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在倡导学习圣德英雄,一面却在提醒防备恶德小人,
作文我与传统文化
刚刚播完各种先模事迹,便是接二连三的防盗门广告。作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愿丧失钱财或生命,便只能时时处处提高警惕:不要让陌生人进家,不要吃陌生人东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等等。这样,当我们用警觉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时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无奈地生活在一个(被假定为)”小人”世界里。因此,当我在瑞士乘公交车发现无人验票时,当我在日本退旅馆发现无需查房时,我心中好一阵感动。我体验到作为大写的人的尊严,体验到(被假定为)”君子”社会的愉悦。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步入这样一个人与人不设防的时代,要到多久才能不按防盗门窗,我无法预测。但相对说来,今天国人已经能在航空旅行中,在餐饮购物时,享受到规范化的职业道德服务了。这给了我们希望,脚踏实地的职业道德建设,正在延伸到其它常德领域,提升着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当然,我知道,即便如此,我们要走的路依然长之又长。
中国传统美德,往往是与现代常德对立的
我之所以强调常德建设的艰巨性,是因为它对我们民族是一项”创新工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支持现代常德的伦理元素:若干所谓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实践中与常德规范恰好是对立甚或逆反的;而作为现代常德的核心理性元素又是传统道德所稀缺的。这便涉及到对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伦理的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限于篇幅和本文题旨,其下只做简要阐述。
长期来,我们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采取一分为二态度,认为可以扬弃其封建糟粕,继承其美德精华,忽视了儒家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本质差异。笔者认为,儒家纲常伦理,也是以圣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标榜的封建道德体系,它的部分规范固然可以被现代家庭伦理所承继,但却难以直接移用到现代道德体系中来,更无法作为常德规范。当然,这里需避开符号陷阱,不能象某些学者那样将传统的良知、诚信、正直、仁爱等概念抽象拿来,赋予其现代内涵,然后大谈儒家的当代意义,称之为”美德伦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等等。我们必须依据传统美德的传统固有内涵进行讨论,才能发现其负面效应,
譬如说诚信吧。在儒家文化中,诚者,圣人之本,信者,君子之德。问题是,诚信作为儒家伦理规范,只是服从于忠孝仁义这些纲常伦理规范,在”六亲”或”五伦”之内为巩固差序社会结构服务的。换句话说,在人伦亲情关系之内,中国人是讲诚信的,欺君欺上无信无义罪莫大焉。但离开特定人情关系,欺骗”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则不一定受到道德谴责。明恩浦以来,来华的西方人都发现中国人缺少诚信的”素质”。有人认为这属丑化国人形象的殖民话语,实际上,这正是国人诚信的另类表现:因为在国人眼中骗”洋鬼子”那根本不叫失信。这种系于情缘的”诚信”,显然有违现代常德所讲的诚信。如前所述,中国人种种徇情失信枉法行为便是由此获得道德庇护的--譬如向亲人透露案情那不正是”诚信”吗?
这当然并非笔者新见,梁启超早就发现中国人”公德殆阙”、”偏于私德”的现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的定义,中国人是”私德”也不具备的,因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国人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譬如当某单位人集体外出乘车时,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谦让,惟恐争先。但当这些人分别同陌生人乘车时,君子之风则荡然无存,人人争先抢座,惟恐落后。更典型的例子是农民。农民一旦离开乡土乡亲,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失效,在良民与刁民双重身份自由转换中毫无障碍。只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说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为了,就是人口贩子汪洋大盗回到村里,也是不受道德舆论谴责的。因此,严格地讲,国人所具备的只是一种在人伦关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这种”群德”在情缘关系内,美轮美奂,仁爱绵绵,情义无限。但这种仁爱、情义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写过百年前国人真实道德状况:一人落难,众人观看。鲁迅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出极大愤慨。而今天,国人”进步”了,已由默默看客变成大声鼓励别人自***的帮凶!因此,当我新近看到某市因围观者起哄叫好导致神经病人跳楼死亡的消息后,只能感到悲愤莫名。这里的关键,是起哄者与跳楼者没有情缘关系;如果看客中有一位是跳楼者的亲属,就可能唤起众人的同情心,这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美德伦理”,与现代常德是格格不入的',彼此间没有承传关系。
