斥王弼,而是忘记年龄,虚心学习,可以说这种思想将有利于更好的促进学术的进步,也更有利于培养新的文化传承者,这样的胸襟和气度,这样让人折服的学术气息,让人向往,更应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思。
太尉王夷甫见阮宣子时问道:“老子、庄子与儒家的教化有什么异同?”回答说:“将无同?”太尉很满意,便任命他为掾官,世人称他为“三语援”。而卫玠嘲笑他说:“一个字就可以调用了,为何用三字!”宣子说:“只要是众望所归,也可以不说话而调用,一个字都是多余的。”于是两个人成为了朋友。宣子没有因为卫玠的嘲笑而恼怒,而是用巧妙地语言说服了卫玠,两人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学术性探讨,并没有个人恩怨的纠纷,也更加体现了文人的学术氛围和宽容的学术胸怀,这一点是尤为可贵的。
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交往更多的是建立在学术、思想上的。博学多才的人更多的得到人们的结识和尊敬,对当时魏晋时期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是一种促进,也值得后人在这一点上效仿。特别是对于文人的学识修养方面,更多方面引人深思。
殷浩、孙盛、王濛、谢尚这些名士,都聚集在王濛家里。殷浩与孙盛共论《易》,孙盛自以为他的发言是最合理的,不可一世。在座各人都不同意他的说法,又不能说服他。王濛叹着气说:“假如刘真长来,一定会制服他。”孙盛也意识到自己不如刘真长。等刘到来时,孙盛简略的说了刚才所说的理由,语气已大不如前。刘真长讲了大约二百多句,言辞及提问,都简明扼要,孙再无法回答。由此可见,学者们的辩论更多的在于互补,激烈的辩论更多的体现了文人对知识的渴求,这一方面是我们更应当看到的,也是我们应当极力推崇的。
孙安国到中军将军殷浩处一起清谈,两人来回辩驳,都无懈可击。侍人把端上的饭菜热了好几遍也顾不得吃。双方奋力甩动拂尘的毛全部落在了饭菜上,宾主竟然到傍晚也没想起吃饭。殷浩便对孙安国说:“你不要做硬嘴马,我就要穿你鼻子了”孙安国接口说:“你没见挣破鼻子的牛吗,当心人家会穿你的腮帮子!”当辩论激烈到这种程度时,更加的感叹学者们幽默诙谐的言辞,同时,双方的学术精神更是让人由衷的佩服。
当然这当中更多是体现了文人多知识的热爱与包容。然而其中也不乏文人利用知识摆脱困扰的例子。
郑玄在马融门下,住了三年都未见到老师,只是由马融的高足弟子传授一些知识而已。有一次马融曾计算天象,不相符合,门下弟子都不能解决。有人说,郑玄懂得计算。马融于是召郑玄令他计算,郑玄把式盘一转就解决了问题,大家无不惊奇。等到学业完成,郑玄告辞还乡,马融叹息说:“礼乐都到东方去了!”同时又唯恐郑玄的名气高过自己,心怀妒忌。郑玄也怀疑有人迫害他,就坐在桥下,用木屐踏在水上。马融用《周易》转式之法进行占卜,探寻他的行踪。见到卦象后,对身边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又靠着木板,这样必然已经死了。”于是不再追寻。郑玄因而免于难。
这个故事是说郑玄学识遭人嫉妒,郑玄机智脱困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难体会,学习就应该向郑玄那样,应该积极探索,勇于向前辈和别人请教,同时自己更应该加强学术修养,利用自己的知识做更多有用且有意义的事情,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说新语·文学篇》关于文人对妇女态度看法的文章,谢太傅问陆退:“张凭为什么为母亲作悼念的诔文,而不为父亲作?”答曰:“这自然是因为男子的品德已经在他的事迹中表现出来;而妇女的美德,那就非诔文不能显扬了。”谢朗母亲王夫人因为儿子的体弱曾对支林道说:“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这些话语中所显示的文人对妇人尊敬的的态度,就不难想象《花木兰》这部文学作品为何会流传至今了,故事本身的价值当然重要,但是,更应该看到人们对传承这些作品的积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
《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所谓“文学”是指文章学术,辞学修养,也包括人生态、处事原则。这一时期文学雅士们以清谈为主要内容,以辩论为主要方式,对佛、道、玄学进行了融合理解。这当中所体现的包容和学术研究精神,值得我们用心研究,用心学习。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世说新语》一书,刻画了无数魏晋名士。他们有各自出彩的地方,但我颇为钟意在“任诞”中频频露脸的阮籍。乍看,他只是行为怪诞的荒唐之人,再看,其实他的内心比谁都清明。
阮籍,是三国时期的诗人。他一生所作的咏怀诗不下八十首,他在文学上的贡献更是无法否定的。他与他的儿子阮咸等人并称“竹林七贤”,而其同样会作诗吟赋的父亲阮瑀,则是“建安七子”之一。这不只是个有趣的巧合,而是家风的传承。他出身如此不凡,却只当过步兵校尉。但这并非是他能力不足、或是怀才不遇——这点就与同样浪漫李白不同了。相反,司马昭曾多次试探他,想他为晋出谋划策,却都没有如愿以偿。最终,他安息于景元四年的冬天。
