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被视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朱熹寓居建阳、武夷山之史事,尽人皆知,殊不知朱熹之所以与闽北结下不解之缘,盖源于其父朱松来尉政和,群山迤逦千年不老的闽北古城政和,是朱氏家族入闽的第一站。现在大家都这样说,朱熹孕于政和,经过历史考证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政和是朱子文化的发祥地更为准确,更能说明政和于朱子文化的关系。目前我们政和遗存的了两座对于研究朱子文化来说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那就是朱熹祖父朱森墓和朱熹祖母程氏夫人墓,朱森墓在铁山护国寺边,程氏夫人墓在星溪富美村。
朱熹一生7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闽北度过,我把朱熹与闽北的关系概括为五句话20个字:朱子孕于政和、生于尤溪、长于建殴、学于武夷、老于建阳。
孕于政和:宣和五年(1123年,在政和任县尉五年届满的朱松调任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税。建炎三年(1129年12月,刚要调建州(今建瓯工作的朱松听到金兵自江西突入福建邵武的消息,放弃所摄之职,携带在尤溪的家眷回到政和,寓居铁山护国寺。此时兵荒马乱,烽烟四起,政和也不安全,建炎四年(1130年8月,朱松仓皇买舟携眷避到自己任职的尤溪,时刻都作着避入深山的准备。 离开政和月余后的.9月15日,朱松的第三子沋郎——未来的理学宗师朱熹降生。
朱熹生于尤溪郑氏草堂,7岁以前随父母在政和尤溪一带生活,朱熹7岁下半年,随父亲从尤溪迁往建州(现建瓯暂居,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朱熹11岁时,时任朝廷四品承议郎的父亲朱松,因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的排挤,被贬,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未赴任,朱松忿然辞官南归,举家正式来到建瓯,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从此在家专心教育子女。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春天,正当朱熹勤学苦读之时,年仅四46岁的朱松郁闷成疾去世。
朱松病逝后,朱熹遵从父亲遗命,14岁的朱熹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在五夫里,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五年后,年仅十九岁的朱熹即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授朱熹为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后历事南宋高宗、孝宗、宁宗、光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潭州。朱熹一生宦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在朝当官时间很短。
朱熹在武夷山呆的时间最长,14岁到武夷山至64岁迁居建阳,除去外地为官的七年,其他时间都在武夷山,前后达五十年。64岁迁居建阳考亭,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上下五千年,中国一路风尘仆仆走来,脚下踏的是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今天,一提及中国传统礼仪,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清晰概念,甚至则一位这种传统礼仪人化是过时的东西。因此,中国礼仪文化正在遭受着史无前例的以往与不屑。
然而,中华民族传统礼仪文化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处理人际关系的实践结晶,是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的准则。
杨时与他的学友游酢为求的正确答案一起去老师家请教。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来到程家时,适逢先生坐在路旁打坐养神,杨时二人不敢惊动老师,就恭恭敬敬立在门外,等候先生醒来,过来良久,程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的杨时,只见她遍身披雪。脚下雪已有一尺多后了。此后,“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成了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
礼仪是律己,进人是一种规范,是表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古人云“不学礼,无以立”文明礼仪不仅是个人素质、教养的体现,也是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体现。
东汉黄香仅仅九岁,就懂得尊老爱幼,孝顺父母。在冬天严寒之时,就用自己的身体将父母的被子温暖后,再请父母安寝;在夏日炎热之际,则用扇子给父母扇凉驱蚊,以侍奉父母安寝。黄香温席是在中国传统孝之礼仪,孝顺父母,从小事做起。
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优秀的伦理道德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今的人们已经有了较之过去更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来孝敬老人,心已经没了,孝敬父母不是有心无力,而是有力无心。
唐朝贞观年间,西城回纶国是大唐的藩国,一次,回纶国为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派使者带一批珍宝见唐王,其中最珍贵的是白天鹅。途中,白天鹅不谨飞走,使者只拔下几根鹅毛,却没能抓住白天鹅,使者在担心害怕之余吧鹅毛献给了唐太宗,唐代宗并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他忠诚老实,不辱使命,从此,“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故事干为流传开来。
中国传统礼仪,应是体现精神价值的生活方式,传录它可以使我们的礼仪化发扬光大。
众所周知,文化兴,民族兴;文化衰,民族衰。在历史长河中始终遵循这么一个定律,一个民族的兴盛,必定是从文化的繁荣开始的;一个民族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有许多东西都化为乌有的时候,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存在着。这便是文化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的灵魂作用。
