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作文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一】
朱熹为宋代著名理学家、思想家，福建各地市现有多处朱子文化遗存，朱熹本人、弟子及受其思想影响的人修建的书院，在福建境内就达400余处。
地处南平武夷山市的五夫镇，因朱熹在此从学、著述、授徒近50年而名扬海内外，被称作朱子理学的摇篮。随着朱子理学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理学研究活动日趋频繁，千年古镇也开始重获新生。
古街是五夫镇历史遗迹最为集中的地方，有朱熹讲学立说的兴贤书院，有济灾救荒的朱子社仓，有感受朱子跫音的朱子巷。而今，古街上仍然居住着近千位村民，他们恪守朱熹“韬晦深藏”的古训，成为古镇“千年记忆”的守护者。
此次政协会议上，南平市政协主席张建光表示，总投资83亿元的“中国朱子文化研学旅游基地项目”已提上日程，五夫朱子文化园、考亭书院、延平书院等重点子项目正顺利开展。
英语作文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当前时代语境下遭遇“传承链断裂’、“物化’、“同质化’、“消费符码化”的困境,对非遗传承保护出路的探索任重而道远:“逻辑学范式”与“现象学范式”以其互补性功能为我们探寻非遗保护出路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具体、可操作的研究方法。这为非遗传承保护方案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整合,对非遗传承个案具一定的实践意义M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必须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并有效避开各类陷阱。
英语作文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三】
作为职业院校，应如何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科学保护与深入传承开展工作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眼。首先，要树立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保护意识，不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关专业仅仅当做一门专业看待，不仅仅着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技艺传承，更应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在职业教育中的长远意义及实践中的艰巨性、复杂性，从而制定更加科学的管理机制、教育教学体系。在工艺美术职业教育语境下，使作为潜在或准传承人的学生能真正领悟其所学习的技艺精髓、文化内涵，从而达到培养学生既掌握专业技能又有专业文化素养兼具大国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目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项目的保护、传承、发展、创新、利用提供具有扎实技艺基础、认同并能熟识本技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具备较高工匠意识、“执著专注、追求完美、忘却名利、精工精致、敬畏自然、天人合一”（引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荣启）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传承人。这种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保护意识需要具体的任课教师或实践指导教师。作为管理层的校级领导、中层领导更应该提高思想认识，承担起科学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责任，把好方向，做好决策、引领职业教育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走向新高度，为本院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关专业的实践提供大力支持与帮扶，做好保障性服务工作。其次，要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规律，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关专业的各自特点，合理设计教学体系与课程体系。同时，还要遵循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规律。把握好了这两点规律，才能依据规律，科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关专业的教学体系与课程体系开发与学科建设，才能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关专业的各自技艺、传承、发展等特点，结合职业学生的群体特征、心智发展等特点，量身打造传统手工技艺准传承人的科学培养模式，才能科学构建、配置师资结构，才能有针对性、有方向性、目标明确地提升师资专业素养。最后，要高屋建瓴制定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关专业建设的工作实施路径。目前，工艺美术职业教育院校通常采用的实施路径主要如下：引进工艺美术大师，成立大师工作室；开设民间特艺工作室，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担任技艺指导；青年教师拜师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与从事相关传统手工技艺生产的厂家合作，进行订单式培养等。各个工艺美术职业院校都在实践中探索规律，积累，积极寻找适合职业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实现路径。
