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偏向》中,作者完整叙述了传播偏向的理论。伊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而媒介可以被分为两大类,有利于空间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延伸的媒介。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这种媒介笨重而持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与此相对应的是某类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时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的横向传播。
《传播的偏向》这本书分为八个章节,有分别阐述时间的诉求问题和空间的问题,有详细论述媒介的传播偏向问题,第五章作者更是通过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一切文化都需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在空间上的影响。最后几章分别论述了英格兰的出版业和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第八章作者指出自己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并且指出需要用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来批判科学技术进步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结构变化和道德变化。作为历史学家的哈罗德·伊尼斯对历史的精通使其论证传播的偏向这一论点时驾轻就熟,各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史实信手拈来,也正是如此,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起源说起,真正做到了从历史出发。
限于篇幅,这里简单说一下文献中的小亮点。首先是上面讲的学派研究范式对撞,于是有文献《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文章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统和两种范式。这篇文章阐明了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基础,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方法和思辨方法无法妥善处置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我们广院的陈作平教授有一篇以结构主义方法来构建新闻理论体系的文章,当年上陈老师的《新闻报道新思路》的课程还是颇有启发的。这篇文献也很有点意思,不过我更关注其中提到的日本新闻学者山村广太郎的人的信息交流三种***,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这三种***能够组织成一篇很不错的分析微信朋友圈使用的小文章了吧?
黄旦教授的有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也是很好的文章,不过小传觉得可能篇幅限制,黄教授的讨论没能展开,不过这个视角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小传其实更多关注国际关系政治学的东西,建构主义的思维确实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解释一些新闻传播现象。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下。
另外,詹姆斯·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引发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了,正如上文说的,这不仅是传递观与仪式观的区分,也不仅有实践导向和理论导向的争议。再联想到前段时间某网红对新闻学界的批评,很多时候还是站在一边指责另一边,缺乏一种沟通理解。
再者,特别想提出童兵教授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些概念很好理解,但是真正认识到很难。现在新闻传播开始呼吁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什么是科学呢?有科学精神当然是必要的,但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不是一回事。做质性研究,就不是科学了?否也。质性研究恰恰与定量研究一样,属于实证研究的大范畴。在说到腾讯的机器人写作,怕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挑战,恰恰使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从很多低级的文本整理中逃脱出来,进行更好的文本创作。它淘汰的不是记者,而是“不太合格的记者”,优秀的记者,永远是稀缺品。机器很难理解人文,践行人文精神。小传现在在一个课题组,马上要分析返回的数据,其中有一项情感分析,我还在发愁,我们用的海量数据的分析,后面肯定要依仗机器,如何提高分析的精度,还在发愁。
最后是新闻史。很惭愧,我很不擅长新闻史,甚至是门外汉。曾经是理科生,神经又大条,搞不来。不过文献中有不少新闻史研究的东西,值得一看。这里提出来一点做结吧。
伊尼斯在第五章开头指出,“当我们把其他文化作为镜子观照自己的文化时,却受到自己‘散光’和‘镜子’本身缺陷的影响,结果,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其他文化的长处,而只看见自己文化的优点”,因此我们无法客观的评价一种文化价值,作者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简短的描述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文化及其组成要素的特质促成了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一切文化都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从时间上说,文化的局限性部分地来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以及它不能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民众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
文化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正如作者所说“有组织力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技术进步”。这种技术的进步在战争时期变现明显,例如战马的使用,铁器取代青铜器,等,赫梯人使用铁器后,成功建起了一个帝国,随后而兴起的亚述人,他们利用战争技术的`进步,对战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等等。希腊文明伴随着口头传统的兴衰而兴衰,印刷术的引进,用纸量的增加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德国城市的地位得到加强,使德国、荷兰、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技术的不断变化,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由此求得这种平衡似乎很难。
小时候读过《大学》、《中庸》,知道国学是很值得学习的,但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书我的确没有阅读***,因为很难懂,又没有趣味性。《经典常谈》就不一样了,首先作者很有分量,而且《经典常谈》是大师为大众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该书主要是介绍讲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书的自序上也说这本书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典籍,也可以称作为“国学入门书”。既然能够称得上“国学入门书”,其分量可谓不言自喻。它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把中国经典娓娓道来,是大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指南。
朱先生这部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传统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等著作。囊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的一些最广为流传,最为经典的著作。书目编排顺序依次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第,文第。书中自序中说“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按照传统的已经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所以这样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次序也让读者能更好地来理解该书的宗旨。朱先生也说,要读懂这些书,理解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史,子,集就必须先从理解字义开始,所以他选择把《说文解字》放在第一位,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浪花淘尽,剩下的传统文化才是经典,儒道法释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古希腊经典与《圣经》则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源泉。让我了解了不读经典传统文化,寸步难行。纵观通篇,朱先生在传统文化的阐述上也加有了他自己的一些认识。比如在《礼》第五中,朱先生说道:“天生万物,是个很古的信仰,但最普遍的还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信仰还是很有力的,但大部分可以说是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