随着传统的民俗活动等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京剧等优秀剧种在流行音乐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势头中濒临危机,特色的民间手工艺因后继无人逐渐衰落,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它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影射了传统民族精神的逐渐缺失。因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民族凝聚力之所在。
那么,谁来承担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任呢?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们不能因为久居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我们在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也有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当本民族的艺术精品被外来的泡沫文化所淹没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想不仅仅是记于心中那么简单。我们要守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血脉,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一直发光发亮的遗产。譬如,国粹京剧,诗词歌赋,我们的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传统美德,各类传统节日等等。这是在我们华夏子女血脉里流淌的使命,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忽略它放弃它呢?也许,我们无法杜绝外来快餐文化的侵略,但是民族使命要求我们记得在情人节送玫瑰的同时,也必须记得七夕时牛郎织女的相会,我们知道在感恩节吃火鸡的同时,也必须不忘元宵时的汤圆,我们必须记得每个中国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意义,这代表了中国,代表了中国文化,代表了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在走着自己的文化之旅,我们欣赏国外的很多风景,但我们绝不摒弃我们的文化大餐,我们在学习,我们在传承,我们在进步。
我们应该还记得那句歌词“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我们同为中国人,不仅仅因为我们是黄皮肤、黑眼睛,会说一口中国话,真正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同气连枝、血脉相连的是来自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身份证明,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它也构成了人们生活和追求幸福的不懈动力,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
今天,我们要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我们的优良传统,深深的铭记我们的血脉中喷薄的中国精神。让我们向我们的民族致敬,向我们的民族文化低头,谦虚的表达我们最虔诚的守候!
当众人被“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撩拨起续诗的兴致时,有人却嗤之以鼻:“参加接龙的很多人对诗的用韵一窍不通,折射出大众对真正传统文化的外行。在任何时代,真正的诗人都是寂寞的,诗歌都是小众的”,使不少网友“诗情酒兴渐阑珊”。
这一观点体现出当今一些人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存在的一大弊病:总是端着架子,否认群众基础,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高姿态,充分显示其狭隘性。而这,也恰恰是他们相对落寞的原因之一。传统文化的发扬,当有“大足以容众”之胸怀,有“海纳百川”之气度,而不能在自我设限中孤芳自赏。
那些文采斐然、炳炳烺烺的诗歌流传至今,固然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智慧结晶,但我们不能因为只看到绚烂夺目的金字塔尖,就忽略历史中已被风化埋葬的金字塔底的大量作品。从某种角度看,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淘洗沉淀无痕的平庸之作,何尝不体现了诗歌所拥有的广泛群众基础?事实上,当吟诗作赋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文人特定的炫耀手段,文化创作才能具有活力,涌现佳作。
从《诗经》中的不少作品采自民间,到白居易写诗但求“老妪能解”,再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诗词的兴盛从来不是小众的,而是在让普通百姓怡情养性中根植了其勃发的生命,正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那些传世的佳作,恰恰是文人贤士从普通百姓中汲取养料,佐以自己的才华而挥就的。诗歌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诗歌从来不排斥普通百姓对它的唱和吟咏与逸兴遣怀。
作为“戏曲之母”,昆曲经历时代的变迁而一度奄奄一息。戏曲工作者们意识到,昆曲从家喻户晓走向没落,不是因为昆曲名家的离世,而是因为昆曲在大众市场中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渐失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开始引入歌剧、交响乐等流行元素,打造青春版《牡丹亭》,吸引更多受众,而不再曲高和寡。当昆曲再次走进人们视野时,也走进了新的时代舞台,台下仍是一群不懂得“良辰美景”“似水流年”的痴情戏迷,台上是大师在演绎传统的精髓。这时我们懂得,没有一个文化可以将自己封闭起来,没有一个文化有资本筛选受众群体,多一分包容,多一分谦逊,才能换来更长寿的生命和更精彩的未来。
以精英品位为借口故步自封,最终只会日薄西山,上演一群圣贤大师在文化的墓碑旁落寞吊唁的悲剧。唯有敞开胸襟,接受不同文化水平的智慧,才能得到继承与发展,促成文化繁荣进步。时代需要包容,传统文化亦需包容。无论何时何地,传统文化止于独行,而盛于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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