英语作文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四】
（一）“无人的非遗”
“无人的非遗”困境主要表现在传承主体的缺失与保护主体的越俎代庖之上。
非遗传承链的断裂问题往往是导致特定非遗个案濒危的直接因素。非遗保护应当采取“保护主体搭台,传承主体唱戏”的形式。在此,非遗的传承主体直指非遗传承人，而保护主体则是一个涵括了政府与其他民间相关群体在内的概念。
首先,传承主体应当自觉担当起非遗保护实践的“唱戏”主角要务。当非遗的传承主体无有效性的保护作为时,保护主体再如何努力都回天乏术、收效甚微。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代情境之下,非遗传承主体往往会因为缺失一种对于文化体认的自觉而导致特定非遗个案的“边缘化”危机。在此,必须警惕本族文化在非遗传承保护中“被精英化”的陷阱。在此“民族认同”是个重要的心理无意识表征层面,指涉“在民族互动过程中以民族间的差异性为基础而产生的”。9换言之“民族认同即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w缺乏最基本的民族文化感知基础,是导致非遗保护传承日渐力不从心的直接原因。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文化视阙下的集体智慧结晶及核心价值观获得其在公众心理认同机制中的合法性与穿透力,继而将“民族凝聚力”透过“创新传承”模式与“审美教育”的纯粹向度自然内化。于是乎,在保护传承实践运作中，非遗所包孕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因子便于潜移默化中重构中华民族文化之时代精神内核,契合时代语境的崭新可持续发展模式应运而生。要走出“无人的非遗”困境,我们应当首先聚焦于培养非遗传承主体的“民族认同”上。
其次,保护主体的适度协助是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非遗保护传承作为一个尴尬的在场,经受着双重压迫一“后现代”的解构与“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针对此况,传承主体应当各司其职,各显神通，共同为非遗的传承保护实践“搭台”。同时,在“后申遗时代、传承主体必须警惕一个职权行使的“度”的问题,切勿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如在政府方面,其正确的向度应当是采取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引导式”做法,集中全社会的物力财力资源以建构非遗的有效性保护传承空间。政府作为“领路人”，可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直接开展针对“传承主体”的评选、认定与培训工作,试行新型的教育理念而将传统的“师徒传承”观念拓展为“师生传承”方式,或面向更为广义层面的社会受众而进行非遗相关知识的社会普及活动等,诸如此类的举措均对杜绝“无人的非遗”窘境具积极意义。
综上,对抗“无人的非遗”的保护困境必须综合调动非遗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的主动积极性，并能确实保证“权职分明，和而不同”的保护实践局面。
(二）“物化的非遗”
针对非遗精神性、抽象性、无形性的特质，当代的非遗保护实践往往借助科技手段将其转换为具体的有形物质形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存在一个非遗“物化”的困境问题——高科技对于非遗本身文化内涵的“冻结式保护”模式运作以及“保护性破坏”行为。
首先,非遗项目被“冻结式”地保存于博物馆、档案馆、数据库之中成为人们凝固的记忆标本是个较为普遍化的运作陷讲。“冻结式保护”将非遗的序列边缘人为关闭，彻底隔断其时间与空间的维系，而将其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统一运作系统,如此保护行径实则变相提前宣告了非遗的消亡。
其次‘物化的非遗”往往可能将某些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分歧淡化、隐去,乃至于完全消解。扎根于“传统”与“自然”的非遗,以原始朴素的纯粹生命体验为思维向度,其基础意识层印记着人类童真时期的隐喻式的原初符号表达一巫术、图腾崇拜、神话传说等。这些因子似乎与“科学”话语主导的时代视阈格格不入。而当非遗诉诸科技手段进入“物化”程式之中时,这些因素被人为地遮蔽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非遗相关信息,大抵都是带上明显官方印记的“赞歌”与震撼人心的“呼吁?但对神秘、未经“物化”浸渍的非遗却知之甚少。要抵达真实,只有直面现场,身临其境地到特定的非遗知识承载空间中进行考察,否则其保护传承只能是落入闭门造车的程式。
再者,作为没有文字记载而仅靠口传心授方式得以传承的非遗,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其转化为具体物质形态以保存下来是必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非遗原本传承方式的单一与脆弱。但在当前媒体话语膨胀、图像泛滥的现场,如何建立非遗知识的“纯粹性抵御场”以消解高科技潜移默化间的“霸权意识渗透”是个重要思索维度。
