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李鸿章传》颇有感触,不禁赞叹梁启超国学功底之深和文采之非凡。他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以及中西对照的写法,使读者在了解李鸿章生平的同时,也使人对当时国民性和国人的劣根性有了初步了解。
作者一开始并未直接给李鸿章盖棺定论,而是要读者树立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评价一个人并不能单纯的说他是好或者坏,而是应该站在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处的位置去看待这个人。以前在我对李有粗略认识的时候觉得他实在是卖国-贼一个,然而看了此书之后觉得李的内心是爱国的,其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没几个人可以超越。虽然也知道李也有过错,但是李确实是可称为一代豪杰人物。
一开始李投奔于曾国藩门下,在围剿”义和团”战斗中其军事才能崭露头角,用兵谋定后动,料敌如神,还和曾等人一同建立了淮军和常胜军,且其品德气量也为人所道,故作者评论说:“按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后来又写李兴办洋务,实乃为了救国图存而已。他所办的洋务,主要在军事和商务两方面。然最主要的还是军事,他创立北洋水师舰队,成为中国水军的主力。
作者也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代表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就是李“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从此李的外交生涯开始,然而这也是他人生的失败之处。后人多因此事而骂李之卖国,“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虽然李之外交确实不够英明,然而这实在是被-迫无奈之举,要知道“弱国无外交”。试想当时中国之处境,李之举措实在是迫于无奈,后人也应该可以理解吧。晚年是李的投闲时代,在朝中没有居其要位,被派去治水,到了“义和团”起,李又被重用。实在是说明李在当时中国的重要性。最后作者客观地把李同许多历史名人相比较,李也是有长有短,说明作者治学严谨,也说明李虽为当时英雄,也有缺点。从中我们可以更加客观的看待李,看待历史。
我对于李的评价是功过参半,但是我还是十分佩服他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图有一腔爱国热情,但是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无药可救了,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做到像李这样吧,当时国民的愚昧麻木,实在是让人心寒。即使有人想救你出去,你却安于现状不愿改变现状,这实在是叫人悲哀。李就是那个想救国的人,然而黑暗的社会终究不能让他实现心中的抱负。
但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终究是好事,为了国家的强大而拼搏也是让人敬佩的情操,因此不管怎样我还是敬重李的,至少我们也应该向他一样树立自己的理想并且为之奋斗。
我推荐读梁启超先生所著《李鸿章传》。
其是一本小册子,已经数次陪同我去往各地了。随手读几页,总会觉得这几页很值得一读,再翻,亦觉如是。不要担心梁启超先生所言文言难懂,其实民国时期已经近今,稍有基础,就能读些东西出来。
于我读出什么呢?一是对历史人物平静评价的氛围。梁公和李鸿章是见过的,是有过交集的,政治路线是有分歧的,但未见梁工在其中加以过多情绪,若旁观者娓娓道来,言辞的激情皆用来描绘所记之事发展的跌宕起伏,而不用在宣泄个人情绪上。所以描写很精彩,如写甲午海战一处,文中若有景有声,不由得长叹“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裹着悲情的豪气油然而生。
二是对李鸿章生平和性格的再认识。其生平不可谓不精彩,是曾公弟子,在军事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数立军功,又办洋务,领外交,声名从中国走向世界,确是晚清极具看点之风云人物。梁公于多处表达李鸿章面对时代发展的车轮,为求减一点速只身挡车,是个悲情英雄。
我们难以知道李鸿章直面历史巨变所看到的细节,也难以了解影响其决策的真相。但读到各国不断以“均势”要求清政府割让土地的时候,从中浮现出了一些道理:一言之虚,百患丛生,一事之虚,为害终生。大厦将倾,国之不国,根基松散,如何成就起不朽的建筑,与其处处斜撑,不如就推倒了,打碎了,重新建立,可这何尝不是一个漫长而又苦了百姓的过程,也岂是李鸿章一人能做出的决定。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谥文忠。清朝末期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同时也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
在梁启超的《李鸿章传》里,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李鸿章,而不再是对其一味的贬低,里面一句“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仅肯定了他的才华和见识,也让我们看到其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
