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榕勤奋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先后获得“第40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竞赛三等奖”“四好少年”“优秀班干部”等荣誉称号。从小学习舞蹈、钢琴和声乐的王茂榕,是胶州市少儿秧歌艺术团的小演员,热爱中国优秀传统艺术,立志将胶州秧歌“扭”向国际大舞台。自6岁起,她就经常登台演出,先后参演了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灯光焰火艺术表演晚会和第五届中国秧歌节开幕式暨“新时代”秧歌艺术精品展演,用“三弯九动十八态”的秧歌表演技巧向世界展现了独特的齐鲁风韵和胶州的风土人情,传递了艺术情愫和文明基因。在纪念中法两国建交55周年的全球功夫春晚上,她两次登场,赢得满场喝彩;为庆祝青岛市与日本下关市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她参与青少年研学交流及秧歌展演活动,将胶州秧歌从国内“扭”到国外。在学校的王茂榕还担任着“秧歌小老师”的角色,帮助同学们一起学习秧歌。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有个坚定的梦想,那就是要将传承非遗扎根心底,让胶州秧歌发扬光大,成为响亮的“国家文化名片”。
高科技创造出大量新物质手段,大大提高和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世界的丰富性反而越来越小了,复制化,克隆化现象越来越多了。
首先,新世纪十年意味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新时代的到来及其无孔不入的渗透。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地感受到科学的高度发展带给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剧烈,其触角伸向生活的方面之广泛。这令人欣喜也令人焦虑。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自行车时代跳进了汽车时代,继而要跳进高铁时代。小汽车销量的惊人,动车的提速,高速公路的密布,地铁的扩线,资讯的发达,手机的流行,网络的无所不在,都在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时空观,人与人在身体的移动和信息的交流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近距离。自然这不包括边远的穷困地区。高科技创造出大量新物质手段,大大提高和便利了人们的生活。然而,人们旋即发现,与此同时,世界的丰富性反而越来越小了,复制化,克隆化现象越来越多了。仅就城市生活而言,大家住在大同小异的楼盘小区里,或为按揭焦虑,或为择校操心。人们走进货品几乎完全相同的超市购物,晚上搜索机顶盒,观看同样的谍战剧或抗战剧,看到手机上交换来的段子发出同样的笑声,平时看最流行的官场小说和悬疑小说消遣。土特产的概念快要消失了,方言成了某个地域人们最后的精神堡垒,人们说着方言如同互相取暖,验证各自存在的真实性,除了气候的不同,各个城市之间还能剩下多少不同呢……
于是,人们突然感到,不但地球村变小了,往昔被认为还算广大的中国也骤然变小了。与高度便捷相联系的是人的极大的不自由状态。据说,最先进手机的持有者虽然顾盼自雄,但他的行踪包括他此时此刻在哪条街道哪个房间,卫星定位早就一目了然。到处是电子眼,有什么秘密可言呢?人哪,在高科技的眼皮底下,是一种多么可怜的存在。更为可怕的是,科学好像在彻底颠覆古典的以信仰和仁义为重心的精神世界,人好像忽然失去了道德的保护;在文学领域,科学也在极大地改变着作家的创作心理。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抑或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都与现代科学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科技给这个世界和人类带来的所有幸与不幸、快乐与郁闷,对精神的失望抑或对物质的依赖,现在或将来,都会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古英雄出少年,这话一点也不错。那个拼搏向上的速跳小王子就是这样的一位少年。2020年7月跳绳世界杯决赛的赛场上,一位中国少年正在朝着梦想进发,他就是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第三中学九年级的一名学生黄俊凯。他说这次的目标是30秒内突破单脚136次,听到这里我惊呆了,我一分钟双脚多突破不了100。他得多努力才能这么厉害,我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敬佩之情。
黄俊凯是一位阳光开朗,自信活泼,拼搏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他们每一位新时代好少年就像黑暗里的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好少年!
通过本次活动,西庐娃们纷纷表示,将向这些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榜样学习,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养,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感动中国》,与其说是对道德模范、学术精英的嘉奖表彰,不如说是对崇高精神、优秀精神的宣扬与传播,当获奖者的事迹通过感动中国传遍大街小巷,那些曾经默默无闻的他或她俨然已经成为了亿万中国人的榜样,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与其说是被获奖者的无私感动,不如说是被他们人性中的那种真善美感化、激励,那些崇高的精神在我们内心翻腾,化作一种独特的动力,使我们不自觉地向他们靠拢,向他们学习,社会的风气因此而改变。这就是感动中国的力量,是榜样的力量,更是人性的力量。
朋友!让我们一起放飞梦想,超越自我,让自己活得精彩而有意义!立足本职,在平凡的岗位上展示我们不平凡的力量吧!从此让我们的人生光荣绽放!
图像和文学在争夺着消费群体,文学的消费群似在日日减小,而图像的消费群却在日日增大。图像对文学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挤压。
新世纪十年还是一个图像——影视的时代,有人说,人类即将或已经从读书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成为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经典文学的了解,不是看原著,而是看改编后的电视剧,所以存在误读自不待言。图像是视觉化的、直观的,对于文学传统的诗性,是一种很难抵抗的甚至是致命的解构;而文学是想象性的,文学的魅力可能更多地存在于想象性之中。关键在于,现代社会这种有想象性的读者或者说有想象性需求的读者到底有多少?图像和文学在争夺着消费群体,文学的消费群似在日日减小,而图像的消费群却在日日增大。从这个角度看,图像对文学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挤压。近来《阿凡达》的巨大成功似乎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逆转,文学自足性的存在和洁身自好的清高感正在逐渐消失。一些业内人士更看重影视与文学的不解之缘,期望于达成互惠共赢。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关注往往源自于电影或电视剧,这一般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先有文学作品,经过改编后有了影视,当影视产生巨大影响后,人们再回过头来品读文学原著;另一种情况则是先有影视,然后出于市场需要又出版了同名小说,俗称“套种”。在这两种情况下,具有较高文学性的往往是前一种。
新世纪以来,许多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比如刘震云、徐贵祥、海岩、龙一等等,产生了比文学出版要大得多的影响。现在第二种方式,也即先有影视,后有文学,却不顾传统的不屑,更为流行了,后来居上。人们意识到,未来的文学形态怎么样,与影视的存在有密切关系,甚至影响到文风,现在的大量小说都带有电视剧台本的味儿便是明证。刘震云的观点也许是有代表性的,他偏向于主张融合而不是对峙:“作家比较孤独,电影比较热闹,二者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表达的都是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文学是一个人的事,电影是许多人的事;文学是我的事,电影是我们的事。电影讲述的是表面的事物,小说讲述的是表面背后的事物。如果同时熟悉这两个事物一定都有好处。”“文学参与电影可以让电影变得更强壮,电影参与文学可以让文学飞得更远、传播得更远。”事情真是这样吗,恐怕还需要观察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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