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对待生气作文【一】
定理二主要阐述了幸福原则。虽然幸福原则不是康德所认为的普遍适用于每个理性存在者的实践法则，但是康德看不否认幸福的作用，并且认为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本性。康德花了大篇幅论述幸福原则、幸福与德行的关系以及幸福之所以不能成为实践法则的理由。
1、幸福原则：一切质料的实践原则本身皆为同一种类，并且从属于自爱或个人幸福的普遍原则。即一切物质的、主观的实践原则都是从属于对幸福的欲求这股基本的原则。出自一个事物实存的表象的快乐，在它应当是对这个事物的欲求的决定根据范围内，是以主体的接受性为基础的，因为它依赖于一个对象的此在。即人们的快乐(幸福它是由人对所希望得到的对象而确定的它是人们的主观愿望、主观感觉决定的，是依赖于人的愿望的那个对象而存在的，倘若人们想要的那个东西没有得到，那么这种幸福便不复存在了。从而它属于感觉(情感，而不属于知性，后者依照概念表达表象与一个客体的关系，而不依照情感表达表象与主体的关系。即幸福是之于主体(人的一种感觉，它不是依赖客观实在而是依赖主体的感觉。
于是，只有在主题期待于对象现实性的那种愉悦感觉决定欲求能力的范围之内，这种快乐才是实践的。但是，想在一个理性存在者有关贯穿他整个此在的人生整个此生的人生愉悦的意识就是幸福，而使幸福成为意志的最高决定依据的那个原则，正是自爱原则。于是，一切质料得原则既然将意愿的决定依据置于从任何一个对象的现实性那里感受到的快乐与不快乐之中，便在它们一并属于自爱原则或个人幸福的范围以内。即这种原则就人们的行动是以是否获得了幸福快乐为依据的。
2、幸福与德行的关系：尽管康德把德行看做人之所能得到的最高的东西，尽管他把先天理性和感性经验对立起来，但他并不排斥幸福原则。
相反，他认为幸福是一个完善的道德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幸福虽然和德行相关联，但它既不是德行的附属品，也不是德行的派生物，如斯多亚派所主张的那样:幸福就是对德行的认识。在康德看来，一个有德行的人，还不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道德虽然是最高的善，但不是唯一的善也不是完全的善。一个有德行的人还应该得到幸福，最理想的情况是所得的幸福和他所有的德行在程度上相一致。不应得的幸福是无价值的，得不到报偿的德行本身虽然可贵。而伴随着应得幸福的德行却最为理想。德行是幸福的条件，其本身必须是无条件得善。所以，康德的德行论并不否认幸福为完满的道德生活所必须。他所着重的不是幸福，而是去研究怎样才值得幸福才配得上去享受幸福，研究幸福的条件是什么，以及这种条件是从哪里来的。
3、幸福之所以不能成为实践法则的理由：由对幸福原则的论述可知，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是不同的，只有自己期待的对象得到了，才算的上幸福，而每个人的对幸福的欲求是不同的，因此，幸福是不可能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普遍法则。
整体来说，康德对于幸福的阐述是基于道德法则基础上的，是辩证论述的，因此，很有说服力。
理性对待生气作文【二】
可曾有过那样一刻，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可曾有过那样一刻，大脑空白，忘却今生；可曾有过那样一刻，永恒灿烂，回味如新。是的，我有过这样一刻，那是开启了人生新的章节的一刻，那是迈上了新的台阶的一刻。
自信是成功的秘诀。猜透了自信的真谛，就算是已定的事实也有翻身的希望。自信是一种力量。一种潜在的、可贵的、强大的力量，有了它，就可以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来。自信是做人的原则。一个人不可能事事顺利，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历经多少失败，都要努力去战胜困难，要像那无所畏惧的苍松一样，傲然挺立。自信是一种拥有，一股勇气。就是凭借着这股激情，我们才能开拓自己的人生道路，尽情描绘明日的七彩世界。
没有自信，越王勾践怎能砍断吴王的'金戈？没有自信，区区西秦如何东出函谷而一统天下？没有自信，百二秦关怎能更换上刘汉的旗号？没有自信，成吉思汗的铁骑又如何能踏上多瑙河的土地？没有自信，几百十战士为何能战死狡猾的敌人？
自信是失败的支柱，是成功的基奠。自信，它给我以勇气与力量，有了它，失败不再追随我，胜利不再躲避我；有了它，生活更充实有趣，学习更富有生机。自信，是一颗火热的太阳，使我享受了它的温暖；自信，是心底的一颗宝珠，什么时候用它，什么时候就会发光；自信，是征途的导航灯，指引我跨过一道道艰险的门槛；自信，是夜晚的灯光，让自己甩掉黑暗的恐惧。