朱先生的这本书虽然称作为“经典常谈”,但在我看来其实这本书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经典常谈”,更深远地来看,其实还包含着“经典导读”这更深一层次的含义。众所周知,在国际化程度不断地深入每个人生活时,我们的生活也充斥着许多新生文化,以至于年轻一代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少,面对日益增多的“泊来”文化,已经很少在有家庭再给孩子接受“传统教育”了。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做一个诠释、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地流传。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的内容所写成的。他想通过此,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这本书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一些概念,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乡土中国》虽然是作者在“乡村社会学”的基础上撰写的,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的分析,其广度和深度已高于一个社会学的层面。 乡土中国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拥有漫长历史的古老中国的一个小部分,而是这个以农业为根基的文明古国的深层次基础。乡土中国,讲到的也不只是乡村生活,而是通过这个衍生出去,一直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中国国民的国民性格,揭示的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图景。我认为这本书是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理解传统中国与中国国民性的经典之作。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乡土性并不是中国所有阶层的特性,但是却是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关于乡土性的原因和其它,费先生做了这样的描述:“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可见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及农业这种产业的自身特性,决定了基层社会的乡土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社会特征。
《美的历程》讲述了中国传统图案与传统纹饰是中国传统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早表现之一。它们不光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心理的形象展现,而且还继续引导、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实践,其既有人类审美活动的共性特征,又有民族的
个性差异,是参与了中国人的审美心态生成的。其中所含的的审美思想、吉祥寓意、造型方式与内心关照等为现代图案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活力与依据。
在读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传统文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需要智慧。如何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进行有效地衔接,值得深思。衔接点是什么,能否进行有效的系统重构,中国文化的方向在哪里,就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和努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没有绝对的划分但也有相对的区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也不仅仅是对接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传统文化现代化,因为传统文化如果要存在下去的话,它必然也是现代的,或者说具有现代意蕴的。现代文化不是庸俗和浮躁的文化,它也得是富有生命力的先进文化,它又必然是有思想和历史传统的,只有对传统有一个清醒的把握,才能构成富有活力的现代文化。至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如何衔接,寻找到它们之间的共通性或许就是那个链接点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方向。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和沉着冷静的思考。
结语: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和存在之根。因为它,我们繁衍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也因为它,我们在近代中国落后了一百多年。所以,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能够使我们安身立命的本根性的东西传承下来,同时又如何把其中存在严重时代局限性的东西进行改造,这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问题。
这一提法颇有爆炸性:无论用谁代替谁,哪怕说以谁为主统领谁,听起来肯定有人不舒服。其实这也是误会大于分歧。
小传曾在本科传播学新生见面会上简单和新生聊过,传播学的研习可以关注三大明显的领域,即历史、方法和理论。当时邓老师也提到,传播学的学生要多多关注一些新闻的东西。我的观点加上邓老师的观点,就是上面赵心树老师提出的学科冠名的全面阐释。
赵心树老师认为要用传播学来冠名整个新闻传播,但是这种“冠名”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传播学下设基础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其中基础传播学包括传播学历史、传播研究方法和传播学理论,亦即小传见面会时分享的三块内容。应用传播学包括新闻学、广告学、公关学、传媒伦理和法规等等……小传不揣冒昧,邓老师的“多关注新闻”大概提示多提升应用传播学的能力
不过更多的研究者觉得新闻传播可以更好“联姻”,美美与共,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认为,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义建构,是不得要领。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才是要素性的。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起源于他的同胞英尼斯。英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有利于维护历史传统、中央集权、宗教和道德,偏倚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世俗制度、非集权化政治、现在和未来。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文化的兴起培植了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电子文化使得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与口语文化相似的、共同的全球文化。
书中史蒂文森首先回顾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批判——媒介分析是非社会化的,麦克卢汉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的技术决定论是在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的借口;然后指出,这些批判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麦克卢汉的意义。史蒂文森认为,虽然媒介技术不能决定文化意义,但它确实重塑了生活世界。他还认为在书写现代性历史的时候,既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还原论,又要避免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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