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疫情走向春天小作文【一】
这部影片一开始是一群小朋友在唱歌，他们那美妙的歌声我一听就知道以为是一部令人愉快的影片。那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军事占领并实行殖民统治，野蛮屠***无辜的半岛人民，掠夺半岛的文化财富和资源。主人公郑律成从小阔爱音乐，为了生存，家破人亡，他们不得不来到中国，在坚苦条件下，他没有忘了音乐，不愿当亡国奴，想到国土被日本侵略，想到家人被日本人***害，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在一次义演中，他结实地下党穆兰，为了报仇他要与日本帝国决予死战，在穆兰的开导下，终于明白实业报国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病痛，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延安，在那里他看到他的老师安博士，上级让他在延安作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谱写一首又一首好悦曲，虽然在后方 ，给敌人有力的回击。
通过一位音乐家的心路历程、一段革命者的浪漫爱情，铸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金戈铁马的英雄军魂，郑律成这个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民音乐家。在十六大和三个代表思想的.鼓舞下，人民音乐家郑律成正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的先锋战士，人们为之振奋，为之感动！人们看过电影激动地称之为“一段震撼心弦的青春乐章”“一首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真是“青春片的力作、音乐片的奇葩”“这是血与火的青春华章、史与诗的激越交响”。
穿过疫情走向春天小作文【二】
1、人物评价
《走向共和》通过对慈禧、光绪、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近代风云人物有血有肉的刻画，给我们展示了这些人物的丰富面相，改变了过去历史教科书对近代人物非褒即贬的刻板印象和脸谱化取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借用剧中李鸿章所言：“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历史人物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去做他所处时代不能做的事，而过去教科书则用局限性对此进行了一概的否定，实不可取。慈禧、李鸿章等人在那个时代已经尽到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慈禧掌握大权半个世纪，造就了同光中兴赢得了有清以来后妃中最长封号，其功自不待言；李鸿章以一己之力，发展洋务，建立北洋水师，同西方列强周旋，不可谓为老成谋国，鞠躬尽瘁。然而，多少年来我们的历史尤其是教科书给他们的评价却失公允，李鸿章更是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而打入另册。中国传统历史的功能就有“知古鉴今”“以为资鉴”的作用，既是资鉴，事物便有正邪之分，人物便有忠奸之别，为了宣传正面人物，自然就会贬低与其对立的人物。如曹操之于关羽、秦桧之于岳飞，这些人物一旦被定性，则其便不得翻身了，哪怕稍微客观点评价都很容易招致翻案之嫌疑。诚然从道德教育出发，我们为了树立正面榜样，需要去对历史上的那些杰出人物的优良品质进行弘扬，但这就只是人物品质和道德教育而言，就人物的历史作用及历史研究客观性而言，我们就不能单从其品质来看了，以剧中人物为例，翁同和可谓两袖清风，正人君子，可是他却因为贪图名，而清漪园工程的材供应给了一个投机者，结果遭到贬斥。而李鸿章任人唯亲、贪财好利（签订《马关条约》时接受日本的馈赠。）、“小人之心”，但是开办洋务、交涉外国、创建北洋，促进了中国近代化，其历史功绩不言自明。但是传统因人废事观念，一个“坏人”纵使做了多少件好事还是坏人，在人物品德与历史功绩之间很难划清界限，两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品德高尚有历史贡献的人，为正面人物，品德有问题就算建立奇功，也会招来非议，因此，才会有曾国藩、李鸿章的毁誉参半。怪不得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时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生逢乱世，设使李是中规中矩的按照为臣之道，或许能够混个一世清名，但是，就不会有后来洋务种种，在那个时代要想有所作为，就不得不用非常手段。不任用自己人，他所追求的事业何以进行？不去巴结权阉，他如何获得皇帝和太后信任？甚至为了北洋军费，而暗中抓翁同和把柄，种种这些“小人之举”，固为君子不齿，但是，不这么做他能做成什么事？诚然，这其中当然有其私心使然，但是就事论事李鸿章开启中国近代化的事业，其功谁可抹***？综观《走向共和》中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物的刻画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是鲜明的，这也是本片成功之处。因此，人物评价应该放到具体历史场景中，同情之理解的去看待。同样场景下的不同人物，同样的人物不同历史场景下，所处角色之不同，所做之事的品评也是不同的，只有这样人物才是生动、鲜明的，这样评价才会客观和具体的。
