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耕方式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那么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也使得家族成为中国最牢固的基层组织。要让这种基层组织稳固下去,提倡家族团结就是一种必然。
“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如血缘关系之远近。所以认为个人或凭私利观行事,或对旁人一视同仁,可能对现代读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国却不和世纪,首先在法律上即会产生纠纷。迄至20世纪,中国仍缺乏对个人做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诞生之前。事实上整个君主时代中国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亲疏之分责成个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力,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
不同于西方。在西方,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始于两个世纪之前的封建主与城市特权阶级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公民权利从特权阶级推广至全民。但在中国,在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中国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中国官吏在城墙之内,权利最盛”。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的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渗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组织。所以中国人,准确说汉族人不像其他国家和少数民族,有明确的宗教信仰或是图腾信仰。在中国,家族延续是唯一的信仰。在这种信仰之上,形成了其他的各类圈子,组成了这种小圈子内异常坚固,小圈子外格外松散的家族秩序。
作为一个怀疑者,觉得发生时间离我们越近的事越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验证。新鲜的事情可以作为新闻,但不一定会写入历史。但是诚如作者所讲:
“严格说,写一本成为定论的现代中国史,刻下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是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我想最后这段话,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历史学在今天应有的现实意义。
这本《中国大历史》,也是跳出了传统地解读历史的角度,不从仁义道德出发,而是以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梳理了一遍,寻找中国历史整体的发展脉络。
我认为整本书都在核心叙述一个观点:在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作用下,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
中国几千年,黄河的无数次改道都使得依靠黄河耕种的中华农耕民族吃了无数苦头,还有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每隔几年就必有旱灾和涝灾的大量人间悲剧。这使得这个农耕民族在几千年前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把力量统一集中起来去修水利设施对付黄河,需要粮食贮藏应对灾年。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公元前的秦国就统一了,取消了封建制,走向了郡县制。比西方国家早了几千年。这种政治上带来的过早成熟,和经济上力量无法得到有效的累积,这两者的矛盾,成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主要旋律。
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
历朝历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这样的“马尔萨斯陷阱”就会重复出现。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读后感.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这使得中国处于一种长期的“停滞”。
例如黄仁宇在讲唐朝李世民和武则天的英明神武时,说到了科举考试、推崇儒家对于体制的更新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建立了盛世,读后感m维系发展这个超大帝国的重要作用。但是分析安禄山之后唐朝的衰亡时,他说唐代之覆亡不由于道德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弛,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的调整,以致朝代末年彻底的地方分权只引起军阀割据。而解放后的“土改”成功的改造了中国的底层结构,它的用处在于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当然这里我只是提一下。
这本书读完之后的收获是对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有了再次的熟悉与了解,并从美国历史学家的角度看中国。豪强兼并,从众多的农村如何收税,是中国过去几千年这个农业帝国遇到的核心问题。
读史过程中,突然想起“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警语来。比如书中读到“兵马俑的幕后”“佛教的普及影响”“初唐的繁荣壮盛”“西湖与南宋”等篇章时,因为曾经游历身临其境,亲见过、触摸过、聆听过、体味过,感觉就较其他更真实而亲切,旧景、人物、故事都可以对上号,再回味历史品读作者点评时,条理更清晰,印象更深刻,或是丰富或是印证或是异议,更易得到共鸣或形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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