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塔子山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耸入云的九天楼,我迫不及待地跑过去,真想爬到九天楼的楼顶上去。可惜公园禁止游人攀爬九天楼!我站在楼下的石阶上放眼望去,公园的`景色真美啊!我看见公园里有五颜六色的叫不出名字的小花,有淡黄色的软软的小草,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株株金黄的银杏树。秋风吹起,黄黄的银杏叶从空中飘落下来,好像下起了一场金色雨,又如一只只在空中翩翩起舞的蝴蝶,把秋天的塔子山公园装点得十分美丽。
我和爸爸妈妈悠闲地在公园里转着,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一个美丽的湖边。湖水不多,清澈见底,湖中一条条活泼可爱的鱼儿清晰可见,水中各种水草长得郁郁葱葱,几只雪白的天鹅好像吃饱了的样子,腆着肚子在阳光下晒着太阳。
噫,怎么那么多鸟儿的叫声?我兴奋不已,寻声跑去,原来是鸟语林到了。只见一只只白鸽在鸟语林外的广场上忽上忽下,好不热闹!广场上有很多人正在喂鸽子。我一下来劲了,对爸爸说:爸爸,我要喂鸽子。爸爸同意了,我高兴得快要蹦起来啦。我用五元钱买了一包鸽子饲料,急急忙忙把饲料袋撕了一个小洞,倒了几颗圆圆的饲料在地上,鸽子们看见了争先恐后地拥上来抢,我偷偷地用手去抓它们,它们急忙飞上了屋顶,还冲着我咕咕地叫呢,好像在说:不要抓我,不要抓我。
不久,鸽子饲料喂完了。天色逐渐暗下来,在夕阳的余晖下,我依依不舍地和爸爸妈妈离开了美丽的塔子山公园。
读了余秋雨的《道士塔》,我的心和指间都是苍白的。
我看见了一个民族的血痕,深深的,还渗着血。
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读了《道士塔》我深深体会到那种悲愤交加和痛苦无奈的心情。
敦煌的那些精美的壁画和雕像,被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文盲假道士看管,生生被他以各种借口破坏甚至毁灭,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最后以30英镑的“高价”卖给了英国人斯坦因。
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就这样被毁了,被偷了,被抢了。作者幻想能够穿越到当时,试图去阻拦,然而国逢乱世,即便能竭尽全力也只能挽救一时,“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最后只能跪倒在荒漠里痛哭……”,我想象自己也穿越到那一时刻,我又能如何做?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建国初始,我国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提出要保护北京的古城墙,他多方奔走呐喊,然而北京那些巍峨的古城墙依然被拆了、被毁了。斯城不再,而今人们只能借助想象来完成对它的怀念了。
当文明遇到野蛮,只能是悲剧。如今只能叹息那一个个已经消失的灿烂的文明,唯愿文明不再遇到野蛮。
蓝蓝天空,白白云,每每想起余秋雨《道士塔》,心中不免有些寂寞,又有些憎恨。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在道士塔中曾经住着一位姓王道士,他是敦煌石窟罪人。
当各国艺术家都在创作他们举世杰作时,古老敦煌文化正在王道士手上一步步走向深渊。
他,一个道士,因为看不惯雕像、壁画,就找人将雕像砸碎,将古老文化变成几个怪模怪样天师灵官;将“唐代笑容,宋代衣冠”都涂成一片惨白。
虽然“藏经阁”是王道士发现,但他却没有将这宝贵文化遗产留下来,外国人一点钱、商品就能换回几大卷在现在可以算得上无价之宝经书。
“1910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9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像低价换取了300万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5大箱、600多卷经卷……”这是在文中写到,令人惊讶不仅是用那样低廉价钱换走了一大批经卷,更让人绝望是中国文官们滔滔奏折中竟没有提“墩煌”一个字,甚至那些各国冒险家没有任何手续、任何关卡地就来到中国。
但如果单凭王道士迂腐,还不足造成墩煌毁坏性损坏,可恨是中国官员门对文物毫不重视,贪婪他们一步步把文物吞没了,享受着纸醉金迷生活。一切一切,在他们眼中,就只有钱,钱对于他们来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但他们不知道,再多钱也买不会这些文物,再多钱,也弥补不了他们罪过。
看看莫高窟留下古代造型艺术杰作和浩如烟海经书,就知道敦煌文化是人类罕有艺术宝库。可是,这一切几乎都在王道士和中国官员们手中完结了。他们太卑微,太渺小,对他们再愤怒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那无知躯体无法扛起中华民族尊严,无法付起那笔沉重文化债!