2、共和之惑
晚清的历史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因为他为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若干可能性提供了探讨空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从自强求富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中国历史发展为什么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行？洋务运动是从技术上效法西方，君主立宪是在不改变君主制前提下对旧制度进行改造，而民主共和则是推翻清朝统治进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归根结底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洋务运动在器物方面的学习西方，开始了近代铁路、电报等事业，清朝也出现了“同光中兴”的局面，看起来也很强大，但是，甲午战败，中兴的泡沫便被捅破，中国的虚弱便暴露无疑，扶持光绪进行维新变法，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呼声日高，但是，却被无情扼***。及至庚子变乱，太后西狩，见到了民生凋敝，饱尝旅途艰辛，才知“太平盛世，天朝上国”是虚假的，于是，慈禧归政之后也仿行立宪实行所谓新政，日俄战争中，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专制度的俄国似乎也坚定了立宪的决心，于是有了1905年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期间遭革命党人破坏，几不成行。但是，在进行人事调整后，仍是以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立宪按照慈禧的意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央设资政院，地方设咨议局，进行新官制改革等等。但是，在不变更君主制前提下，不管怎么改，其本质还是不变的，那就是权力的再分配，袁世凯借新官制来安插亲信，满人则趁改革来逐步削弱汉人在军、政等要害部门的权力，可谓争得死去活来，斗得不亦乐乎。所幸，慈禧还在世，还能控制局面，两派不敢太造次，随着，慈禧和光绪的过世，清朝失去了掌控局面的人，两派斗争表面化。
最后，袁世凯逐出内阁，内阁清一色满人，满人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但是，军权却始终在袁世凯的北洋手上，将不用命，袁虽赋闲在家，军队实际仍为其掌管，满人得到的军职实际是虚的，被架空的；地方督抚也静观其变，皇族内阁被孤立，成为“空中楼阁”，此时，只要外界稍有动静，对清王朝而言都是致命的。武昌起义正是这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清帝在袁世凯的逼宫下逊位，中华民国成立，民主共和成为选择。从立宪到共和，中国历史似乎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民国成立后，共和依然没有建立，孙中山的临时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临时总统变成了正式总统，《临时约法》被废弃，取而代之的约法规定了大总统的几乎无限的权力，似此袁世凯应该知足了，但是，袁世凯利令智昏竟然公开称帝，践踏了民主共和。然则民主共和在清末民国这段时间里是否实现过呢？没有。在孙中山眼中，共和是美好的愿景，在袁世凯眼中，共和是谋取权力的幌子，在老百姓眼中，共和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武夫当国在他们眼中没有共和更莫谈民主，从立宪到共和，不过是那些上层人物进行政治斗争玩的文字游戏，专制的本质没有变。不管是立宪还是共和，在剧中就没有看到老百姓的参与，普通民众处于失语状态，当然，老百姓更不知什么是民主共和，对他们而言，谁当皇帝、总统都不重要，只要能过好自己日子就可以了，共和本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但是在这种状态下的立宪和共和，就其实质而言仍是权力斗争的幌子。正如剧中杨度所说“共和未必是好，立宪未必是坏。”立宪和共和本身就是手段而已，好坏都不甚重要甚至不在考虑之列。知道了这点也就不必纠缠于共和、立宪甚至帝制选择的区别了，哪个好用就用哪个。所以袁世凯的称帝也就不难理解。袁世凯在世称帝尚能控制局面，他死后的军阀割据局面，个个都是土霸王，如果拿袁世凯和曹操比的话，真是应验了“设使天下无有孤，岂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霸。”这句话，不同的是再也没人敢贸然称帝，冒天下大不韪的张勋也只能把清废帝提溜出来，做一出复辟的闹剧，共和成为大势所趋，成为潮流，帝制、立宪都不管用了，但是整个传统是不变的，专制的因素还是存在的，所以，北洋政府只是打着“民国”的幌子，行专制之实。走来走去，共和便成为难以实现的理想和遥不可及的梦想，走向共和便成为仁人志士奋斗的方向。在普通民众没有接受思想启蒙的熏陶和民主共和训练条件下，共和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名词而已。
总之，只要中国传统社会中那些专制和崇尚权力的因素还在，那么民主共和就难以实现。只有广大民众有了民主观念自觉用民主和法制来维护自己权益，成为真正意义的公民，那么，实现民主共和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