我们要学会欣赏自己，表扬自己，把自己的优点、长处、成绩、满意的事情，统统找出来，在心中“炫耀”一番，反复刺激和暗示自己“我可以”、“我能行”、“我真行”，就能逐步摆脱“事事不如人，处处难为己”阴影的困扰，就会感到生命有活力，生活有盼头，觉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从而保持奋发向上的劲头。“天生我才必有用”。自己给自己鼓掌，自己给自己加油，自己给自己戴朵花，自己给自己发锦旗，便能撞击出生命的火花，培养出像阿基米德“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的那种豪迈的自信来！
自信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夜郎自大，更不是得意忘形，毫无根据的自以为是和盲目乐观；而是激励自己奋发进取的一种心理素质，是以高昂的斗志、充沛的干劲、迎接生活挑战的一种乐观情绪，是战胜自己、告别自卑、摆脱烦恼的一种灵丹妙药。自信，并非意味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成功，而是说战略上要藐视困难，战术上要重视困难，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动手，脚踏实地、锲而不舍地奋斗拼搏，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战胜每一个困难，从一次次胜利和成功的喜悦中肯定自己，不断地突破自卑的羁绊，从而创造生命的亮点，成就事业的辉煌。
自信，并不难寻，只看自己用什么方式去寻找。自信就是扬帆远航的船，纵然孤帆远影，也定能乘风破浪；自信就是原野上巍然屹立的劲草，即使疾风瑟瑟，也依然傲然挺立。纵然天地悠悠，每一个生命、每一种事物都有它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勇气，这就是自信。
大海茫茫，白舸争流，芸芸众生，谁与争锋！朋友，自信吧！相信前面的路，相信自己的能力，奇迹便总像生命的轮回一般，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让自信伴我成长，在生命中绽放光芒！
理性对待生气作文【三】
德沃金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法律理学家之一，在其名著《认真对待权利》问世后再法学界引起巨大震动，也因此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望。浅显地读完这本书后，对其中许多对我而言还比较晦涩深奥的东西目前还理解不透，但对有些论述却让我醍醐灌顶
德沃金作为西方后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之一，其思想无不受“自由”之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对美国盛行的功利主义给予了理性的批判。而自由理念，从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自由就是必须承认自然客观规律与社会规律为前提，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受限制的状态。而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由是人与人的联系的相互尊重与平等，均衡的状态下的自由。而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是以前两者为基础，我认为就是个人的权利。自由无论从哪个角来看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是对于个体而言的，就是“把一个人当一个人”，就是使人不断成为自由体。从这个立场出发，权利就是我们为人之不可忽视和脱离的重要东西，我们不是认真而是应该要很严肃地对待，因为它时刻受到限制和干扰。德沃金很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
他在书中指出：“法律并不是统治者强加给弱者的意志，而是社会共存的保证。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法律应该提供必要的基本框架和规范，使这些问题的争论局限在这些规则之内。尽管立法是民主的过程，但名义上是大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但立法往往通过功利主义的思路论证限制个人权利的合理性。大部分调整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那些法律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它必然体现社会大多数人或一些强者关于社会利益的观点，再严格的立法程序也不能确保少数人的权利不受到伤害。因此，权利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多数人对尊重少数人的尊严和平等的许诺。当人群中的这种分裂作为严重时，如果必须执行法律，那么这个许诺必须是最真诚的。”