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作文【一】
一面在倡导学习圣德英雄，一面却在提醒防备恶德小人，
作文我与传统文化
刚刚播完各种先模事迹，便是接二连三的防盗门广告。作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愿丧失钱财或生命，便只能时时处处提高警惕：不要让陌生人进家，不要吃陌生人东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等等。这样，当我们用警觉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时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无奈地生活在一个（被假定为）”小人”世界里。因此，当我在瑞士乘公交车发现无人验票时，当我在日本退旅馆发现无需查房时，我心中好一阵感动。我体验到作为大写的人的尊严，体验到（被假定为）”君子”社会的愉悦。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步入这样一个人与人不设防的时代，要到多久才能不按防盗门窗，我无法预测。但相对说来，今天国人已经能在航空旅行中，在餐饮购物时，享受到规范化的职业道德服务了。这给了我们希望，脚踏实地的职业道德建设，正在延伸到其它常德领域，提升着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当然，我知道，即便如此，我们要走的路依然长之又长。
中国传统美德，往往是与现代常德对立的
我之所以强调常德建设的艰巨性，是因为它对我们民族是一项”创新工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支持现代常德的伦理元素：若干所谓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实践中与常德规范恰好是对立甚或逆反的；而作为现代常德的核心理性元素又是传统道德所稀缺的。这便涉及到对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伦理的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限于篇幅和本文题旨，其下只做简要阐述。
长期来，我们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采取一分为二态度，认为可以扬弃其封建糟粕，继承其美德精华，忽视了儒家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本质差异。笔者认为，儒家纲常伦理，也是以圣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标榜的封建道德体系，它的部分规范固然可以被现代家庭伦理所承继，但却难以直接移用到现代道德体系中来，更无法作为常德规范。当然，这里需避开符号陷阱，不能象某些学者那样将传统的良知、诚信、正直、仁爱等概念抽象拿来，赋予其现代内涵，然后大谈儒家的当代意义，称之为”美德伦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等等。我们必须依据传统美德的传统固有内涵进行讨论，才能发现其负面效应，
譬如说诚信吧。在儒家文化中，诚者，圣人之本，信者，君子之德。问题是，诚信作为儒家伦理规范，只是服从于忠孝仁义这些纲常伦理规范，在”六亲”或”五伦”之内为巩固差序社会结构服务的。换句话说，在人伦亲情关系之内，中国人是讲诚信的，欺君欺上无信无义罪莫大焉。但离开特定人情关系，欺骗”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则不一定受到道德谴责。明恩浦以来，来华的西方人都发现中国人缺少诚信的”素质”。有人认为这属丑化国人形象的殖民话语，实际上，这正是国人诚信的另类表现：因为在国人眼中骗”洋鬼子”那根本不叫失信。这种系于情缘的”诚信”，显然有违现代常德所讲的诚信。如前所述，中国人种种徇情失信枉法行为便是由此获得道德庇护的--譬如向亲人透露案情那不正是”诚信”吗？
这当然并非笔者新见，梁启超早就发现中国人”公德殆阙”、”偏于私德”的现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的定义，中国人是”私德”也不具备的，因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国人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譬如当某单位人集体外出乘车时，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谦让，惟恐争先。但当这些人分别同陌生人乘车时，君子之风则荡然无存，人人争先抢座，惟恐落后。更典型的例子是农民。农民一旦离开乡土乡亲，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失效，在良民与刁民双重身份自由转换中毫无障碍。只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说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为了，就是人口贩子汪洋大盗回到村里，也是不受道德舆论谴责的。因此，严格地讲，国人所具备的只是一种在人伦关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这种”群德”在情缘关系内，美轮美奂，仁爱绵绵，情义无限。但这种仁爱、情义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写过百年前国人真实道德状况：一人落难，众人观看。鲁迅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出极大愤慨。而今天，国人”进步”了，已由默默看客变成大声鼓励别人自***的帮凶！因此，当我新近看到某市因围观者起哄叫好导致神经病人跳楼死亡的消息后，只能感到悲愤莫名。这里的关键，是起哄者与跳楼者没有情缘关系；如果看客中有一位是跳楼者的亲属，就可能唤起众人的同情心，这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美德伦理”，与现代常德是格格不入的'，彼此间没有承传关系。
深入探究下去，为什么从儒家美德中推不现代常德呢？这就涉及到对道德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了。与传统文化的君本主义（字面上是民本主义）相适应的儒家道德，没有个人价值概念，是一种维护纲常礼教的义务本位的道德体系，强调的是”克己复礼”。而现代常德则是建立人本主义基础上，承认个人权利合理性，是一种维护公共契约的权力本位的道德系统，强调的是”自律守法”。尽管现代常德也讲良知与诚信，但这种良知与诚信并不只是对人的信诺，更是对共同遵守公共游戏规则的承诺。各种游戏规则，划定的都是利益界限；自律守法，就是在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体现自己利益的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侵权冲动总是难免的，因此，便又逻辑地产生出公平、公正等常德规范，通过维护法的正义尊严来捍卫公民及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显然，这与复礼为仁的儒家道德理念是截然对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及法律维护的都是君贵民贱的等级制而不是个人权益，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自觉维护社会契约的”自律”、”守法”、”公正”、”正义”等等理性道德规范或价值规范。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后，何以会产生现代常德缺位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些规范！那种将道德滑坡笼统归咎于儒家传统中断，完完全全是把错了脉，新儒家开出的药方，是自欺欺人的。
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人的常德建设，是需要伴随教育普及、改革深化、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
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作文【二】