深入探究下去,为什么从儒家美德中推不现代常德呢?这就涉及到对道德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了。与传统文化的君本主义(字面上是民本主义)相适应的儒家道德,没有个人价值概念,是一种维护纲常礼教的义务本位的道德体系,强调的是”克己复礼”。而现代常德则是建立人本主义基础上,承认个人权利合理性,是一种维护公共契约的权力本位的道德系统,强调的是”自律守法”。尽管现代常德也讲良知与诚信,但这种良知与诚信并不只是对人的信诺,更是对共同遵守公共游戏规则的承诺。各种游戏规则,划定的都是利益界限;自律守法,就是在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体现自己利益的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侵权冲动总是难免的,因此,便又逻辑地产生出公平、公正等常德规范,通过维护法的正义尊严来捍卫公民及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显然,这与复礼为仁的儒家道德理念是截然对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及法律维护的都是君贵民贱的等级制而不是个人权益,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自觉维护社会契约的”自律”、”守法”、”公正”、”正义”等等理性道德规范或价值规范。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后,何以会产生现代常德缺位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些规范!那种将道德滑坡笼统归咎于儒家传统中断,完完全全是把错了脉,新儒家开出的药方,是自欺欺人的。
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人的常德建设,是需要伴随教育普及、改革深化、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
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来都是以孝为先。弟子规上也说过:“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这句话的意思是子女要孝敬父母,冬天要让他们暖和,夏天要让他们凉快;早上要恭恭敬敬地请安,晚上要替他们铺好被褥。
闵子骞是周朝时期的人。幼时丧母,父娶某姓女为继室。闵子骞素性讲孝,对待继母像生母一样孝顺。后来继母接连生了两个儿子,于是对闵子骞开始憎恶起来。总是在丈夫面前说子骞的坏话,挑拔子骞与父亲的关系。
冬天到了,天气十分寒冷。后娘为两个亲生儿子做的棉衣,内面铺的是十分暖和的棉花;而给子骞做的棉衣,内面铺的是一点也不暖和的芦花。芦花是水中生长的芦草,到处飞扬的那个轻飘飘的花,哪里能御寒呢?所以,子骞穿着觉得冷得很,好像没有穿衣一样。而这位后母反而向丈夫说:“子骞不是冷,他穿的棉衣也是厚厚的`。是太骄养了,故意称冷。”
一天,父亲要外出,子骞为父亲驾驶车马,一阵阵凛冽的寒风吹来,子骞冷得得战票不已,手冻得拿不稳马的缰绳,将缰绳掉到了地上,马将车子差点儿拉下了悬崖。父亲大怒,气得扬起马鞭,将子骞猛打。子骞的棉衣被打破了,内面的芦花飞了出来。父亲这才明白了一切。立即回家责骂后妻,要将狠毒的女人赶出家门,将这个心恶女人休掉。后妻像木头一样,呆呆地立着,羞愧得无话可说。子骞跪在父亲面前,哭着劝父亲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请不要赶走母亲。”
好一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这句话不知让多少人所为之动容,就是闵子骞的继母也被感动后悔不已,从此待闵子骞如亲子,这就是孝行的感化和伟大所在。
社会主义在发展,我们的精神文明也应该在发展,尊老爱幼不是我们的口头禅,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教育之道,尤重童蒙。许多人回忆起人生开学的第一堂课,都津津乐道,因为这是跨入知识之门的第一步,是成功的起点,意义重大。荀子在《劝学》中说:“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先知礼,而后闻道,这是古人的教育观。如今,以一项隆重的仪式来纪念幼学启蒙,何乐不为?不论这项仪式是沿袭传统,还是新造之物,它毕竟传达了一种重教、崇知的积极观念。
但社会上对“开笔礼”的批评,不在它积极的一面,而在它与传统的扞格。
穿汉服、点朱砂、写毛笔字……每一项看似都与传统有关,但捏在一起,塑成一个“开笔礼”,冠之以“继承传统”“发扬传统”之名,就有点装腔作势、不伦不类。这种打着“传统”旗号附庸风雅的情形,在当今社会所在多有。一些人宴席上推杯换盏、酒酣耳热,美其名曰“酒文化”;成书于顺治初年的《弟子规》,在文化商人的推波助澜下,登堂入室,成了与“四书五经”并列的儒学经典……凡此种种似是而非的“伪传统”大行其道,广为传播,对我们传承文化究竟是福是祸?
作家史铁生说:“传统,也许不该把它理解为源,而应该理解为流。”我们的传统文化像一条大河,流到每个时代,每个时代的人都注入了自己的文化创造,同时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品格。
礼为传统之形,道为传统之核。过于重视传统中形式的、表面的东西,就会流于庸规陋俗,成了装腔作势、言过其实、表过其里的“附庸风雅”,是《儒林外史》中杜慎卿所谓的“雅的这样俗”,是魏禧《与友论文书》中所道的“如市肆之列杂物,非不炫目,正嫌有市井气耳!”传统的表现是延续,延续根源是内在的生命力,正因如此,它就不是某种表层的思想外衣,不是想扔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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