书中,梁启超对这位饱受争议的人物评价颇高,开篇就是“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针对世人人对李鸿章的贬讽,梁启超用客观的事实,理性地定位李鸿章,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
做为政治家,李鸿章是晚清统治阶层里为数不多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见识超出同侪,也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于是他倡导洋务运动。他也是中国近现代化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洋务运动时期他开办工厂,修建铁路,建设海军,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留洋……但由于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他被当时四万万国人咒骂着及后世之人痛斥着,而他的功绩也在无形中被否认了。
纵观其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但是在皇权体制下,他没能实现其抱负,反而招来国人对他咒骂痛斥,这不能不说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这也是李鸿章充满悲剧色彩及争议的原因。
看完书之后,感慨颇多,心中也难以掩盖对李鸿章的同情和惋惜,生不逢时的他,承受了太多的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在灯枯油尽之际,还被迫与俄国公使签下密约,还仍放心不下国家…。这一切都深深的打动了我。
最近读了《李鸿章传》,李鸿章在近代史上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所谓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议和为李鸿章罪。李鸿章早年师从曾国藩,平太平天国中,始崭露其军事天赋,及至平捻军,已经接替了曾国藩的地位,实为汉臣第一代表。而后致力于洋务,尽力数十载,建立了近代的工业和军事体系,而甲午一战,其苦心经营海路诸军毁于一旦,即是宣告了洋务的失败,从此而来的是中国地位的彻底沦落。之后李鸿章以年过七旬之身体,奔走于各列强之间,尽力维持,而为世人所诟病最多的,也是在这最后的七年。
梁启超从李鸿章未达以前即其时的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要等几个主要阶段和方面对李鸿章进行解读。每一事提及成败,必以李鸿章当时所处的实境,分析他的行为决策,而不以简单成败论,力求客观公正,不无理智与智慧。及至甲午战败,是为李鸿章个人名誉之转折点:当中日战事之际,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身无完肤,人皆欲***。而梁启超颇有英雄相惜之情:彼苍者天,此前所以宠此人着何以如是其忧,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泚笔至此,不禁费书而叹也。悲戚之情,由是可知。
梁启超写李鸿章,可谓实至名归。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梁启超和李鸿章所处时代相距不过几年,甲午战争败,则维新变法兴。梁启超和李鸿章同为救国于水火奔走,国势之衰微,实为共见。然梁启超惜李鸿章之视野狭窄,只知西人所谓坚船利炮,而不知政治人心。“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吸取李鸿章的教训,从变法入手,寻求救国之路。梁启超写李鸿章,也是写出了自己变法的勇气与决心。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梁启超本人也是毁誉极多,支持过变法,也与孙中山有接触,支持过袁世凯,又鼓励学生蔡锷反对袁世凯,又一手促成五四运动。诟病者认为梁启超善变立场不坚定,投机。而我认为梁启超变得背后,只是在不断寻求救国的方法,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是真切而认真的。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是一句惊醒,让我们不要盲目以成败论是非功过,也让我们做人做事,要有自己的勇气和判断。
春节这几天看完了英国人布兰德的《李鸿章传》,算做个读书笔记吧。我在拿起这本书之前就定了一个想法,算是有目的阅读,即我想看看在一个组织面临生死变革的时候,其中核心人物为何难以破立而只在做“糊裱”工作,只是无意义滴做了延长沉船时间的挣扎?这种困境是否也会在今天的银行业变革中重现?至于李中堂到底是中华民族的“卖国贼”还是大清帝国最优秀的“掌舵人”,这些都不是我所关心的。
看完书后,不敢说已经有了答案,但至少我有了以下几点体会:
一、完成认知升级是一个突破,但转变心性是更重要的突破。李中堂比他同时代的所有人都幸运,他最早接触到洋务,并在与一批洋人共事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中外技术上的差距,而在随后的洋务、外交生涯中更加了解了大清国所处的局面。
在这个层面上,李鸿章可以说相较当时迂腐的满清政坛,完成了一次认知升级,他是高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存在。他兴洋务、办北洋,周旋于列强,可以说在他掌舵的那十年大清多少还是有了一些新气象。但一次甲午海战就将所有努力摧毁,而这,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必然。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李中堂的认知虽然完成了突破,但其封建体制的心性毫无改变,也就意味着他所能带来的变更只能是面子光鲜而动不了体制本身。其结果必然就像是李中堂自己创建的北洋水师一样,看上去船坚炮利实际上腐败中空经不起考验。