由此可见，功利主义并不是真的如许多法学家那样标榜的“把每一个人当一个人”在不平等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的社会里，为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限制个人权利往往为我们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为了公共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立法我们到处可见，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欣然接受并且在自觉承受这些的同时将其融入了我们的判断的价值观中。为多数人的福利而限制个人权利往往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一个平等的社会应该谨慎注意个体的权利，更应该认真对待之，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的权利。德沃金这一论述其实回答为什么要认真对待我们的权利这一必须让我们所有人重视的问题。
那么，继续追问我们该有什么权利呢？显然自由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是不同态度。德沃金从对权利的概念分析作为切入点，回答了这些复杂的问题。他认为在不同的背景下权利的内涵是不同的。“当我们说某个人有权利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含义是，如果别人干预他做这件事，那么这种干预是错误的，或者至少表明，如果为了证明干涉的合理性，你必须提出一些特别的理由。”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到，说一个人有权利做什么事情，和说他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有着明显的区别。德沃金认为，真正的权利必须是能够做某些事情的权利，尽管在社会多数人的眼里这样做事错误的，甚至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使多数人的境况比以前更糟糕时也是如此。即使是为了普遍的社会利益或为了保护多数人希望在其生活的任何一种环境，政府也不能否认这种权利。在以公民的言论自由为例子，他谈到，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即使政府认为公民要说的话所带来的坏处大于好处，政府阻止他们发言也是错误的。 德沃金这种比较激进的权利含义意在提高人们对政府及公权力的警惕，因为他们是个人权利最大的威胁者。英国思想家洛克的：“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不受限制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主义其实并不否定这一说法，也没有形而上得认为自由就是为无限的。德沃金同样认为权利也不是无限制的，还是要受到必要的国家限制。他认为在一个民主制度下，每一个公民都负有必须遵守全部法律的基本道德义务，即使他不喜欢那些法律并希望它们尽快得到修改。他的这一义务是对他的同胞所负有的，因为大家都在服从同样的法律，可能其他人也对法律存在抱怨，但是稳定的法律秩序，没有人去违背法律。不过接受法律限制和责任并不意味着剥夺公民的反抗政府的权利。
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德沃金认为个人首先有对抗政府的权利。在作者成书的背景来看，当时越战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而许多美国人认为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合理导致了遵纪守法的公民的生命的牺牲，而这被誉为为国家利益而战的外交鼓动辞令的背后却是政客滥用了人们赋予国家的权力的后果。从美国历史来看，这个一直崇尚追求自由的国家，在建国一开始就一直对政府的问题保持着无比的小心和警惕，一部美国宪法的起草建立过程，就是当时各州在为保障来之不易的自由和人权护航的准备过程，立宪会议的55位国父们争吵不休，核心争论是政府该怎样建立，为谁建立，以及它的权力该怎么限制。到了后来，最终达成妥协。美国宪法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实质建立，但是更具深远意义的是这个民主的国度确立了个人自由的权利本位的思想，将对政府的怀疑和警惕深入到国民心中。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它的本质是为人民挑选出来为其服务的机构，而不是干预和限制个人的自由。所以，公民的自由的维护，现实中必须在立法上赋予公民对抗政府的权利，这种对抗不是以一种激进偏激暴力的方式，而是以一种平和的，法律赋予的形式予以制约。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一脉相承地对政府予以理性的警惕和规制，尽最大可能性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在有这一传统的国家里的法理学家，更是作为自由主义学者的德沃金自然而然地会在这一基础上加人深入的论述。这这本著作中，也可以在多处得到体现。
