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过程中,突然想起“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警语来。比如书中读到“兵马俑的幕后”“佛教的普及影响”“初唐的繁荣壮盛”“西湖与南宋”等篇章时,因为曾经游历身临其境,亲见过、触摸过、聆听过、体味过,感觉就较其他更真实而亲切,旧景、人物、故事都可以对上号,再回味历史品读作者点评时,条理更清晰,印象更深刻,或是丰富或是印证或是异议,更易得到共鸣或形成判断。
我的家乡是新疆,新疆简称“新”,首府乌鲁木齐。
新疆是我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地方,我们新疆人类文明古远,汉唐丝绸之路的开辟加快了人口增长,清末就大约有250多万人,至现在都有20xx多万人。我们新疆共有16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和汉族占得最多,维吾尔族能歌善舞,热情好客。
我们新疆是个瓜果之乡,瓜果顶呱呱呦!阿克苏有甜甜的大苹果;库尔勒有水津津的大香梨;吐鲁番有葡萄;叶城有饱满的大石榴……
我们新疆还有许多旅游胜地:吐鲁番、喀什、天池……其中最值得去的地方就是吐鲁番,吐鲁番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就好比在锅底,所以是温度最高的地方,特别是火焰山那里更热。
盛夏温度最高时可达到50度左右,相传当年唐僧师徒经过此处,被困数日,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扇灭了燃烧了几百年的'火焰。还有一个地方值得可去呦!那就是天池,相传这里是王母娘娘的洗脚池。
每年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国内和国外的游客到这旅游,那里清澈的湖水映出蓝天,碧波荡漾,显得更美了。
怎么样?我们的新疆不错吧?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会准备香气扑鼻的手抓肉招待你哦!
作为一个怀疑者,觉得发生时间离我们越近的事越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验证。新鲜的事情可以作为新闻,但不一定会写入历史。但是诚如作者所讲:
“严格说,写一本成为定论的现代中国史,刻下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是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我想最后这段话,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历史学在今天应有的现实意义。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
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
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1、税收体制
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在书中,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2、官僚体制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
黄仁宇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历史还是那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却一反往常的角度,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广泛综合归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也引入了“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给人提供了新的阅读角度,从不同层面来看到历史问题,解读历史。都说人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社会和国家也是一样,从过去的组织和体制中找到弊端和可取之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历时俩月,终于读完了。很多东西读的半懂不懂,书到用时方恨少,书读的少,看大家写的东西就颇吃力!中间实在读不下去,就掺杂读些不吃力的,算是一种变相偷懒吧!
吕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皆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给出相对客观的剪裁记录,对于一些集体认识有偏颇的公断,亦在合理推断的基础上予以指出。读来颇受启示!
吕先生是史学界公认的读书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同人传为美谈。《中国大历史》初版于1923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
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
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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