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我的成长是与红色文化密不可分的,甚至我到目前为止成长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在红色的文化里熏陶的。
我常在自己的个人简介里写下这样的话:“祖籍在井冈脚下,生长于赣南山区,蜷居南昌某高校”。这么一说,也便把我和红色文化中的三个摇篮联系在了一起。我们都知道,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赣南是中央苏区的摇篮,而南昌又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摇篮。
我的祖籍是在井冈脚下的永新县,用祖父的话来说,那是一个抬头见井冈的地方。于是我从小就在祖辈的教导中,了解着关于故土,关于井冈,关于中国革命的过去。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课本里,在课外书中,又读到更多关于故乡的字词,关于那段属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记述。
我清楚地记得,“三湾改编”在永新,“龙源口大捷”在永新,我清楚地知道,我从永新登井冈的路,是红军曾经走过的路,踩着的是革命的足迹。提到我的故乡,我是自豪的,因为它记录着中国革命的最初,记录着一个伟大祖国的前行足迹。从小到现在,我多次登上井冈,每一次,都有新的感触,每一次,都对生活多一点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强盛,更叫人记住曾经抛洒热血的革命先烈。
我出生在赣南山区,在很小的时候,便知道赣南有个叫瑞金的地方,那是曾经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被称为“红都”。慢慢长大,知道赣南还有另一个名字,叫“红土地”。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赣南的大部分土壤都是呈红色,还是因为赣南几乎所有的县区都与红色文化密不可分。就拿我所在的小县崇义来看,历史中也曾有过“上堡整训”这样的记录,当时的我党高级军官王尔琢就牺牲在崇义,纪念碑名还是由肖克将军亲笔题写的。
我们无法忘记,那段属于赣南的红色传播,那段属于中央苏区的历史。写东西的我,偶尔捕捉了一些关于赣南的文化信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民谣,是当地人民对苏区干部的最高评价,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记录了南方游击战争的艰难,抒发了我军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念。
再说说南昌,上大学来到这座城市,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不能说很熟悉这样一座城市,却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走了那些革命的遗迹。寻访了那些纪念着红色文化的标志。去过了八一起义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走过了八一起义纪念馆、朱德训练团。每一次出行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玩,多了一层历史的洗礼,多了几分心情的凝重和深沉,每次回来却也是收获不少。
我们不能忽略,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南昌城里的那一声枪响,它划破了原本宁静的夜空,写下一段历史。这一枪,是武装斗争打响的第一枪,自然也具有非常的意义,而江泽民同志题写的“军旗升起的地方”,更是把南昌这座英雄城,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了一起。
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参加征文活动的人,因为我通常以为征文大多是应景之作,写不出什么真情实感。而这一次,不能不说有些机缘,无意间在办公室看到这本《红色江西》的读本和这样一个活动启事,一下子有种热情涌动,于是写下了上面的文字。也许往往是饱含了太多的情感,才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去表达,因为再多的文字,都无法合适的记录自己的满腔衷肠。
有一句话叫,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而红色江西就是这样一段属于江西的,属于那个革命战火年代的过去。它是一段让老一辈革命先辈怀念起来都倍感艰辛的历史,更是一段值得每一个在这个新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心里铭记的历史。读着《红色江西》里的每一段文字,就是在回顾那一段过去,那些往事历历在目,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而每一段都是那么牵动人心,每一次的革命进程都是今天幸福生活的铺垫,是前辈的鲜血换来的。
有时候这样的话说多了反而显得有些虚情假意,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常常写下这样的词句,读着这本书里的文字,我越发怀念那个属于记忆里的岁月,记得作业本上写下,红领巾是革命志士的鲜血染成的。而现在社会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多的人只看到了金钱和地位,只看到了利益和权力,忘了今天的生活是有着怎样的历史,忘了今天的幸福是建立在怎样的奋斗基础上。
学习红色江西的历史,真正的意义就在于让更多的人回顾这么一段过往,回顾属于井冈,红米饭南瓜汤的生活,回顾属于瑞金,苏区干部艰苦朴素的传统,回顾属于南昌,血雨腥风斗争的场景。再想想现在,饭饱衣暖、生活富足、平安和谐,还有什么不满足,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贪婪和谋取。
当然,不是我要去标榜自己什么,也不是我能改变怎样的现状,只是作为一个在红色文化里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我觉得我有必要写下这么一段文字,不管它能起到怎样的作用,能让多少人产生一点点触动。
只因为我觉得有那么一段历史,是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的,只因为我是一个江西人,一个在红色文化里成长的青年人。
年幼时,父亲常教导我:“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心身事莫为。”那时我还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要义。此次,我有幸参加了“红色追寻”采访活动,在车流如织的蔡锷北路边一个小小弄堂里,找到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这里曾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徐特立先生的办公地。在旧址陈列馆里,一副字迹隽永的使我倍感亲切:“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心身事莫为。”
随行采访的文史专家介绍,徐特立先生1938年9月赴延安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途经湘潭,在一家油盐店住宿了一晚。当时店里几位青年店员围坐在徐老面前,要他讲革命道理。徐老从国家大事谈到社会生活,深受鼓舞的青年要求徐老题词留念。次年12月,徐老便履诺为他们题写了这副对联。
此联,语重心长。上联中的“家国”,应该是指齐家治国。一个人应该先修身,尔后才有可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无益身心事莫为”,告诫我们,对身心健康没有益处的事情不要做。