其次，德沃金认为应该认真对待的另一重要的权利是平等权和自由权。这是从个体人本位并且是个人最为基本的权利，也是其他的个人权利的基础。德沃金核心的概念并不强调自由而是平等，他认为在政策决策中，自由权的分量不能和平等权相抗衡。同时在其著作中他对自由也作了区分。许可的自由和作为对立性的自由。前者指个人不受社会和法律的限制去做他希望做的事情，而后者则指人作为独立平等的人的自由。他指出：“好的法律，如禁止谋***的法律也以同样的方式限制了它，而坏的法律，如禁止政治性演讲的法律，则更大程度上限制这种自由。”这两个概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受到社会和法律过多的限制，那么，至少这是一个有力证据，表明他在政治上附属于那个向他发号施令并强加诸多限制的集团，就是我们所说的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从两种自由的区分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对于作为许可的自由来说，每一项法律制度都削减了这种自由，不存在一般的自由。作为自由权只是一种比较弱的意义上作为独立性自由。由于每一项限制自由的法律都会侵犯这种自由，这种自由权在政治争论中不会有太大的说服力，不能与平等权相抗衡，而根本不存在普遍自由权。 而对于平等权，他认为“平等权意味着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是德沃金认为的最高政治准则。如果政府更否定了公众的平等权，就意味着把一个人不当人来对待，或者给予他人的关心少于其他人对的关心。由此看来，政府必须不仅仅关心和尊重人民，而且必须平等地关心和尊重人民。它千万不要根据由于某人值得更多关注从而授予其更多的权利这一理由而不平等地分配利益和机会。它千万不要根据某个公民的某个集团良好生活的概念更高尚或高于另一个公民同样概念而限制自由权。”
有人认为对人的平等保护也不是绝对的，个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有时候在实践中不能完全行得通，或多或少会与我们的社会政策相冲突，法律就会做出对个人平等保护规范以一定的限制。我觉得，这些限制虽然在功利的角度来看起到了很大的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的作用，但是对于其合理性我们应当予以怀疑，机会的平等并不能保证结果的平等，也并不一定能保证实质的公平正义。法律给予人平等的保护，或许有可能是在平衡一些机会不平等的状态，以求权利人起点的公正，而对于那些被限制的有更大机会优势的人而言，这种的'平衡其实功利地对其权利予以伤害。
从这两种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权利来看，其实是在外和内两个语境将权利和法律联系起来。德沃金的“权利论”在这两个方面出发，很好得批判了百年来西方法学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内在缺陷，确立了权利的地位。同时，对法理的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位阶作了调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法律要想受到尊重，必须寄托着人的一些美好的理想理念，一则我们的政府要认真对待法律，忽视法律就如同忽视其建立的根本，没有区分法律和行政命令，同样是野蛮的行径，否则就无法构建人们对于法律的尊重。同样，政府不重视或不认真对待权利，同样也就意味着没有认真对待法律。二者作为个体的公民要积极为权利而斗争。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权利的本质是斗争，为自己也为他人。只有理性的斗争，我们的权利才能扩大，我们的就越有我们追求的自由。也许我们只有在斗争的争取中才能明白“法律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为了我们想要做的人和我旨在享有的社会。”
理性对待生气作文【四】
庄子，闻一多称庄子为“最真实的诗人”,“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正是庄子诗人般的性格造就了其与哲学浑然一体的别具一格的美学理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由此可见，畸人在庄子看来仅是异型人，形容状态上与普通人略有不同，庄子描述这些异形人并不是为了展示现实生活的丑陋，而是通过特殊的外在与他们闪光纯洁的内在进行对比。，“大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不止也。’就像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塑造的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