我为墩煌莫高窟默默流泪……
余秋雨的散文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它表现的情怀慷慨豪迈,体现出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它是一种俯仰于古今之间的内在冲动与感悟,是一种涌动着激情和灵性的智慧与思考。
读完《道士塔》后,我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莫高窟的神秘壮丽让我激动不已,然而王圆箓道士的愚昧、迂腐又令我痛心。当我看到王道士拿着刷子刷去了唐代的笑容,刷去了宋代的衣裳时,我又何尝不恨,恨我没能早出生一个世纪,去阻止这个蠢道士的愚蠢行为,可是就算我当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夺过他们的刷子,踢翻他们的石灰桶又能怎么样呢?当时那样一个偌大的中国都容不下这些小小的卷轴和壁画,任凭这莫高窟的千古罪人,将令人惊羡的中国艺术文化,用极少的钱财给换取走了;任凭难以数计的敦煌文化就这么流失了;任凭任凭一个古老的民族让伤口的血滴在沙漠,是敦煌文化走向黑暗。我又能怎么办!
文章中,余秋雨写道:“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面对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我在心中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这是何等的痛心,又是何等的无奈,他不忍心,不忍心那些婀娜的体态,那些柔美的浅笑就这样被摧毁,不忍心那些历史就这样在一个道士手中灰飞烟灭。这里,我品出了这本书的名字——苦,历史重现,我们却无力改变,只能不住的惋惜,无奈的流泪,遍遍的哀叹,再次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本属于中国的文化从面前掠过却挽留不住。
千百年前的一个洞穴,开启了敦煌文化的壮丽,散发出了诱人的光彩,千百年前的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送上了驶往外国的、散发着阵阵恶臭的马车。然而,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并非它外表炫目,而是因为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它蕴藏着一种深层的美,纵使它曾经残缺。
余秋雨带领我们走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深思这些古老的文化,用极其细腻的文笔写出了这趟“文化苦旅”,其中的悲痛、心酸与无奈成为了一个个惊醒炎黄子孙的惊叹号!
<道士塔>中的王圆箓绝对是一个愚蠢的角色,但正如作者所说,如果让他来承担这段历史,的确是厚爱他抬举他了,他是一个小人物,他根本担负不起这样的重大的责任,连替罪羊的资格都不够。但是透过他,我们是否看到了一个愚蠢的政府,一个没落的文化族群,乃至一个愚蠢的民族,一种黯淡了的文化。
偌大的一个民族,竟然让这位酷似农民的人来守卫和呵护敦煌的宝藏,姑且不论他的文化水平,也不论他的道德操守,一个没有走出故土,缺乏阅历的人怎么能够对自己的责任和职务认识清楚,一个不懂得文化的精髓的人,自然就会把文化当成自己的自留地,王道士够潇洒,够气派,够大方。他不懂文化,但晓得银元,他不懂守护,却知道奉送,这也正如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所写,一路地送过去,一者见得博学,二者见得大度。
其实王道士也很冤枉,那么多拱手将国土资源送出去的人,都没有受到谴责,而且堂而皇之地享受着荣华富贵。王道士也很幸运,至少到今天还有人记得他,也算得上青史留名了。
抛却王道士不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不值得我们用大量的笔墨,花费大量的脑筋,我们道士想问,当时的政府做什么了?地方政府难道不知道敦煌是一个宝库吗?不知道这是地方文明的标志吗?不知道子孙后代引以为荣和繁衍生息的骄傲吗?
知道,但没有人考虑这些,官员们都在考虑自己的腰包是不是很鼓,皇城的关系用什么东西打通,于是捧着金碗的人奉献了自己的奴颜媚骨,而上官们也名正言顺地享受着地方政府官员的孝顺,于是一个庞大的腐败系统悄悄地蚕食了这个宝藏,那个王道士即便真的是一个尽忠职守的豪侠,也会淹没在这样的交易洪流中无声无息直至终了。
看看余秋雨的描写吧:
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冷的是人心,悲凉的是情感。
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人,一个对于文化的失落痛心疾首的人才会写出这样悲壮的文字。当所谓的冒险家强盗般地盗走属于中华民族的国粹,一个真正具有民族情感的学者如何能够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这是对民族文化的强取豪夺,这是对文人的蔑视和不屑,这是对民族的一种戕害。真不知道,这些东西即便放在大英博物馆内展示的也应该是中华文明和华人的智慧,应该是外族的侵略行径。毕竟这种文化的姓氏应该是中国。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
今天的中国更不穷,说句实话,我们可以到世界各地买房购车,我们可以培育世界各地的品牌,但是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名誉,忘记了自己的产品。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他们敢于吸收世界上任何优秀的文化,而惟独冷淡了自己的文化,他们可以倾慕时尚任何国家的时尚,而惟独寻不到自己的时尚,他们可以走出国门为自己的骄傲,而忽略了自己的深厚的文化积淀,更有甚者,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假洋鬼子,对自己的同胞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数典忘祖。
真的,运走一点东西,不打紧,大不了我们还可以仿制,但运走了思想和灵魂,文化的土壤就会日渐贫瘠,那时,我们只能是走在无尽的沙漠中去寻找海市蜃楼了。
最怕的,不是丢了的,而是丢过了之后,我们依然在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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