毋庸置疑,科技的仿真手段较之非遗知识本身似乎能够给予其受众更多的真实感与具象感。如此一来,诉诸科技手段而造就的虚拟现实仿佛拥有令人难以抗拒的精神魅力，其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具象化后的非遗更为广泛的公众穿透力与知识合法性。在日常生活“拟象世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中，社会受众对于科技虚拟后的非遗产生了某种***（我们暂且不论其为消费指向抑或审美指向“非遗意识”被移植至大众流行心理层M呆护传承的工作被误认为是初具成效。然而，问题却亦接踵而至：活态无形的非遗本身与被科技固定下来的固定物化的拟象之间是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物化的非遗”作为一种模型生成的具象,其所传达的信息是否可以保证非遗知识的纯粹性7另外,作为后现代视阈重要表征方式之一的科技手段是否会在运作的同时,将其“解构”策略（消解深度，瓦解叙事）一并带入意义生成与传播的现场,从而引起非遗在浑然不觉之间的“异化倘若科技的在场当真存在置换概念的操作——将非遗变作“空壳文化”，借其幌子大行科技话语表征之实——抵抗的空间与时间向度是否需要斟酌一个合法性的问题7科技本身内涵着一种科学独霸的话语冲动,其彻底摧毁人文叙事知识历史根基的内在***甚至一度将人文叙事逼仄至危机失语的非合法化状态。如此,慎用科技手段开展非遗传承保护以预防其“保护性破坏”行为。
总之,非遗保护可借用高科技的一臂之力,但切莫让高科技喧宾夺主,使得非遗的高科技保护本末倒置，在触及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应当首先顾及非遗的保护。切忌将非遗保护等同于“束之高阁”式的“盖棺定论”。非遗的保护在于传承发展,非遗是动态流变的过程,而非永久固定下来的、仅仅是摆在博物馆等场所中供研究的静态遗产。非遗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与发扬,如将非遗通过高科技形式的胶片具象化,使得非遗保护向有形的形式转化;适度的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相结合以收获经济利益并达到非遗的宣传效果；以及通过建立动态型的流动开放展览馆模式来进行非遗的保护,都是非常成功的做法。
（三）‘被同质化的非遗”
“被同质化的非遗”是当代非遗保护的又一困境。
首先,这里存在一个关于“文化相对主义”视域下的“精英文化”压迫机制问题，一个指涉文化自尊与自信窘境的问题。在当代全球一体化情境下滋生的“精英文化”往往是使用“自然化”策略对“边缘文化”进行意识渗透的:>“自然化”策略是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主体在构建“自我/他者”等级关系中惯用的伎俩，目的在于使得“差异”本身剥落“被强加的意识形态”的痕迹,继而表征成为一种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因素。如此一来“差异”被期望可被永久固定而防止意义随情境的滑动倾向。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事实是：当代主流的意识形态往往是举着“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旗帜大行“文化霸权”之实；“精英文化”对于“边缘文化”的意识渗透总是在“自然化”策略的掩护之下潜移默化进行的“自然化”策略总是将“边缘文化’“定型化”作一种劣等文化形式“鉴于对少数者声音的历史性的持久否定,我们必须认识到少数话语首先是主导文化对少数文化系统地摧毁的结果。9因而,在进行非遗保护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精英文化”的“自然化”策略压迫,确保非遗保护个案中的传承主体是在怀揣着本民族“文化自尊与自信”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实践的。在这点上,我们可以采取的葛兰西“霸权”移置“主导”的思路。作为霸权的来源,权力被精英阶层的不同主体所争夺,文化间的谈判产生。而在此文化谈判以实现霸权的过程中,主导意识不可避免要被重设,边缘意识从而可以获得绝地反击的契机。
其次“文化孤立主义”的制造的非遗保护困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警惕“文化相对主义”向其极境向度发展而落入“文化孤立主义”的窠a“葱剥到最后是空的”作为对抗“精英文化”与“文化中心论”而诞生的“文化相对主义”，其核心内涵在于消解文化不同形态之间的等级之分。但在为异质文化的多元存在局面大唱赞歌之际“文化相对主义”本身却又存在一个悖论：如果所有文化都将其定位作“最优秀的文化”而自足于其内部价值标准与自有方式,盲目排外乃至于压制其它“异己”文化形态的话‘文化孤立主义”的转向便会不可避免。在“主体/他者”幻想建筑的同时“文化孤立主义”关闭了其所有的序列，自行终止与任何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在非遗的保护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警惕非遗个案陷入“文化孤立主义”的黑洞之中，盲目排他,乃至于无视基本事实与历史动态的演变进程,苑囿于一己的封闭空间内，采取静止片面的观点虚构着自身的种种“文化原貌”叙事。于是乎,真正的保护越走越远。