今天重温徐老的金玉良言,感慨万千。作为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我们,应该常读一些利于家国的好书,这对个人修身,陶冶情操,树立崇高理想,服务于国家的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家风是一个家庭乃至家族多年来形成的传统风气,承载着整个家族的生活态度、文化理念、价值观、人生观等。良好的家风能让继承者立身于社会,是一种使人终身受益的品质。她让家族的每一代人明白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她塑造出人们高尚的品格、高雅的举止、非凡的气度。生活中,每个人的性格特征、道德修养、为人处世等,无不烙印上家风的印记。
在泱泱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中,曾出现过很多显赫的家族,他们大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家风、家训和家教,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我不禁想起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先生。“一门三院士,满庭皆俊秀”这句话就是他对九个子女言传身教的`最好写照。他的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是杰出的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中国近代的考古学开拓者之一;三子梁思忠,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参加过淞沪会战,二十五岁不幸早逝;次女梁思庄是我国图书馆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投身新四军,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五子梁思礼是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专家。
这些人里面,最为人们熟知的我想也许是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而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先生也是杰出的,他领导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完全民办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为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个家族之所以这么成功,我们从《梁启超家书》中就不难找出答案。他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中用词浅显易懂,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子女成长和学习的关心,又不时发出自己的见解和对他们的严格要求。每一封书信都充满了梁启超先生作为一个父亲对子女的谆谆教诲。
相较之下,我的家庭平凡的太多太多,只是中国千百万家庭中普通的一员。家里有欢乐也有争吵,但更多的是还是快乐和温馨。我的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渊博的学识,但他们交给我做人的道理和对生活的态度,让我能够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健康自信的成长。父母对长辈的照顾和陪伴让我明白“孝”的真谛,父亲每晚读书的习惯同样变成了我的习惯,母亲的勤俭持家是我从小就有了节约的意识,奶奶用粗糙的双手教会我要辛勤的劳动才有丰收的喜悦,姥姥告诉我做人要忠厚朴实,诚信待人······正是他们的言传身教才使我能健康的成长。
最近我读了《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这一本书,受益匪浅。书中“颜回煮饭敬师”的故事给我很大的教育。
故事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孔子带领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在去陈国和蔡国的路上被困,一连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饭。他实在受不住了,只好大白天躺下睡大觉,想以此来忘却饥饿。孔子的大弟子颜回见老师饿得很,心中十分忧伤,就想办法乞讨来一些白米给老师做饭。饭做熟了,孔子刚好醒来,见颜回正从锅里抓了一把米饭往嘴里送,他很生气。后来知道颜回是把掉了炭灰的米饭吃掉了,把干净的米饭送给了自己,他深深感叹颜回是一个贤德的人。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尊师爱亲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这样的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传统美德,使得我们的国家成为有名的礼仪之邦。“尊师爱亲”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传统美德。
我是一名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过去我在“尊师爱亲”这方面做得不够好,见了老师不能主动问好,老师留的作业多了还要满腹牢***。在家里,妈妈做的饭菜稍微有一点不和自己的口味,就又摔又打,很少主动替爸爸妈妈做些事。现在我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尊师爱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灵深处。今后,不仅我自己要做好,还要用我的实际行动去影响更多的人。让“尊师爱亲”的传统美德在我们小学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自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在实施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中,红军长驱6.5万余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远征。中共“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欢迎董老》一诗中对长征经历的回忆可谓刻骨铭心:“十年前共征鞭北,横断山云桥陵月。荒裔深入地不毛,雪岭高跻天距尺”。当红军在铁路、汽车路、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用脚难走的路之间穿行,经过了包括苗、壮、彝、白、藏、回等少数民族在内的两亿多人口的广大地区,亲身经历了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直至原始蒙昧时代的时空转换,大多数革命者真正懂得了“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这样一番道理。
另一方面,长征之路又涵盖了若干中华文化的标志地。舜帝南巡零陵、大禹导引岷江、姜太公垂钓渭滨、诸葛亮渡金沙、唐三藏西天取经、石达开遗恨大渡河……这些史实和传说,人们并不陌生,但精神漫游和身临其境,其收获不可同日而语。“晒经山巅晒经关,玄奘东还曝经篇。羊肠直上通霄汉,银星缀臂似游仙。说大圣,笑语欢。昼夜两越晒经山”——张爱萍《翻晒经山》,生动表现了在新的军事方针指引下,红军将士跳出敌军包围圈后,心中洋溢的积极乐观情绪。聂荣臻《吾非石达开》,更从大渡河畔石达开部全军覆灭与72年后红军胜利过河的古今对比中,揭示了红军超迈前贤的惊天神勇。诗中云:“大渡河流险,吾非石达开。飞兵天际至,历史不重来!”作为三军统帅的***,更从祖国壮丽山河的跋涉征程中、从现代战争奇观的英明塑造中,获得了救亡民族、重整河山的强大精神动力。可以看到,从***《念奴娇·昆仑》之“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到其《沁园春·雪》之“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谈古论今,纵横捭阖,字字千钧,句句铿锵。令人深切感受到一代伟人对民族前景的无比自信。