民间流传十分广泛的`,莫过于“阮籍三哭”的故事。阮籍在母亲死后,大吃酒肉,哭泣到吐血。这样的做法实在不符合当时的礼教与风俗,但他却在自己挚爱的母亲面前“放荡”,毫不收敛。不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对死人一事还是抱有畏惧与好奇的心理的。按当时的传统,阮籍本应守法守节,使老母亲的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息。但他这样的破坏规矩,不仅是自己真性情的体现,也是他对死亡一事看法的流露。他认为,“人生若尘露”,这与西方《圣经》的观点不谋而合:人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对母亲肉体的消亡,他没有守礼节,而是遵循本心,做一些对自己的心灵能起抚慰作用的事。
除了他揣于心间的“孝”,他的孤僻、怪异也不是什么可争议之事了。他假装不明白司马昭的心思,直言不讳地跟王戎说出自己对他的不满,每日尽兴地喝酒,从来不把当时那些规矩条例当成自己的行事准则。
为什么这样怪诞的人能成为魏晋名士的典型,被后人铭记?因为他的生活,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像我这般年少轻狂的人,也单纯而肤浅地喜欢李白,喜欢阮籍,而不喜欢老师口中忧国忧民的杜甫。何人不想仗剑走天涯,看遍世间的名山大川呢?但我们做不到,也没有勇气去冲破自己为自己设立的枷锁。读后感·阮籍看似装疯卖傻,可他的内心却认清了自己想要什么,并付诸实践去实现,尽管这个过程被太多人误解。“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大抵就是如此吧。他明白当时朝廷的黑暗,也明白那些礼教制度的不人道。他不愿浑浑噩噩在官场的泥潭中愈陷愈深,他要做一个真正的自己。他看似毫无牵挂,但他内心的彷徨与纠结也还是存在的,否则他又怎么会有“第三次大哭”?王勃道:“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说到底,他再怎么看破红尘,也终究是那个时代的宠儿。看透世道,于他而言,是促他随性,还是加增了同常人一般的折磨与苦楚?
旖旎阳光,深深竹林,隐约可见一个醉倒在自然间的身影。阮籍已远,但他的品格、追寻,深烙在一代又一代的狂人中。
王徽之居山阴,夜大雪,眼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寺》。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世说新语·任诞》
王徽之因兴而行,又因兴而返,不为目的所羁绊,好似那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洒脱。
徽之曰:“我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古人所说“不为外物所役”,王徽之做到了。目的是何物?是实质的,是人们所想达到无法理解了。的,可这个东西在王徽之眼里还不及那突发的诗兴来得重要。因兴而去,兴尽而归,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这件事若是安排在赶了一夜路,已站在目的地门前的大前提下,这就让世俗里的人
古人尚不能解,那么放在现代呢?在“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里,整天忙着挣钱的人们是不会白费力气做这件毫无实质收获的事。制定一个目标,为达到目标而努力,不达目的善不罢休,这就是现今以物质至上的观点。但我们换个角度看,效率、结果固然重要,可我们真正获得的东西是从过程中得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欢笑,有哭泣,有感动,有无奈,也许过程是漫长的,但我们乐在其中,品味了苦尽甘来,比起最后那个干巴巴的目的,这个过程真的是浪漫得多。
而相较于王徽之那个时代,现今社会要复杂得多。金钱、权利、地位、荣誉,人们追求地更多,同时所羁绊的东西也会更多。人们被这些东西绑起来了,只能缩手缩脚的活于世中。
再说说如我一样的学生吧,对一个穷书生,一个身无长物的学生来说,学习本该是一件单纯的事情,可有哪个学生会为了学习而学习呢?种种外界因素让我们的身心疲惫不堪,只为得到那一纸成绩单,可真正学到的又有多少东西呢?
学习变得不再单纯,强烈的目的性,它早已变得是面目全非了。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每个人都可以给它来上那么一下。
中国的高考制度,在家长,老师,学校“齐心协力”下,成功的把学习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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