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是闹花灯的日子,文化广场里正在闹花灯。
进去一看,哇!里面的灯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简直是个灯的海洋!看了这么多美丽的灯,我也想亲手做一个。回家后,我找出一个有提绳的透明的长方体塑料酒盒、一张硬纸板、一瓶乳胶、一张广告纸、一根铁丝和半只蜡烛。我先在酒盒底部的中间用锥子钻一个小眼,把铁丝伸进去,里外都打一个小结,把它固定住,把蜡烛插在铁丝上。再把硬纸板切成略大于酒盒底部的形状,涂上乳胶,粘在酒盒底部作底座。又把红黄两种颜色的广告纸分别剪成两条龙的形状,把它粘在灯笼的四面。为了让灯笼更好看,还要在底座上涂上喜庆的红色。
最后,把蜡烛点着,盖上盖子,灯笼就做好了。爸爸看见后夸我做得好,我又给它取了名:龙灯。
这个星期,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了两个灯笼,一个灯笼是大大的兔子灯,一个灯笼是普通的灯笼。
我来说说我和爸爸做的兔子灯吧!那一天,爸爸拿来了许多铁丝’我问:“这些铁丝是干什么用的?”“你不是说要做一个灯笼吗?”我拿来铁丝做兔子灯笼的架子,“我能帮忙吗?”爸爸摇摇头说:"不行,你还没有这么大的力气,你在旁边看着,以后长大了可以自己做兔子灯笼。”我只能坐在旁边观看,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上前去给爸爸递工具和铁丝,兔子灯笼的架子做好了。接下来,爸爸让我拿来一些纸把兔子灯笼封死,这下我可以帮忙了,爸爸把纸剪下来,我把纸的边缘弄上胶,这样下来这兔子灯笼基本完成了。可还是有点不好,原来它的眼睛和鼻子没有,咱们拿来水粉颜料,把兔子灯笼的眼睛和鼻子画上,这样一个真正的兔子灯笼做完了。
哎呀,做一个兔子灯笼真难呀!
虽不似昴日鸡,爱花冠而终日理。人们喜欢美丽的头饰,喜欢帽子,倒也算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牙牙学语的娃娃若哭闹,买顶绒线帽子哭声就止住了;正值青春的姑娘受了挫,买顶漂亮帽子信心就回来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心中闷,买顶毛呢帽子心底就暖和了…
连高大的树冠算着,一切冠帽之中,我爱华丽的鸡冠,玉洁的冰封,同一顶盖在头上用处迥异的小帽。提起帽子,就会想起被团成一团的红色毛线,自己兴高采烈拆帽子的乐趣;就会想起温暖的感觉,仿佛曾被包裹的'脑袋;想起母亲微撇的双眉,同嘴角藏不住的一抹浅笑;小路上想起火又辣的太阳;医院拐角处想起过去担忧的自卑;在家中想起各式各样的小帽,冬天的毛线帽,夏天的鸭舌帽,草帽。真的,帽子的缘结的太多了,记忆里网着的就都是。
记得曾经的雪日,最期待的并非打雪仗,堆雪人,却是这一日能在上下学路上正大光明地扣一顶粉丝绒小帽又不被家长责罚。还未出家门,总能听到母亲的叮咛:“路上冷,戴了帽子去吧。”而后便见母亲笑盈盈携了帽子走出,戴在我毛茸茸的头上,再替我细细整理,抹去了挡住视线的碎发,才放我出家门。走在路上不管身子有多冷,脑袋上却总裹着一片暖意,似是顶了一个小太阳。那种温暖的感觉,是一直思慕着的。
犹忆去年秋天,我动了个手术。手术虽小,但要求剪去部分长发。我曾试着抗议,最终也因医生坚持妥协了。可惜剪了头发后终是难过,就一人在床前不语,目光略滞。母亲瞧见了,不知从何处变出一顶鸭舌帽戴在我头上,灵巧的手翻飞着,三两下把我的短发压入帽中,又找来镜子推给我看——镜中人发型利落,恰似少年。那一瞬只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如此,在我十几度春秋中便已通过母亲收到数顶帽子,却未曾送出半个,怪哉!