安得倚天抽宝剑——这是一次探求马列真谛的铸魂之旅。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经过不懈求索,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民族之经典理论。
伍修权《历史转折》中云“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它描述了红军将士在面对军事失利的惨痛教训时认识到,照搬照抄洋教条,中国革命就会被彻底葬送。遵义会议之后,***所坚持的'“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战略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朱德《遵义会议》中言:“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此后,红军卸下思想包袱,摈弃军事教条,演绎了四渡赤水、彝海会盟、飞夺泸定桥等一幕幕威武绮丽的战争诗篇。长征历经惊涛骇浪、一波三折,直至乘风破浪、波澜壮阔。于是,张宗逊《忆遵义战役负伤》中言:“泽东路线三军戴,胜利会师到渭阳。”
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一次承启革命经典的传薪之旅。任荣《浣溪沙·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中言:“万里铁流辉史册,薪传踵武战歌洪。”在长征之前,中外历史上也曾有过亚历山大东征、汉武帝反击匈奴、蒙古军队西征、玻利瓦尔解放拉美等军事远征。但唯有红军的长征孕育出了如此之多的诗词佳作,铸成了永彪史册的军旅文化经典,为革命理想教育提供了绝佳教材。
陈毅《三十五岁生日寄怀》中言:“物到极时终必变,天翻地覆五洲红。”它记叙了在敌人重兵进攻之时、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前,红军将士始终对党的领导和革命理性矢志不渝。萧华《长征组歌》中有经典诗句——“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更是对红军长征的“炼狱之旅”的真实写照。
长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我国自古至今的英雄主义经典,有勾践“卧薪尝胆”、岳飞“直捣黄龙”、秋瑾“要将乾坤力挽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民族振兴奋斗和牺牲。长征则在民族命运危急的历史关头,树立了旷古未有的精神丰碑——飞夺泸定桥、转战乌蒙山、突破嘉陵江、血战独树镇等著名战役所呈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战斗意志和顽强作风,为之后的全民族抗战准备了充足精神养料,更为新中国的缔造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正如刘瑞龙《破阵子·红军长征五十周年》中言:“围追堵截成幻梦,铁流转战自英雄,豪气傲苍穹。”
中华传统美德立足于现实的人、立足于你我他组成的社会。中国人从来相信,每个人都要讲道德,道德跟每个人有关;天道与人道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例如,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这一方面赋予道德极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将道德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能够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做到“尽心知性”,甚至可以“知天”。这就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增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华传统美德以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为基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在承认人不能离开“利”、应当“义利双行”的同时,强调要“义以为上”“重义轻利”;强调守住“以义制利”的红线,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如此“重义”,最根本的原因是“义为利本”“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中华传统美德强调,一切有道德的人特别是政治家,都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兴天下利”“利济苍生”。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处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的关系,认为“公私相背,善恶所由”。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公私的对立引起的,“善恶生于公私”。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下也体现在处理公私关系时的不同态度,所谓“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此外,如何处置公私关系还决定着个人甚至国家事业的成败,所谓“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中华传统美德一直认为“公”是最高境界,“天下大同,圣贤至公”。因此,人也应“至公无私,大同无我”。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应坚持“破私立公、克己迁善”原则,通过省察克治,做到“公重私轻,公而后私”,达到“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贯穿于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规范中,如仁义礼智信、勤俭诚敬和等。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知行合一,在重视道德认知的同时强调行,认为“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也就是在重视人的道德教育和培养的同时,努力促进道德意识的实践和力行。这不但是因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假对错的标准:“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综上可见,中华传统美德充满了真善美,教会了历代中国人怎样立德做人、怎样治国理政,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但如此,中华传统美德还为今天的伦理道德建设奠定了深厚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不随物流、不为境转、不为名利而动心、不被假象所迷惑?从道德修养的层面来说,需要我们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丰富营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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