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民国作文素材【一】
又是一年除夕将至，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刚到老家，爷爷忙起来了。他带我去商店买了“福”字。经过爷爷一番叮嘱，我们开始认真贴“福”。爷爷说“福”字是带来吉祥幸福的，能够祈祷在新一年过上幸福的日子，所以要用心贴，我们一听，干得不亦乐乎。我拿来一张金“福”字，往上贴时，爷爷说该把“福”字倒着贴，才能够“福到”。我听了，恍然大悟，原来贴“福”字也讲究呢，怪不得我常常看到人家门上倒着贴“福”！
除夕这天，奶奶忙了起来。她把磨好的面粉﹑糯米粉倒入盆中，再加上红糖﹑白糖和其它配料，做成松糕的原料。爷爷早已在灶前把火烧得旺旺的，奶奶快速把木盆放上去了。一会功夫，热气腾腾的咖啡色的松糕出锅了。我看得眼花，来不及欢呼，奶奶又娴熟地撒上芝麻﹑红枣。在一旁的我早已馋了，赶紧切下一块尝了尝，嗯——又香又甜，又松又软，好地道的家乡民间口味！
中午，奶奶用红薯粉做了红薯饺，馅是萝卜﹑瘦肉﹑豆腐﹑乌贼干，剁成丁混合一起，再配上传统的调料。一段时间后，奶奶把一个个红薯饺放入蒸笼，过了一会，蒸笼周围散发出阵阵香气！出笼后，只见个个晶莹剔透的红薯饺冲我笑。我忍不住又先吃为快，夹一个放入口中大嚼起来，啊，入口香嫩，芳香四溢。奶奶累得满头大汗，但看到我吃得美滋滋的，慈祥地对我笑了笑说：“孙子，多吃点，这可是家乡的特产，在外面吃不到！”
每逢过年，我们家都会收到寿桃，这是50﹑60﹑70﹑80﹑90甚至100岁老人的子女把寿桃送遍整个村子，他们送来时脸上洋溢着笑容，能让人感受到真心的付出，由衷的祝福。分寿桃的寓意是“家家老人健康长寿”。今年是奶奶70大寿，爸爸和爷爷挨家挨户地送寿桃，增进了邻里之间的亲情友情。家乡过年的味儿就是也不一样越！
初八，祠堂里又开始唱戏了。祠堂里楼上楼下是人满为患，笑声不断传来。我看了一会就不看了，因为我看不懂，也许是我没耐心，只能看热闹。最后只剩下妈妈和奶奶看。走出祠堂，锣鼓声、二胡声还能够传出来很远。整个祠堂则五彩缤纷，台上的戏子演得惟妙惟肖，赢得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初九，我们全家又踏上了回常州的旅途。可家乡热闹的情景好像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眼前——老家的年味最浓！
追寻民国作文素材【二】
现在的.年，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浓郁的味儿。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了春运高峰，今年乘客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3%……”广播里、电视上，都在传播这样的消息。年味开始酝酿起来了。
会有亲朋好友来我家拜年，热闹增添了一点儿“年味”，但奇怪的是，来的人不少，送的礼不少，待的时间很短，说的话很少，好好像礼到任务就完成了，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还个礼走个过场罢了。
我们也会去亲朋好友家串门，好多次我们刚坐下甚至还没坐下，主人好像是有很多事情要办一样的，我们茶杯还没捧上就离去了。刘少棠在《本命年的回想》中写过年的情景是人们从腊八开始就酝酿年味，炒瓜子磕花生串门聊天，热闹得不亦乐乎，尽管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还很贫乏。而现在，送礼几乎成了串门的唯一目的。
唯一比过去更有“年味”的就是大量购置年货。人们刷着贵宾卡、会员卡，把一推车一推车的年货搬回家。超市里的人们洋溢着物质满足后的笑容，却因失去了精神的依傍而显得僵硬没有感染力。
大年夜一直到年初五，酒店的座位早就被定完了，大家去饭店吃所谓的年夜饭，看似“年味”很浓，但在情感还没来得及充分沟通就该散了，各回各家，依然冷冷清清，第二天又得跑几家亲戚，送礼呢。