几日前,无意间瞥见母亲在梳头,我悄悄窜去她身边,正看到她草草挽起了凌乱的发丝——其中竟夹杂着十几根白发!我愕然。许久之后,我又蹑手蹑脚跑去取了一顶贝雷帽回到母亲身后,轻轻为她戴好,一如儿时她对我一搬温柔。蓦地,母亲瞧见了我。你看,她正勾出浅浅笑容,我愿就是那其中的一份笑颜。
唉,壮,如今帽子越来越多,虽然颜色不一,款式各异,但深情几许,尽在送帽人的心意里。
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女性主义的情况下,中国近期的电影却鲜少涉及这一主题。中国没有女性主义吗?《七月与安生》还有目前没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甚至《大鱼海棠》都有涉及到女性主义,但是无一例外,这些电影的女性主义视角并不突出。
所以,今晚,我们来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谈部老电影。
《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改编自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
“红灯笼”这一意向贯穿整部电影的始终,可见,其象征意义绝不简单。影片中,每当红灯笼被点亮,被挂起的时候,就意味着有新人要进入这个院子了,意味着有人要得宠了,有人可以点一份自己喜欢的菜了,同时也意味着有人要失宠了。仅仅一个红灯笼,却几乎牵扯了这个死气沉沉的大院中所有女性的神经,此时的它代表着权利,代表着地位,就是不像红灯笼。
红色给人的感觉是热烈,是激情,是情欲。影片中,只有被陈老爷点中的院子才可以点红灯笼,陈老爷的到来意味着性,而红灯笼就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性暗示。在这种暗示下,女人不得不顺从男人,因为男人决定着女人什么时间可以有性,什么条件下才可以有性,女人在这种压抑下渐渐沦为男性的玩物,而在以陈老爷为代表的男性眼中,院中女人确实只是性玩物而已,因此,雁儿活着陈老爷可以明目张胆的占她便宜,雁儿死了陈老爷连见都没见一面。对于男性来讲,薄情是生理决定的。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就是高高挂起的性,大家心照不宣,却又无人不心知肚明。在这种直指女性的暗示下,女人在这个红灯笼下变得一丝不挂,其自尊也被一点一点燃烧殆尽。红灯笼凭借着男人的特权愈加鲜红,在这种情况下,女人只能“以色事人”,只能“你算计我,我算计你”。性压抑压抑的绝不仅仅是女人的本性,还有女人的尊严、善良。从这个角度看《甄嬛传》,后宫的争斗就更好理解了。
南唐以来,女性的另一苦难就开始了,那就是裹小脚。几千年以来,脚成了另一束缚女性的工具。电影中并没有涉及裹小脚的画面,但没出现就意味着男性不再关注女性的脚了吗?当然不是。
颂莲刚刚入府,迎接她的不是老爷,而是捶脚。捶脚那在陈府可不是小事,在他们的规矩里,脚要被精心缝制的红绸子盖好,就像盖着红盖头的新娘,外人可是不可以看见的。捶脚有专门的人服侍,有特制的工具,它会发出急急令般的声音,整个院子的'人都听得见,可见其待遇级别之高了吧。所以,就连受过新式教育的颂莲也被其俘获了,为了捶脚,她绞尽脑汁,耍尽手段。在某些情况下,人性的恶显露无疑。可悲,可叹。而回想颂莲刚入府时,陈老爷是怎么给她解释捶脚的,他说:“女人的脚捶好了,才能伺候人。”哈,原来还是脚。
当女人的脚被一层一层裹上,女人行走甚至站立的权力就已经被剥夺了,一个不能站不能走的女人除了依附男人还有别的选择吗?而当影片中的女人越来越依赖于捶脚时,其命运也在那一声声急急令般的捶脚声中越来越无法被自己控制。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波伏娃的话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电影唯有比生活更真实,才会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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