作者从理性与非理性的角度，切入哲学话题，丑是对于美学的辩证否定，并非完全否定，其中有一章节着重在描述，审美现代性与审丑，现代艺术在传统美学的观点看来，舞台上的`错乱与歪曲鄙丑都是现代艺术的表达形式，大众传媒主导了传统美学思想的发展，而近现代大众传媒的对于传统的冲击力，变转了美学的传统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将扭曲与错乱艺术近乎发展到顶峰。
丑并不应仅仅作为美的附属，丑从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美学的辩证组成部分。
理性对待生气作文【五】
提起西方哲学上的两大重要人物，一个是柏拉图，另一个就是康德。虽然说康德思想很多都陷入绝对性，被同时代和后世所批判，尤其是黑格尔的修正，和叔本华的“另辟蹊径”但康德哲学奠定了近代哲学的根基。
先简单介绍一下伊曼努尔·康德的生平，生于1724年4月22日的东普鲁士哥尼斯堡，自幼养成了一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情操。在哥尼斯堡大学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除讲授物理学、哲学外，还讲授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火器和筑城学、自然地理等。1770年，他由讲师升任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并一直保持这一职位至退职。18世纪80年代，他曾两次出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他终身未娶。1804年2月12日去世。康德生活作息的规律性，使被不同时代人们所称道的。开始我还有些怀疑，读了《实践理性批判》之后，我深深地相信，读他的书尚应在固定时间下潜心研读方可，更何况写书者。
我选取《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出版的118-144，作为读书笔记的读本。
先说明康德对《实践理性批判》的预设。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将意志自律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个先天综合命题的解决，延伸到《实践理性批判》中，引向自由意志的自己立法，确定了自由意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按照康德后来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的说法，实践理性批判应当阐明的只是纯粹实践理性，并为此而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如果它在这一点上成功了，那么它就不需要批判这个纯粹能力本身。“因为如果理性作为纯粹理性现实地是实践的，那么它就通过这个事实而证明了它及其概念的实在性，而反对它存在的可能性的一切玄想就都是白费力气了。”
在泛论中，《实践理性批判》中对道德律的论证主要是在“辩证论”中提出的。纯粹理性是辩证的，即易受到一种不可避免的幻想的或实践上对于行动的关系。他要求有一切条件的绝对总体作为任何出现为有条件的东西的必然的先决条件。可是有一切条件的这个总体不能在现象范围内找得到，理性就进行在物自体的范围里来寻找。为了能进行纯粹实践理性辩论，需要假定意志是由一条普遍规律的形式而不是有任何内容所决定的。至善有两种成分，德行的实现，和完整的幸福。“如果道德律作为至善条件也已经被包括在至善概念中了，那么就不仅仅至善是客体而且就连他的概念及他的通过我们的实践理性而可能的实存的表象，也同时会是纯粹意志的规定根据了。”(P119-120即是说，唯一纯粹的动机就是道德律本身，因为如果意志是为一个称为善的对象所决定，他就会不是纯为道德律所决定的了。
至善不仅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最大的道德的善与最大的幸福一致。至善是纯粹实践理性在其实践应用中基于理性需要设定的一个至上的无条件的客体,它是纯粹实践理性的整个对象;然而，至善不能因此被看作意志的决定根据,意志的决定根据必须始终置于道德法则之下,而至善只是道德法则在决定意志的过程中促进和实现的一个客体。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道德律的论证主要是证明一个上帝的必要性;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增加了一个灵魂不朽的必要性。