此外,后现代语境下的非遗保护传承还存在一个“时代情境异化”的陷阱，这是导致非遗保护举步维艰的又一要素。哈拉维用“积体电路”integratedCircuits指称当前后现代语境下的混乱、平面化、网络状的社会与文化现实。当代的文化情境存在一个消解深度、瓦解叙事的向度。在这里被聚焦的问题包括非遗纯粹性扞卫的可能性。后现代以“支配的信息科学”（hifonnaticsofDomination的即兴生产性行为代替意义的谨慎再现,时代视域下的主体期待习惯了文化的“平面化”与“网络状”的表层混乱表征模式文化发展总是通过“离异”与“认同”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向前推进的如此,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转型时期”大背景给非遗保护实践提出了一个悖论:非遗活态传承中的动态流变因子与时代情境之间的相互抵触而又唇亡齿寒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核心的深层文化结构维度与时代情境下的流行文化表征意识形态相抵触。在非遗保护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时代情境对非遗所进行的遮蔽、封存,乃至“异化’、“同质化”意识渗透行径,防止非遗发展掉入“空壳文化”的陷讲；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动态因子特质,却又在一定层面上陚予其随时代境遇的发展流变以合理性。
德里达在其著名的“意义的循环”理论中提到过,在现存的二元对立秩序下,任何对于意义作出终极阐释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阐释只会导致更多的阐释,终究都不可避免地落入意义循环的怪圈。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切勿对非遗个案作刻意的意义扭转，如此之举只会给非遗本身带来意识形态操控层面上的书写印迹，让“原汁原味”越走越远。
事实上,对于非遗意义的阐释有如羊皮卷的书写,初始的意义从来不会消逝,只会不断地被重释、叠加。非遗作为一项纯粹的存在本身，其意义被时代视域下的不同主体所期待,继而以编码的方式植入其中。在经由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动态演变之后，非遗的意义实质也随之发生了“羊皮卷书写式”的流变:初始的意义从未被抹***（有些记忆只是暂时被封存了起来而新的阐释己经完成了其渗入、叠加的进程。如此,只要依旧存在薪火相传的非遗传承主体自觉地对其族群文化进行体认，只要非遗个案中的特定文化群体认同基因未被社会机制抽离而作为一种“经验的存封”淡出人们的视野,只要非遗个案依旧是作为一项活态传承的文化遗产而非被冻结式地保护或者完全从世界上消匿,那么非遗的核心初始意义就可对抗其被同质化的危险而得以完整性保存。换言之,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的出路首先在于重构非遗传承空间并保障其传承主体的有效性实践。
刘启锐在电影《岁月神偷》中曾指出：记忆是种权力而非本能。非遗作为一种活态的、无形的、靠口传心授得以传承的文化遗产,其价值核心在于自身所承载的集体无意识层面的生命记忆。在这里存在一个文化自觉的体认问题。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我们还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这是一个难题，却有同时是一个突破口，非遗的传承主体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责任。同时,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大众流行心理层面的问题,政府应当大力推行非遗保护的宣传教育，以在当前文化氛围内潜移默化地加入“非遗大众保护意识”因子,在时代视阈下的大众流行心理中形成一个“集体无意识”层面。
(四）非遗的当代“消费符码”转向
机械复制时代的一大特征首先是知识与商业合谋,文化消费变得异常昂贵。作为审美,乃至于文化层面的奢侈品，非遗这一素被称作人民智慧结晶的历史文化积淀物却开始了从人们日常的消费比例中日渐被抽离的征途。它们被迫以“物化”形态作为特定族群的历史记忆标本,被冻结存封于诸如博物馆、档案馆、私人收藏者的橱窗中，还硬生生地给贴上了“文化奢侈品”、“高级审美趣味”一类的标签。如此，非遗不幸在传承过程中被消费符号化了。
又或者,非遗就直接被揪着耳朵扔进了“文化产业化”的大熔炉,还美言其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途径。只是，当传统文化因子在被商业化摆上了机械化复制时代轨道之刻,精神文化维度的相关物已被统一移离了其特有的专属区。而非遗本身的价值内涵，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改写、分解、抽离,甚至被伪造的危机。作为特定族群文化记忆传承的动态因子,非遗首先是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符码存在的，是人类历史文化多样性的瑰宝。但生产性保护背后的商业运作机制,其关注焦点却在大规模的生产普及与经济效益之上。如此冲突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非遗本身的文化内涵被商业化过程潜移默化地抽空,贵州侗族的傩文化与祭萨风俗就曾落入此陷阱。“生产性保护”是个有待商榷的保护手段，因为在实际操作中，非遗“被产业化保护”的度始终是个边界模糊的问题。在“后申遗时代”的今天,我们似乎应该采取“激情的疏离”的态度,从沸沸扬扬的非遗“产业化开发”呼吁现场中抽离出来,冷静再思考这一商业化做法的实际可行性。
