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桶理论的作文800字【一】
最近看了一本关于音乐理论的书，看看蛮有意思的。
很多概念是民乐的乐理中没有系统研究或记录的。很多人有这样一种错觉，就是绝对音高辨别能力比相对音高鉴别能力要更重要。事实上，比较音绝对高鉴别能力与相对音高鉴别能力就和比较苹果和橙子一样，是没什么意义的。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的辨别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但是却互补的技术，都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达到的。 David Lucas Burge说过，绝对音高鉴别就和用眼睛分辨颜色一样，当听到一个音的时候，具有音高鉴别能力的人不需要调音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音是什么。甚至有的人可以说出这个音是以什么频率的A作为标准音的（442，443，444……）。
经过观察，我发现，具有音高鉴别能力的人以学西洋乐器的为主，尤其是学钢琴的。 而相对音高的鉴别，就是可以通过耳朵，听出音程关系，也就是说，具有相对音高鉴别能力的人不一定可以听出一个和弦里的每个音高，但是可以分辨出和弦的类型，比如说“大三和弦”一类。通常我们在调音的时候，调地一根弦主要是跟标准音对，第二根弦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听和第一根弦的音程关系来做调整，这就是相对音高鉴别的一个很常见的应用。 那么，两样技术怎么合作呢？简单来说，相对音高鉴别可以告诉你和弦的性质，而决对音高鉴别可以告诉你和弦具体的位置是什么。也许，有的人会有疑问， “如果一个人掌握了绝对音高鉴别，不是可以很轻松地找出听到的音程关系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有的人可以听出不同的音高，却分辨不出和弦的种类，和弦的类型与其说是一种乐理概念，更多是一种感觉。就好比我们学语言，笔画构成了一个个我们熟悉的字，就好像音符构成了我们熟悉的音程，可是字只有放在句子里才会有准确的含义，就好像和弦，只有在乐句里才有含义。 有的人认为绝对音高辨别比相对音高辨别更为重要和直接，事实上不然，音乐不是由单个的音符组成的，相对音高辨别能力可以让你在听到音乐的第一瞬间，分辨出音乐的旋律性。
以《无穷动》为例，能够辨别决对音高的人听《无穷动》会听到很多升升降降的音，而只能够辨别相对音高的人，可能会发现中间有些部分其实是一个转调。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一中经历，听一首歌，很好听，很喜欢，然后自己拉着玩，这是因为我们的相对音高辨别关系帮我们确定了旋律，但是当我们找到乐谱一看，似乎我们并没有找对调，这就是没有决对音高辨别能力的缺点了。
这两种能力，听起来很高深，但是都是可以通过训练达到的。
木桶理论的作文800字【二】
这是为什么呢？
阐述理论，需要见多识广、思辨力强；实践事功，需要有一定的理论能力，但更需要有抛弃既有理论、注重实际、革新理论的勇气与能力。两相比较，我以为做理论家简单得多了。据说康德活了70多岁，一生行踪从未离开出生小城30里以上的。康德的思辨哲学，纯粹是从书本到书本，读万卷书，然后靠自己非凡的思辨力推导出他的“自在之物”理论。伟大的理论家大概基本上都是走的这条道：博览群书后，从概念到概念，从判断到判断，运用超凡的思维能力加以创新组合。
实践家却不同。实践家面对的首先不是书本，而是现实问题。商鞅面对着秦国的穷山恶水，把法家学说用于改革实践时，具体做法完全是根据秦国实际而定，法家理论只是他嵌入实践的一种精神。所谓“徙木立信”，所谓奖励农战，等等，都是根据秦国实际而来，不是从既有的法家理论中搬过来的。大业终成而惨遭分尸，往往也是伟大实践家难以避免的\'命运吧。再如曾国藩，太平天国起事时，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清廷中层干部，热衷于儒学，注重修身养性。不料朝廷要求曾国藩在湖南组织军队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可说是彻底转业了：从一个文职官员，变成一个组织自己军队领导作战的军事统帅了。曾国藩完全抛开儒家修齐治平的概念理论，根据湖南实际，着眼于力戒官场浮靡、空谈的恶习，选拔忠义血性的乡党为军队核心，军事上杜绝空谈，扎扎实实打仗，终于获得巨大成功。有人诟病他擅长权谋，那完全是书生之见：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实践家都是权谋家。政治要靠人事推动，而人际关系却是无权谋难以搞定的。
再比如，1969年以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家有约70位之多，但都是从模型到模型搞出经济理论的，没有一个有过经济实践。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是货币政策的大实践家，却没有提出过任何经济原理来。再比如，全球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美国的比尔盖茨、戴尔，中国的马云、任正非，都没有任何管理学大作，却风生水起，俨然已成行业霸主。
我们必须分清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区别。热衷于理论者，可以无限风光，信众无数，但对人类有大贡献者甚少。热衷于实践者，极可能默默无闻，满路荆棘，但无论成功与否，对人类都是有贡献的——因为理论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实践。但最可怕的是热衷理论、无视实际的实践家，最后会害人害己，突出的代表就是战国时期的赵括和三国时代的马谡。
木桶理论的作文800字【三】
其实，在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书籍当中，我们了解到，现在后殖民理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在更大程度上也是后殖民批评所遇到的，比如说，如何使不同的后殖民社会组合和利益与其所进行的各种批评实践协调一致，同时又尊重他们的历史文化特性，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二者都同时遇到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可以看到作者不苟同罗伯特·扬的那种乐观态度，他称赛义德、巴巴和斯皮瓦克等人的著作是“历史著作的新逻各斯”，这些著作的\'传播会有助于开辟一个勇敢的文化解放的新世界。
其实，“后殖民”概念其内涵不定，近几年来一些评论家已经开始感到焦虑，这一概念可能有内变为一个被任意切割的分析结构的危险。正如作者在书中得出来的结论一样，问题在于“后殖民”这一概念常被变动以适应于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和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所以，很多人就把某些地区，时期，社会的政治构成和文化实践看做真正后殖民是否正确产生了日益热烈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其实，在一些学者或者是研究人员来看，现在有不少的研究人员甚至用“后殖民”这一概念来表示一种在政治上介入殖民史和现代新殖民时期强制性现实的基本的共谋模式。关于“后殖民”这一概念，作者持有的是一种比较质疑的态度，以至于在书当中，作者对于这一部分研究的标题都是“质疑后殖民”，因为作者认为，若是后殖民批评先已被主要理解成调解、挑战和思考在国家、国家、种族和文化之间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主宰与从属的关系，那么，它依然可以多少看作是一系列不同的解读实践，因此，作者认为，他所说的那种主从关系显然源于近代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同样还继续存在于现代的新殖民主义之中。
《后殖民理论》这本书当中，主要是纯粹的理论角度来研究和分析了后殖民这一概念的实践，换句话说就是“后殖民理论”这一理论的语境研究，实践分析和政治运用分析等等。这本书当中的一些专业理论术语很多，并且书中的一些文章翻译似乎是直译的，所以，我读起来的时候觉得很多语句还需要读几遍才能理解，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语句特别的长而且难懂，所以，要说对这本理论书籍有多么深刻的理解，那于我而言就真的不是这样，我只是读懂了一些简单的语言，对于作者在书中想要传递的一些专业深刻的理论道理，恕我才疏学浅，理解起来真的很吃力啊。希望有机会再读的时候，能有更多的理解和收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