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
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
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社会的变迁是最为渐进而不为显著的,公元前221年,始皇建秦。而这空前大一统帝国的产生背后亦有一番变化。思想在华夏大地上激烈的碰撞、交融,不亚于列国之间相互征伐,兼并扩张,最终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大一统时代的来临,是制度与人事巨大变革的标志。以宏观千年尺度看,秦汉帝国之纵深是极其深远而接待处的,帝国的政治形态,制度,意识都为历朝历代所鉴用,起着楷模作用。帝国的基本制度和社会框架无疑相似。所谓“汉承秦制”,在制度层面上将,汉代是秦代的延续。较之于秦帝国,汉帝国的统治政策有所调整。以皇帝制度为核心,中央集权的地方郡县制管理模式,沿用数千年,并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
诚然,制度的设计是完好的,但是相对于庞大的华夏社会而言,要想实现高效率的运转,便显得粗陋,而面对技术上的难题往往以人事作为补充。这就为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找到了历史舞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推行,使得所谓的朝代更替兴亡找到了理论基础。可惜,这种经义上的思想往往很难解决实际上的具体技术问题,这也是社会动乱发生的原因之一。
大帝国极盛时期,凿空西域,北收匈奴。公元220年,东汉被曹魏取代。汉朝成为历史记忆。不言而喻,汉帝国的衰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地上的矛盾,这种矛盾贯穿于农业社会数千年。始终无法得到解决。
过去的历史虽不可能重新来过,却可以通过尚存的元素、历代史家的评说解读、滚滚后浪推前浪的深深积淀,启发后世之人。今人置身于自然天地之间、历史长河之流,辨识,理解,思考,终可体味渺小与伟大、积极与消极、扎根与流浪、坚持与放弃的奥妙,蕴藏在“殊途同归”与“过程无可比拟”两种价值理念背后的追求差别。尔后懂得漫漫长路上下求索间,把眼界放得更宽敞,把胸怀放得更宽大,放下身段,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积极当下,勇敢尝试大胆创新,用今天去绘就明天的光彩。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
曹魏代汉,吴蜀分立。晋成一统,五胡乱华。魏晋南北,动乱不安。隋唐鼎盛,威赫四方。安史一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赵宋辽金。公元589年,隋朝完成统一,结束了将近长达四百年的动乱。好景不长,在这种局面下,也发生了权力集团的内部斗争。不管权利的转移结果如果。建立在以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以更加明确分工的三省六部制为框架是大体不变的。而且,在此时期还创立了科举制,在这样的制度下引进新生的社会力量,加之高度自信包容的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之繁荣昌盛,自不必言。但在大历史之下无不证明,在农村社会的制度组织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社会必然会导致内部的动荡,引发人事因素的不稳。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就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最终,公元907年,朱温篡唐。
防范于人事,维持以体制。历代无不如此来维护统治。有鉴于此,藩镇割据成了宋代的大忌。宋代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科举制的规模和经济的繁盛。若以此而言,则是前所未有。可为何如此国力不振?此中有诸多因素,若是就以技术方面而言,可见在补给,调动兵员,后勤方面远远不如半汉化民族的实力。王安石新法改革正是解决这技术难题的方法,然而最后还是失败。若是儒家思想的发展,也可暂时弥补缺陷。可天不逢时,来自欧亚大陆大草原史无前例的大征服入主了华夏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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