虽然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不对付,但同样作为大清朝中的洋务派,一个掌北洋,一个掌南洋,在许多观念上还是一致的,比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李鸿章身上就表现的同样明显。
尽管李鸿章在处理洋务在与洋人周旋的过程中显得很洋派得体,但李中堂有一种天生的骨子里的高傲,书中这样说:“当他小心谨慎地建议和洋夷和解时,他自始至终都相信中国社会和政治传统在伦理上的优越性。”
这就让李鸿章这个倡导变法的先锋人物,在处理涉及到朝廷方面的具体事务的时候,又无可挽回地成了坚定的保守派,他总是奉行先例和传统。所以李中堂的改革努力就好比鸠摩智用小无相功催动的少林七十二绝学,看上去一招一式都有那么点意思,但终究不是我少林正宗。
形成简单的认知其实不难,就像现在我们能够肥肠直接地感受到银行业的日子不好过,也能通过自身亲历发现银行的客户及业务的流失,所有银行人包括非银行人都明白,不搞转型不搞变革肯定就是死路一条,可是这种认知到底停留在怎样一个层面呢?仅仅是认知还是身心都已经准备好了?大清国的立宪是真立还是预备十二年再说?要知道,中华民国可等不了你十二年。
二、让时间来解决问题是一种好思路,但解决问题是更要紧的思路。李鸿章之所以被教科书定性为“大卖国贼”,主要是两方面,一来他是坚定的主和派(教科书里好像告诉我们面对外敌主和的都是奸臣),总是站在洋人立场说话;二来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李中堂代表清廷签订的。
而在阅读《李鸿章传》时我发现,李鸿章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只是因为他虽然单方面地认为自己无比优越,但却清晰地认识到大清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时已经毫无防御之力。正如书中最后两段描述的那样:李中堂在奉命掌舵前,中国这艘大船已经漏水,许多时候他为了保证这艘破船还能继续航行,不得不扔掉包括领土、主权在内的一些货物。
但李中堂绝对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绝没有说反正比不过洋人干脆破罐子破摔,或者干脆撂挑子走人,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一生有那么多次力挽狂澜解救大清于危难,延续清廷命脉。在我看来,李中堂解决问题的思路恰恰也就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同志的思路——发展才是硬道理——既然无法硬碰硬地直接解决问题,那就先搞发展,一切等发展起来了或许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又或者这个问题就可以轻易地解决了。改革开放算是摸着石头走过来了。当然,解决了当时的很多问题,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同时又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国力上来了,人民整体富裕了,这就是一种成功。然而,李鸿章的思路却是走失败了。背后的原因就不能不提满清的官僚体制问题。
李中堂所在的时代,官僚选拔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就是靠对那么几本圣贤书的感悟理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大多数中国的经世之道都肥肠简单,其中微妙之处在于它们的应用,这种应用在传统官僚的务虚体系范围内没有问题,可以玩得很溜。
可是要知道,当李中堂要兴洋务图自强的时候,即走向变革需要务实的时候,这种非技术官僚可能即没有前文所提及的认知上的升级,更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就像书中所说极度腐败。他们最大的本领就是包装成绩以讨得太后老佛爷的欢心,至于虚假繁荣的底下到底有多不堪,大家心照不宣一起捂着就是了。
如果当年的北洋水师启用洋人教官,带来真正的现代军事化管理,或者就是交给像袁世凯这样能够后来在小站练兵的,而不是丁汝昌这种只有忠义却没有办法的行政官僚,或者甲午海战会是另一种局面。
十多年前,银行启动金融改革的时候,有许多矛盾和问题也是不需要直接去解决的,而是通过快速发展自然就过去了。但今天,银行改革的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这些问题是否还能随着时间发展而自动消失,恐怕不是“半部论语”可以解决的。
聊点题外话
李鸿章谥号“文忠”,与他老师曾国藩的谥号“文正”仅相差一字。在我看来,恰恰就是这一字之差,足以说明李鸿章确实不如曾国藩。李中堂得不到这个“正”字,恐怕多少和他自己参与贪腐有关吧。虽然在那个时代官员贪腐可能不算什么大事,但因为个人私利而阻碍了国家进步,说起来这不就是触动灵魂的改革的难度所在嘛。
而这个“忠”字即为李中堂赢得了太后老佛爷的信赖,同时也将李中堂死死地限制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这个角色中,这种狭隘注定李中堂是“那个时代社会正常而自然的产物,所以他不可能去重塑这个社会。”
李鸿章再牛也就是个凡人,他不能突破时代和社会带给他的桎梏,那他主导的变革结局也只能是让大清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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