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税收体制
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在书中,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2、官僚体制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
黄仁宇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历史还是那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却一反往常的角度,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广泛综合归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也引入了“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给人提供了新的阅读角度,从不同层面来看到历史问题,解读历史。都说人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社会和国家也是一样,从过去的组织和体制中找到弊端和可取之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1、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中国的农耕方式是自给自足,小自耕农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不需要与外界有太多的联系,虽然分散,但农耕方式让人们安定下来,减少了流动,也使得统治变得容易起来,各地的官僚可以随意调任,中国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的“农村集团”,使得这种基层组织稳固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
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深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的组织,这也是那些入侵的非汉族在来到华夏大地后,不约而同地大部分采用汉人的官僚制度、文字等的原因。
2、地理与政治因素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正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物质不丰富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才有了分工合作,慢慢形成了国家。
按照作者所言,纤细黄土示意耕种,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所以中国社会形成了小块耕地的操作。这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了农民,统治阶级便于向他们收税。这些税收,养活了整个官僚阶级,并且促进了当时的科技进步。但这样分散的小个体在面临自然灾害等困境的时候常束手无措,这就需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比如面对经常泛滥成灾的黄河,中央能够调度全国资源,来帮助灾民恢复生活或者是建造大型的水利设施;中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抢夺也需要国防上的集权。
近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加深了原来记忆中有关中国古今历史的条线印象,体会到作者负笈海外转换视角、重点提取综合评判的良苦用心。鉴于读得有些散漫,而中国历史之漫漫征途、悠悠流长,其间奥妙玄机,非著说之人一册黄卷可以蔽之,亦非捧册之人一时可以察之、一刻可以识之,进而揣测作者或是没有言尽,宽宥鄙人亦是体尝有限。
很久没有耐下性子阅读以史实为依据,并加以专业评判的历史读物了,相较一些历史小说、野史传奇,本书读起来有些艰涩,翻翻停停好多回。一遍读下来,除了对中国大历史进行史实梳理和印象加深外,关于作者的一些新角度观点或综合考量评价虽然让人新奇,作为读者的体悟不足、尚处于一知半解,这或许跟标新立异野史印象已先入为主有关,也间或鄙人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知识积累不足或综合视野狭窄的因素。
如此,倒也促成另一番感悟。史实虽已既定、不可逆转,但随着研读之人知识拓展、视野拓宽、阅历丰富、境遇变化等,是可以常读常新的。于是乎,读史,知识是奠基,尊重客观是基础。观史者,可随个人喜好憎恶品读一段历史,逐渐深入一段体悟,在苍茫天地间、滚滚史轮下寻找共鸣与抚慰。而研史者,礼学心诚,治学严谨,理当作客观解读、综合评判、正确指引,有根有据,有礼有节,有的放矢。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对黄仁宇先生的第一印象都来自那本涵盖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等方方面面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因当时读这本书时各方面知识都不完善,因此对很多的现象和理论都一知半解。直到现在,只清晰地记得在网上查找相关的评论时,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点却经常被人提及。出于好奇,在这次的课外读物中,我选取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希望能从中寻找到答案。
在黄仁宇先生的自序中,他也提到了大历史——采用综合的治学方法来看历史,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尽可能扩大,如以一个世纪或朝代为基点,发现它们之间的纵横总体联系,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因此《中国大历史》这本书虽说是以大历史视角观察长时段的中国历史,大开大合地讲述了从夏商周到现代中国的几千年历史起落,却没有太多的史料堆积,也没有太多的细节描写,而是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在古代中国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探索历程中,是什么让华夏古文明延续到现在而没有分裂,这种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黄仁宇先生在文中都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讨,为此,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做简要阐述。
历时俩月,终于读完了。很多东西读的半懂不懂,书到用时方恨少,书读的少,看大家写的东西就颇吃力!中间实在读不下去,就掺杂读些不吃力的,算是一种变相偷懒吧!
吕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皆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给出相对客观的剪裁记录,对于一些集体认识有偏颇的公断,亦在合理推断的基础上予以指出。读来颇受启示!
吕先生是史学界公认的读书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同人传为美谈。《中国大历史》初版于1923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
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
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
很喜欢读黄仁宇先生的书,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写的书与一般的历史书不一样,视角不同,语言非常风趣,让你读过后,有过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写。
《中国大历史》共有二十一章,从有中华民族开始写起,当然由于史料记载的不完善,秦代之前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秦代之后的写的较为详细,黄先生对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都画了一副疆域图,元代的版图最大,但元代的历史最短,只有90年。元代的历史之短,一是蒙古人人数过少,文化程度又低,二是他们没有很好的融入到汉族人民中,他们较崇尚武力,当他们打下如此广阔的江山,但却没有能力很好的统治。说明管理一个国家非常不易。
汉代被作者称为“第一帝国”,这个朝代被中国作家极度的恭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平民所创造的功业。汉武帝继承了汉高祖以来,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累积的国家资源,对内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与方法,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四裔,使大汉声威远播,国势达于顶峰。
时事造英雄,汉武帝能使中国的名声远扬,一是因为他的上辈们留下了丰厚的财富,二是因为他15岁登极,享国54年,执政时间较长,他的想法可以很好的执行。但他在公元前87年去世时,他的匈奴战争使国库大为亏损,这也是西汉衰退之一大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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