至善意指无上、完整的东西,它包含德行(即无上的善和幸福:“德行和幸福一起构成了一个人对至善的拥有”(P122。德行是我们追求幸福的无上条件,即只有德行才使得我们有资格得到幸福。但是,人作为感性世界的成员,幸福必然地要成为他普遍欲求的一个对象,为此至善要成就其完满性就必须包含有幸福。然而，“幸福与德性是至善的两种在种类上完全相异的`元素，从而它们的联结是不可能以分析的方式被认识到的……”(P12。因此,幸福与德性只能以综合的方式即依照因果性法则被认识到。于是，“或者追求幸福的***必须是德行准则的动机,或者德性的准则必须是幸福的有效原因”(P125。但前者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道德上只有道德法则而不是幸福才能成为意志的决定根据;同时后者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作为感性世界的成员只能受到自然法则而不是道德法则的决定。所以,“德性的准则成为幸福的有效原因”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指望的。于是,纯粹实践理性在设定至善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践上的二律背反。
德行虽然不能必然地和幸福相联系,但至少可以把它与一种类似于幸福联系起来;于是,包含德行与幸福的至善,对有限理性的人来说如果不是必然的,至少也是可能的,亦即至少可以成为我们不断追求从而不断接近的一个目标。于是,如果我们设定至善在这个世界中是可以完整地实现的,亦即设定人类意志在理想上是可以完全切合道德法则的,那么就必然地要导致三个公设,即:不朽、自由和上帝。
《实践理性批判》的“辩证论”第IV部分讲“灵魂不朽，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悬设”，说到人的“意志中意向与道德法则的完全适合”是“至善的至上条件”，但这个至上条件又只有在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努力的“无限进程中”才能设想，而现实的人类又都是有限的，所以就必须悬设一个灵魂不朽。灵魂不朽这一理念在此是为了让有限的人有可能完成自己的道德使命，即让自己的意志做到完全符合道德律，而设定的，它不仅意味着“来世”，而且意味着永恒的道德努力。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灵魂不朽的设定只是为了让德福一致(至善有一个在设想中可以实现出来的“理知世界”而设定的，它就只意味着“来世”。“由于感官世界并未向我们显露出那种联结，所以必须假定那个道德世界是我们未来的世界。所以上帝和来世是两个按照纯粹理性的原则而与这同一个理性让我们承担的义务不可分的预设。”
第V部分“上帝存有，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悬设”，明确地将上帝的悬设从灵魂不朽的悬设中推论出来：“正是灵魂不朽这条法则，也必然如同以前那样无私地只是出于不偏不倚的理性，也就是在与这一结果相符合的某种原因的存有的前提下，而导致至善的第二个要素、即与那个德性相适合的幸福的可能性，亦即必定把上帝实存悬设为必然是属于至善(这一我们意志的客体是与纯粹理性的道德立法必然结合着的的可能性的。”
如何由灵魂不朽的悬设导致上帝实存的悬设?这就是要把灵魂不朽视为我们的道德“义务”的必要前提。我们的道德义务是追求“神圣性”，以便使自己完全配得上幸福，这就必须设定灵魂不朽和上帝;但这样一来，上帝就不单纯只是将德性和幸福加以摆平和合理配置的全知全能者，而且也是全善者，亦即引导人类不断提高自己道德水平的教导者。但康德的上帝不是神学家所信仰的上帝，也不是之前哲学家所论述的不可知的上帝。他是从道德实践要求肯定上帝的存在。他把上帝从知的世界拉到行的世界，从知识世界拉到道德实践世界。所以康德从善的必要性上，论述了上帝的可能。它“不应当只是包含自然与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某种意志法则协调一致的根据，而应当包含自然与这一法则就他们将它建立为自己意志的至上规定根据而言的表象协调一致的根据，因而……还应当包含与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动机的他们的德性、即与他们的道德意向协调一致的根据。”
读完康德的第二批判，将其放到想想西方哲学史中，梳理一下思想脉络。我是从黑格尔开始，进入哲学思辨的世界的。再看康德的书时，多少有些黑格尔的理解。以致期间有段时间对于康德的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有些误读。不过，综观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演进，就好像荣格对弗洛伊德的修正。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与世界精神，为康德找到了安放理性的社会历史的基础。而且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到黑格尔的美学，再到福珂、海德格尔的艺术归家，哲学也便进入到艺术的先验想象中。当然这是课程实践理性批判之外的了。不过本学期确实收获很多，也使我找到了近代哲学的发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