“年味”发展至此基本算是到高潮了，但它好像一只未熟透的苹果，吃起来酸涩涩的。还是以前小时候的过年过瘾呢。虽没有那么多好吃的零食也没有饭店里的美味佳肴，但兄弟姐妹们一块儿放两元钱一包的小烟花能够玩得痛痛快快，拿上个小电筒就可以去幽暗处探险，一副残缺的扑克牌可以打到凌晨，一瓶可乐就让我们心满意足，一个小红包就让我们对新的一年憧憬无限……大人们围坐在一起，好像有讲不完的话……那种心心相通毫无防备其乐融融的氛围里才有真正的“年味”。
现如今，很多过年时的仪式都开始简化甚至省去了，贴春联、迎灶神、祭祖宗、喝腊八粥的习俗都少见了，人们认为这些太形式化了，那么请问，实实在在的东西究竟在哪里呢？
当外国为中国春运规模之大而感慨，连纽约帝国大厦都为中国年而亮起喜庆的红灯时，他们是否知道，中国年的“年味“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了呢？
追寻民国作文素材【三】
这是最好的时代，群雄汇聚，英豪四起，无论是工程科技还是文学艺术，都在此有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充斥苦难的四十年左右光阴里，民国大家们留下了太多值得称道的经典。然而当我们真正走近他们，看到辉煌，看到疮痍，也少不了喟叹一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细说民国大文人》记述评说了包括鲁迅、林语堂在内的七位文学大师的生平经历。我们能从中感受到林语堂的真挚淳厚，梁实秋的温润风趣，张恨水的才华横溢，鲁迅的执拗不羁，沈从文的浑朴淡然。在他们身上所呈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一群追求真知孜孜不倦的学问人，更是战争时期每一个爱国者的肖像。他们无不历经坎坷，满腹的报国壮志和经纶才气，无论出自高门或是生在蓬户，唯有对于文学的热爱是始终相同的。
在我们憧憬先辈们传奇的生命之余，还应从他们身上领悟一些额外的精神。书中大师们有的蔼然仁者，有的恣肆狷狂，有的温润似水，有的刚烈如火。其中我更为欣赏张恨水，小康出身，也没有什么留洋经历，从报纸杂志被领进文学殿堂。他会的似乎只是编故事而已，但其才华之出众却有目共睹。作为一位文品俱佳的高产作家，他曾经同时创作六部小说，共创作中长篇小说多达110余部。他能够“楼上口占打油诗”。他以一支笔养活了其数十人的大家庭。他的作品虽常常被讥为“鸳鸯蝴蝶派”，风靡程度却远令人咋舌，上至党派高位者，下至闾巷莽夫，无不有恨水先生的忠实书迷。
更可贵的是他不参与政治。回溯中国古代，出仕以考究文学为主，有文采的人多半能摘取一官半职，由此养成了中国文人爱指点江山的秉性。然而文学与政治又有多大关联呢？反而在其受贬之际，远离政治才更易出佳作。张恨水单纯把自己放在一个写书人的位置上，从不像其他一些作家，但凡有了个人影响力，就试图大谈时局，妄言政策，却又无切实可行之举，甚至过度追求西化，全不考虑是否符合国情。
他也没有时下文人好打笔仗的毛病。左联成立后，在泾渭分明的.政治立场之下，几派文人于互嚼舌头的纸役中失了斯文，展露出可爱的凡人嘴脸，倒是颇具讽刺感。恨水先生几乎没什么文人通弊，却只在爱国上有些许特别的执拗。他的文学天赋实在叫人赞赏，老舍曾称他为“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作家”。
然而时隔数十年的今时今日，张恨水在年轻人中的知名度却不及老舍。原因大约有二：一来今天的年轻人们有了自己的文学偏好，已难接受先贤的种种佳作；二来又确实受了鸳鸯蝴蝶的掣肘。在为年轻人选取的名著书单上，现今的教育者们似乎是羞于将恨老的情情爱爱摆上台面，反而更好引取老舍的风趣正经了。就连《京华烟云》等享誉中外的通俗经典都堙没在当代言情小说的流行中，这种白话的普及甚至趋于退化的现状，恐怕是胡适当年不曾料及的。
我想说的是，中华文学之美瑰丽无匹，民国文学当称其中明珠一颗。在文学的传承中，我们不应再三将其简化，而更应深入其内涵。面对无涯学海，我们该想着如何畅游其中，而不是舀一碗喝过后，就敢说它是咸的。文学的甜当是隐匿在高处，在江海源头的某一座雪峰吧。
追寻民国作文素材【四】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