英语作文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五】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加重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渐成热潮。2006年，国务院批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项目申报日渐成为一种文化语境，影响着我国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的提出到成为国际公约并在全世界推行，历时三十几年，便深入世界各国主流意识中。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我国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音乐品种，尽管每一批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都有我国传统音乐的身影，但相对于我国民间音乐的种类繁多，有幸入选而被法定保护的民间音乐仍属少数。非遗申报已成为影响我国民间音乐保护与传承的文化语境。政府、学界、民间艺人以及民众该以何种理念和行动对民间音乐进行保护与传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非遗申报成为文化语境当下，社会各界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基本原则，合理利用非遗申报语境所带来的便利条件，保护与传承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因所处的文化语境不同而可分为非遗立项类、非遗规划类和边缘化类等三类分别对其保护与传承。
所谓非遗立项类，如昆曲入选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来，我国共有16项与民间音乐相关项目入选世界级非遗，在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有近半数项目与民间音乐相关，加上更大数目的省级、市级和县级项目，非遗项目民间音乐的惊人数目令人关注。因此，尽管已获批项目的民间音乐品种都是急需保护的，但对其进行保护工作时仍要遵循良性保护的理念。
任何一个民间音乐品种获得非遗立项，政府职能部门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因此，职能部门必须加强监管和后续投入，进行总结并制定后续保护与传承方案，不可将非遗立项获批当作地方招牌，过多追求商业价值，违背申报的初衷。
政府职能部门应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政策引导体系，监管好相关的资金运作流程。地方政府可搭建平台，引入地方民间文化组织和地方高校人员，对非遗立项类民间音乐进行解读，将“静态”的非遗民间音乐转化为“动态”的文艺节目引入社区，将“乡土化”的民间音乐转化为特色教材引入校园，通过吸纳更多的受众逐步恢复此类民间音乐的生存空间。
非遗立项类民间音乐是亟待保护的音乐品种，同时也是相对成体系的音乐品种，地方高校可结合当地实际，将本区域内此类音乐品种整理编入教材，逐步纳入课程教学体系。在此过程中，可先聘请代表性传承人进校园，一方面开展讲座，提高民间音乐的影响力，一方面将核心技艺传授于在岗教师，培养讲授后续非遗民间音乐的师资力量，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也完成了从普通教师到非遗项目一般性传承人的转变，从而为民间音乐的传承奠定更为宽广的传承基础。
非遗申报是一个长期而又繁琐的工作，它涉及到音乐品种的历史、现状、音乐本体、生存空间、仪式场域等方面。所谓非遗规划类，是指在申报过程中，以政府职能部门为主导，调配好非遗申报过程中各种力量，通过职能分工将申报相关事项加以完善，使其符合非遗申报的相关要求。
此类民间音乐在进行非遗申报的准备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应调动好地方高校的相关科研力量。我国非常重视培养高校科研力量，每年都会有不同级别的社科类、艺术类基金项目投放地方高校，政府职能部门可搭建地方高校与基层文化单位的互动桥梁，引导地方高校科研力量集中精力对非遗规划内民间音乐进行细致、有序的田野工作，整理、挑选适合该音乐品种进行非遗申报的相关资料，提高前期准备工作的时效性。
随着民间音乐生存环境不断萎缩，民间音乐已不能为传习者带来必要的经济利益，民间音乐的\'传承人呈现青黄不接的现状。在如此情况下，高校教师适时的介入，有利于为民间音乐传承引入更高层次的一般性传承人，且不受经济因素的限制，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民间音乐传承人缺失的困境。高校科研力量的介入，一方面可以为此类民间音乐申报非遗做足前期准备工作，一方面又使此类民间音乐的传承不至于仅依靠申报非遗项目这一条保护与传承之路。
所谓边缘化类是指，从某种程度上说，非遗申报这样一种语境可以促进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但并非所有的民间音乐都必须按照这样一种模式去保护与传承。非遗申报毕竟只是一种途径，在此种语境中被“边缘化”的民间音乐应选择适合自身的传承途径去传承。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间音乐都会吸收、利用当时的流行元素，这在琵琶、古筝等代表性民族乐器的发展过程中屡见不鲜。民间音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走到今天，都曾经历了无数次岁月的侵蚀与洗礼。民间音乐本身具有强大的适应性与自我修复力，在今天，仍有众多民间音乐活跃于民间，并逐渐接受了时下的一些流行元素，从而吸引了更大群体的受众。这种现象，在中部省份的丧葬礼俗音乐中都有表现。传统的吹打班社在丧葬礼俗服务时，在传统仪式中保持了原汁原味的礼俗音乐传统；在融合邻里感情时，适时地引入了电子琴、架子鼓等现代乐器，从而吸引了青年一代的受众关注丧葬礼俗。
更多的民间音乐因不符合进行申报的硬性指标而被“边缘化”，并非完全是坏事，正是因为被“边缘化”，此类民间音乐才可以沿用数千年来不变的传承模式，通过自身的适应性与自我修复力去融入时代，传承于当下。在此过程中，职能部门可以在寻找适合进行非遗申报音乐品种的同时，理清当地被“边缘化”的音乐品种，为下一步的探索保护与传承工作奠定基础，确保此类民间音乐在非遗申报的语境中不至于“被消亡”。同时，地方文化部门可与地方高校协同工作，让高校师生以实地调查的形式记录此类音乐品种“边缘化”的演变过程，以寻找可行的传承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