1.多元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是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逻辑起点
如前所述，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中，国际经贸活动的游戏规则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由于国际经济法主要属于任意法，当事人如何选择适用法律将直接决定国际经贸纠纷的发展走向。而各国的法律规则以及各国各地区的国际贸易惯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上述差异与不同构成了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逻辑起点。要增强国际经济法的教学效果，使学生对国际经济法课程形成全面、综合的认识，就必须在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首先强调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的多元法律文化以及彼此间的冲突，再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去发现和体验、整合多元法律文化，容忍差异性对于国际经济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2.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要渗透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
国际经济法所具有的鲜明的国际性和任意性决定了国际经济法课程本身贯穿了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当事人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因此，对于国际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而言，就必须将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作为其教学的核心目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必须建立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在国际经济法的教学过程中，要围绕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通过各种教学法的综合应用，提高学生对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通过案例、问答、角色扮演和辩论等方式，让学生在与实际相似的情景中逐渐、认知和运用跨文化交流能力，从而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3.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要以学生的批判性跨文化思维能力培养为主要内容
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以及价值观等的不同，使得本国或本地区跨文化法学教育的内容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形式，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就我国的国际经济法教学而言，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应以认识能力中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为主。批判性思维能力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常起着举足轻重之作用，以此为媒介，方能祛魅存真，抵达理性之光明彼岸。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教育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加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更积极和更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进程中，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信息的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而每一条纷繁复杂的信息背后必然隐含着一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如何对上述纷繁复杂的信息做出分析、比较和取舍，取决于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当事人是否具备严谨的批判性跨文化思维能力。有了批判性跨文化思维的能力，学生方能正确而全面地分析、理解这些信息所包含的不同民族文化，把握本民族文化与异民族文化的异同，并能在比较的基础上选择学习或者舍弃异民族文化，或其某些成分，从而促进跨文化实践走向理性，实现国际经贸活动的共赢。
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作文【三】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但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掌握却相对滞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学、研究所都开设了国际经济法课程，但由于该课程内容的庞杂性和学科的交叉性以及极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国际性，使得我国在开展国际经济法教学时往往差强人意。
实际上，国际经济法教学不同于其他国内法法学学科教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由于国际经济法是调整不同国家当事人开展跨越国境的经济活动时的行为规范，因此，国际经济法本身就包含了不同国家基于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和宗教传统等因素产生的不同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在当今全球化时代， 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之间因经济上的一体性而不断进行交流、沟通、碰撞、竞争、排斥、渗透、融合，多元法律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互动也越来越频繁、广泛和深入。尽管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了法律的国际化趋向，即法律的“非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缔结全球的多边贸易协定来统一国际经贸游戏规则，但各国法律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使得经济法律的国际化始终是有限的。
在上述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中，西方法律文化又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长时间，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演变和发展，西方法律文化已创造出了一整套能够有力支持市场经济、工业文明、民主政治发展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而这些内容是很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或其他法律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此，我国的学生在学习国际经济法的相关规则时，往往因为缺乏文化背景而对相关规则不能透彻理解，并将之应用于国际经贸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